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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吳佩芳 口述 ，張持堅 整理
<strong>當年建襄小學
<strong>今日建襄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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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和建襄小學相距不遠的是市重點市二中學，建襄學生考到市二的比較多，入校後老師反映也都不錯。市二的校領導覺得‘好奇’，便特意來拜訪我，說你們是幾所民辦學校合併的，生源並不是很好，可為什麼學生的成績和品德比一些老牌的公辦學校還好？我說，沒什麼決竅，就是三個愛：愛學校，愛老師，愛學生；還有六個字：教好每一個學生。”
<strong>——建襄小學創始人吳佩芳
人物鏈接
<strong>吳佩芳，1930年8月生於蘇州，18歲嫁到上海。新中國成立後，她到居委會工作，任居委會文教副主任。1958年起響應黨和政府號召，和另兩位老師一起創辦徐彙區建襄小學。她於1992年退休，被聘為建襄小學名譽校長、上海市教育系統勞模聯誼會副會長、上海市普教系統義務講學志願者協會副理事長。
吳佩芳
我的老家在蘇州，家裡很窮。雖然我很想讀書，無奈5歲時父親就去世了，家裡生活全靠母親幫人家洗衣、做鞋維持。儘管這樣，母親還是咬牙讓我讀到了三年級。可收入實在太微薄了，尤其碰到下雨天，沒有人家要洗衣服，家裡就會揭不開鍋，母親無力供我繼續讀下去。
18歲那年我嫁到上海，不久到居委會幫忙。那時居委會向居民代售電影票，我負責收錢，買的人多了，賬就算不清。這樣的尷尬事一多，迫使我下決心學文化，否則怎麼跟上形勢為建設新中國出力呢？我報名參加了婦女識字班，白天忙工作，早上、中午忙家務，晚上去上課。我很珍惜讀書的機會，從不遲到早退。掃盲結業後，又繼續讀補習學校，一直到取得初中文憑。
上世紀50年代，掃盲班老師在上課
（上海市檔案館藏）
76個孩子上學沒著落，我想挑頭辦學
1958年的時候，解放初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陸續到了入學年齡，再加上國家動員家庭婦女走出家門參加生產建設，又把小學入學年齡提前了一年，上海的教育資源面臨很大的挑戰。公辦學校本來就數量有限，再怎麼挖潛也滿足不了需要，不少家長眼看著孩子入不了學，急得團團轉。
為了讓學齡兒童都能按時入學，黨和政府發出了號召：鼓勵公辦、民辦“兩條腿走路”，充分調動社會民間力量，鼓勵大家積極創建民辦學校。
1958年，黨和政府發出號召，
鼓勵社會力量創建民辦學校。
圖為靜安區張家宅民辦小學學生整隊放學回家
（上海市檔案館藏）
我當時在建襄居委會擔任文教副主任，而當時僅我所在的居委範圍內六百多戶人家中，就有76個孩子的入學還沒有著落。我動心了，想挑頭辦學，為國家分憂、為家長分憂、為不耽誤孩子們讀書識字出一份力。
我把辦校的想法和兩個好姐妹殷祖懿、江鏡蓉說了，她倆都有高中文化，很支持我，同意和我一起幹。街道和居委也很贊成。但那時國家困難，不可能把條件創造好了讓我們去辦學，一切要靠我們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趟出一條路，幫國家把擔子挑起來。
我們幾個要聯合辦民辦小學的事情，很快就傳開了。伴隨著消息流傳的，也有各種各樣的議論：“3個文化水平不高、又沒讀過師範的家庭婦女怎麼能把學校辦起來呢？”“如果真能辦起來，那不是雞毛也能飛上天了嗎？”
對於這些不悅耳的聲音，我們幾個人憋著一股勁兒，心想一定要做出個名堂來。
建襄小學最初的三位創建者
左起：吳佩芳、江鏡蓉、殷祖懿
四個人湊了最初的100元錢
沒錢，成了頭一道難題。我們商量後決定自掏腰包湊。那時我參加有獎“貼花”儲蓄，每月存2元錢，一年有24元，再從買小菜的錢裡省出6元。我說：“我出30元。”對於我來說，30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殷祖懿和江鏡蓉聽了也說，她們也各出30元。聯繫我們居委會的民警叫段鎖春，知道情況後說：“我也出10元，買個大茶桶，好裝熱水給孩子們喝。”這樣，我們有了最初的100元錢。
我熟悉這一帶，知道襄陽南路578號有個28平方米的汽車間閒著，可以當教室；汽車間外面有個小院子，可供孩子們活動；汽車間旁邊有個樓梯過道，能放下兩張小桌子，供老師辦公用。於是把那裡租了下來。可是汽車間黑黝黝的，光線不好，就請人幫忙開了兩扇窗，光照進來了，亮堂了。
當年開在車庫裡的建襄小學
聽說上過的補習學校要淘汰一批破舊課桌椅，我連忙趕過去花了二十幾元錢收了過來。木工楊師傅熱心地幫助修理，比照孩子們的身高，把桌椅的腿鋸短了，以適合兒童用。
周圍一些鄰居主動幫忙，有的送來毛主席像，掛在黑板上方；有的掃地、抹桌子、擦玻璃；我母親說：“我幫不上什麼忙，上課下課搖鈴的事就交給我來做吧。”
但招聘教師卻是碰了壁——誰願意到這麼簡陋又前景不明的民辦學校呢？就連工資也沒個說法。招不到，只好我們三個人上了。我當校長，教算術；殷老師教語文；江老師教音樂和體育等。
教育部門核定周邊76名學生上我們學校。我們便一家家走訪。有的順利，可有的家裡連門都不讓進，家長說：“你們又沒有經過專業培訓，怎麼能讓我們相信你們能當好老師呢？我們讓孩子在家再呆一年，等明年公辦小學招生到那裡去讀書。”我們把學生多、公辦學校少的情況好說歹說，總算把家長們都說服了。
第二天就要開學了。天已黑，我們三個都沒回家，直奔學校，湊在一起討論第二天的開學準備工作：第一課怎麼上？怎樣備課，上課提綱該怎樣寫……我們一起討論琢磨，一直折騰到半夜。第二天一早6點鐘又趕來學校，生煤爐、燒開水、清掃庭院，做好學生到來的準備。
掌握教育這門科學，光有熱情是不夠的
開學第一天的情況就給我們潑了冷水。我們把入學的學生分成兩個班，上下午各開一班。上午班裡應來38個學生，結果第一天只來了二十幾個。
第一節是我上算術課，走上講臺，感到有些緊張。我先在黑板上畫了兩隻麻雀代表數字，反覆講解1和2的區別。講著講著，備課內容全講完了，一看時間才過了20分鐘，這下有些慌了，只得又重複剛才講過的話。
就在我在黑板上寫算式的時候，一顆小石子“嘣”的一聲彈到了黑板上。我一驚，回頭一看，一個叫胡海法的學生正拿著彈弓站在凳子上笑。這是個一年級讀了3年的留級生，公辦學校不要他了，就到了我們學校。
我責問他，他仍然嬉皮笑臉，逗得孩子們大笑，課堂秩序頓時亂了。好容易才使孩子們漸漸安靜下來，胡海法又從口袋裡掏出一把玻璃球，“譁”的一聲撒了一地，孩子們又騷動起來。
連環畫《人民教師吳佩芳》
接下來是殷老師的語文課。我看秩序還是不好，就和江老師一起進了課堂，分站兩邊，維持課堂秩序。
一連幾天，上課的情形仍未好轉。天黑了，我心事重重地走在回家路上，冷不防被從乘涼人群裡走出來的張大姐攔住，吵著要讓她孩子退學。我誠懇地向她作了解釋，她才把氣消下去了一些。
街道和居委會知道情況後，和區教育局商議，讓我們到公辦的建國西路第一小學去觀摩聽課，鼓勵我們認真學習、刻苦鑽研，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看來要掌握教育這門科學，光有熱情是不夠的。鐵杵不磨成不了針，自己不學教不了人。觀摩聽課後我們開了竅，眼界開闊了，思路也活躍了。我們邊學邊用，先一人講，兩人聽，再一起討論需要改進的地方，然後到課堂上給學生講，上課的效果提高了，課堂秩序也有了好轉。
當年建襄小學部分學生合影
“學生就是我的孩子，
也是你們的兄弟姐妹”
不過胡海法還是常常調皮搗蛋。有人建議把他退回到原來的學校去，我們覺得這樣做不好，人家會說：“看，到底是民辦學校，孩子教不好就送走。”
我們多次到胡海法家裡家訪。才知，海法的父母在外地工作，10個兄弟姐妹除了3個大的已在外地工作外，其餘7個全靠七十多歲的外祖母照料。老人家嘆苦經道：“海法不在家還好，一在家，左鄰右舍準來告狀。我實在是沒有辦法，老師，你們能幫幫忙嗎？”
我主動找胡海發談心：“海法，你應該做個好孩子，你已經留級三年了……”胡海法別轉頭，一聲不響。我正等著他回答，誰知一不留神，他扭轉身在我腳下撒了一泡尿。我壓住火，沒有呵斥他，而是用嚴肅的目光看著他。他有些不好意思了，把頭低了下去。接著，撒腿跑了。
第二天，我找了個機會，像昨天沒發生過“撒尿”的事一樣，和藹地跟海法說：
“吳老師希望你做個好孩子，你也能做個好孩子……”他不吱聲，一會兒用腳擦泥地，一會兒用手揉衣角。
《雞毛飛上天》的故事以吳佩芳為原型人物
幾天後，我正在批改作業，忽然聽到旁邊教室窗外“撲”地響了一聲，接著聽到了學生們的叫聲：“胡海法跳窗跑了！”我馬上衝出校門去追。當時正下著大雨，我顧不了那麼多，邊追邊喊：“胡海法，不要跑，小心滑倒了！”
胡海法頭也不回，只顧往前跑。“海法，淋溼了會生病的！”我緊緊地追著。過了一會兒，我又喊：“你回頭看看，老師的衣服都淋溼了！”聽了這話，胡海法回過頭來看我，停住了腳步。我緊跑了幾步，伸手把胡海法拉過來，脫下外衣擋在他的頭上，喘著氣，喃喃地說：“這樣大的雨，你要到哪裡去啊？”
回到學校，我替他脫去溼衣、溼鞋、溼襪，擦乾頭髮和身體，套上了乾衣服。看到我渾身上下溼透了，水滴在地上溼了一片，他眼睛裡流露出自責的神情，輕聲說：“吳老師……我以後不這樣了。”胡海法主動喊“吳老師”了，我禁不住鼻子一酸，眼淚也快流了出來。
滬劇《雞毛飛上天》
第二天一早，胡海法到校見到老師，衝口就叫：“吳老師好！”“殷老師好！”“江老師好！”我們高興極了，對教好胡海法信心更足了。乘熱打鐵，上課時我們把容易的問題叫胡海法回答，答對了就表揚他。漸漸的，他上課認真聽講，主動舉手發言，功課也好起來了。
我有3個兒子，加上愛人和老母親，一家6口人，居住條件很一般，但比胡海法家要好一些。為了鞏固海法的進步，我常讓他在我家吃住，和我的孩子一起做功課，不懂的地方我就給他開小灶。我的孩子有時會“吃醋”，說我對海法比親生兒子還好，有好吃的總先搛到海法碗裡。我說，學生就是我的孩子，也是你們的兄弟姐妹。
胡海法的媽媽特地請假從外地回來，到學校來感謝我們：“海法變好了，放學回來就帶弟弟妹妹，自覺做功課，自己衣服自己洗，多虧了你們！”
一年學習結束後，胡海法順利升到了二年級。鄰居們都說：“這隻‘野鳥’歸林了！”
多表揚、多鼓勵，孩子會進步的
那時我們每週都要開家長會，在一年級結業前最後一次家長會上，當大家知道建襄小學學生的成績、品德和教學秩序已經可以和公立小學媲美時，都非常高興，當初不願意送孩子來上學的家長則不好意思了。家長們誇獎我們說：“三位老師真爭氣啊，這麼困難的條件下，不僅辦起了學校，還取得了這麼好的成績，雞毛真的飛上天了！”
1959年秋季開學，襄五民辦小學也合併到了建襄，我們學校的學生一下子增加到了185名。看到那麼多孩子，也意味著工作量增加了，但我不覺得苦和累，心裡只有高興。
建襄小學的老師們坐在一起備課
1960年2月，上海召開文教工作會議，我在會上介紹了創辦建襄小學的情況，引起了與會代表的熱烈反響，掌聲響了好長時間，紛紛讚揚我們“雞毛飛上天”的精神，說我們“把做不到的事情做到了”！
報紙、電臺連續報道了我們學校的情況。文藝界的藝術家也到學校來體驗生活，不久，一部宣傳“位卑不敢忘國憂”的滬劇《雞毛飛上天》登上舞臺，劇中以我為原型的小學校長，由著名滬劇表演藝術家丁是娥飾演。到上海視察工作的周恩來總理也來觀看此劇，演出結束後，周總理來到後臺，感慨地說：“‘雞毛飛上天’的精神值得學習，值得發揚光大！”
丁是娥主演滬劇《雞毛飛上天》選段
（可點擊播放）
1960年6月，我出席了全國文教工作群英會，受到國家主席劉少奇和總理周恩來的接見。隔了不長時間，劉少奇到上海，找我談話，稱讚我把“兩條腿走路”的辦學方針貫徹得好，民辦學校辦得好。就這樣，建襄成為了當時全國民辦學校的一面旗幟。
1964年7月8日《新民晚報》
關於建襄小學首屆畢業生畢業典禮的報道
老師心裡不能有“結”，
否則怎麼能教好學生呢？
1978年，“文革”結束，由10所民辦學校合併而成的“新建襄”成立，並由民辦轉為公辦，我被任命為黨支部書記、校長。
風雨過後，我們開始了第二次創業。大家都憋著一股勁。合併進來的學生中有86個是留級生。我給老師們鼓勁，不要怕困難，不要把他們看成是留級生，他們都是可以教好的。
1980年2月，寒假後的開學第一天，
當時的上海市教育局領導杭葦來到建襄小學
我把重點放到和老師談心、到老師家走訪上。在方振玉老師家，我瞭解到她父親在“文革”中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全家人為此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心裡像壓了塊大石頭，抬不起頭來。我讓學校把這個問題調查清楚，終於把她家這頂莫須有的帽子給摘掉了，心裡的陰影被掃除，方振玉和家人又可以輕裝上陣了。她說我是她們一家的恩人。我說不用謝我，我只是還了事物的本來面貌，你們把勁用到教育孩子上面去吧。
有一天晚上，我到教英文的貝文玉老師家走訪，發現她竟然在弄堂的路燈下批改學生作業。我很是納悶，進了她家裡才知道，這是一間亭子間，房間狹小，只有北面有扇小窗，到了夏天特別悶熱難耐，所以貝老師只好到外面路燈下批改作業。
貝老師的敬業令我很感動，我房裡房外查看了一遍，覺得南面牆上有開窗的條件，就到房管部門提出申請。可他們覺得這種事沒有先例，不予理睬。我再次登門申述，他們擔心給一家開了，都來找怎麼辦？我就通過派出所搞調查，有這個要求的只有貝老師一家。這樣來來回回跑了不下十幾次，終於說服了他們，為貝老師家開了扇南窗。
多年來我養成一個習慣，每天一早站在學校門口，注意觀察來上班的老師們的神情。我有這個本事，誰開心、誰不開心、誰有心事、誰情緒不高等等，能從他們的臉上看出來。我就找他們聊，有什麼困難幫助解決，有什麼疙瘩幫助解開。對年輕老師，我也常和他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們談朋友，可別忘了帶來給我看看喲，我有經驗，幫你們把把關。”
老師心裡不能有“結”，否則怎麼能教好學生呢？讓老師保持心情舒暢，這是我很注重的一件事，因為這不是他個人的事。
2015年，建襄小學首屆畢業生返校合影
成就每一位老師，教好每一個學生
在師生和家長的共同努力下，建襄小學的各項工作都名列前茅，成了上海出類拔萃的小學之一。
當時市二中學是市重點，和建襄小學相距不遠，建襄學生考到市二的比較多，入校後老師反映也都不錯。校領導歸順康覺得“好奇”，便特意來拜訪我，說你們是幾所民辦學校合併的，生源並不是很好，可為什麼學生的成績和品德比一些老牌的公辦學校還好？我說，沒什麼決竅，就是三個愛：愛學校，愛老師，愛學生；還有六個字：教好每一個學生。
1988年，建襄小學被命名為“上海市實驗小學”，成為市屬重點小學。學生也發展到一千多名。
退休後的吳佩芳和孩子們在一起
1992年我退休後，被聘為建襄小學名譽校長。擔子卸下來了，但我閒不住。名譽校長是個閒職，但我這個名譽校長和人家兩樣的，我是一把掃帚、一個簸箕地把這個學校辦起來的，對建襄的一草一木、每張課桌椅、每扇玻璃窗，我都熱愛。
我喜歡往學校裡跑，看學生蹦蹦跳跳，看老師忙忙碌碌，聽教室裡傳來學生琅琅的讀書聲和老師的講課聲，對我來說是最大的享受，也是我最開心和最幸福的時刻。
排版：王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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