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心匠道
“土木堡之变”作为明朝中衰的标志，此战导致京营主力和功勋、武将集团几乎全军覆没，就连明英宗自己也沦为了瓦剌俘虏，更严重的是，此战直接影响了明朝的未来发展走向，为明朝中期开始的一系列变局埋下了隐患。
皇帝亲征惨遭战败，“土木堡之变”简述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兵分四路南下犯边，由于明朝边军久疏战阵，战局对明朝极为不利，尤其是大同方向，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塞外城堡，所至陷没”。边关战报传入京城后，明英宗也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不顾大臣劝阻率兵亲征瓦剌。
七月十六，明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抽调包括京营在内的50万大军（实际20万左右）从北京向边关出发，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八月一日抵达大同。也先见明军十大，连忙收拢军队后撤，意图将明军诱入草原，以便于充分利用骑兵优势。
王振见也先后撤，认为对方这是畏惧朝廷大军，于是不顾镇守太监郭敬等人的劝说，坚持命令军队北进，结果以步兵为主的先头部队被也先精锐骑兵击败。王振听说前线战败，在兵力足有也先数倍的情况下，又以三万骑兵殿后，慌忙指挥军队后撤。
也先见明军后撤，便远远的缀在明军之后，鉴于明军数量太多倒也不敢贸然进攻。王振见也先并未追击，于是便又产生了轻敌的思想，突发奇想请求英宗在退兵之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也来个“衣锦还乡”。于是朝廷大军没有按照原路返回，继续过宣府从居庸关入关，而是选择向南过蔚州从紫荆关入关。
然而，向南走了一段之后，王振又怕大军路过损坏他家的田园庄稼，于是又率领军队北返按照原路返回，结果就因这段绕行，导致士兵疲惫不堪。到达宣府之后，也先趁明军疲惫之机发动进攻，3万殿后的明军被“杀掠殆尽”，再次遭遇大败的明军开始狼狈的向居庸关撤退。
八月十三，明军逃至土木堡，王振见也先并未追击，便命令大军在土木堡原地修整。尽管兵部尚书邝埜表示瓦剌骑兵行军速度极快，土木堡虽然地势较高，但无泉缺水，不利于大军驻扎，建议大军退回居庸关再行修整，但却被王振拒绝。
也先见明军停步不前，于是派军队占据了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的河流，断绝了明军用水，饥渴难耐的明军挖井两丈仍无用水，派兵前去取水却被瓦剌军所阻，大军只好忍饥挨饿稍作休整。次日，也先遣使诈和，之后率军主动撤退，结果王振不等瓦剌军队远离，便命令大军移营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顿时扑向河边，大军瞬间乱作一团。
见明军自乱阵脚，也先立即率军发动进攻，仓促之下明军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抵抗，顿时陷入溃败之中。此一战役，明军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明英宗被俘，王振被英宗护卫将军樊忠一怒之下用铁锤砸死，文武官员亦死伤数十人，损失马匹二十万头，衣甲器械辎重损失无数。
“土木堡之变”作为明朝中衰的标志，对明朝未来走向产生极大影响
“土木堡之”乃是明朝立国以来的一个重要拐点，明王朝自此开始走向下坡路。那么，“土木堡之变”到底对明朝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1、朝野力量洗牌，文官强势崛起。随着王朝的建立、战事的减少，历朝历代均会在立国后不久由武功转入文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官崛起进而压制武将集团乃是不可逆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往往是循序渐进的，但明朝却成为了一个例外。明初的武将、功勋集团先是经历了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人的两次洗牌，本就损失比较惨重，而“土木堡之变”更是导致武将、功勋集团几乎损失殆尽，再加上于谦等大臣在之后北京保卫战中的优秀表现，明朝的文官集团自此开始迅速崛起，而武将、功勋集团则就此失去了对朝政的影响力。朝堂上一家独大的文官集团，在明中期以后对皇权形成了极大压制，进而导致了皇帝只能通过宦官来对外廷进行限制，进而促使了宦官集团的崛起。
2、主力损失殆尽，战略重心北移。明初的京营乃是最为精锐的部队，卫所兵平日里驻守各地，轻易并不离开驻地，而历次出征主要以京营军队为主，朱棣五征漠北的主要军队便是京营，而“土木堡之变”时距离最后一次北伐不过刚刚过去25年，此时京营的战斗力还是极有保障的，结果一战损失殆尽。主力损失惨重，皇帝被俘，大明王朝立即便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虽然最后总在于谦的指挥下大明打赢了北京保卫战，但明朝战略重心的北移也就此成为定局，此后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京再也没有遇到外来威胁，但南方内地和沿海卫所的崩坏却不可避免的加速了，进而导致了明朝中期以来南方倭患的产生。
△夺门之变
3、朝廷急剧动荡，朝政日渐荒废。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之后，也先想要利用他皇帝的身份南下，明廷方面郕王朱祁钰则在于谦等人的支持下，经过孙太后点头被扶上皇位，是为明代宗。之后明英宗虽然返回京城，但却被囚禁南宫长达七年，而明代宗在皇位稳固之后，则又改立太子，甚至为此不惜屈尊收买官员。景泰八年（1457年），明代宗病重之时，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又发动“夺门之变”，重新扶立朱祁镇复位，而重登大宝之位的朱祁镇则杀了立下大功的于谦。之后，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人大权在握，曹吉祥、石亨专横跋扈、培植党羽，弄得朝政一片乌烟瘴气，之后又发生了“曹石之变”。一连串的变故，导致朝政被荒废十余年，而民间的土地兼并等也开始泛滥，直接加剧了明中期的朝廷动荡。
△明朝战略收缩对辽东的影响
4、全面战略收缩，军事转入防御。虽然因永乐年间的连续对外出兵，明朝自“仁宣年间”就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但明朝当时的军力仍然有对外打击能力，然而自“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的军事思想变得更为保守了，再加上战马等军备的大量损失，明朝开始从战略防御全面转入被动防御，九边重镇开始成为明朝北部的主要防线。与此同时，东北部明朝的收缩，导致朵颜三卫最终占据了大宁地区，并活跃于整个漠南地区，而朵颜三卫的时叛时附，则又影响了明朝对辽东的经略。明朝的全面战略收缩，最为严重的影响就是导致明朝对辽东统治的全面弱化，并最终导致了明朝经略辽东的全面失败，这为明朝末期后金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5、皇帝再难出宫，不解民间疾苦。皇帝被俘在历史上乃是极为罕见的事件，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此后明朝皇帝再也难出皇宫一步，而此举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断绝了皇帝直接感知民间疾苦的可能，而只能通过外臣或厂卫来间接获知，而皇帝与外廷关系本就紧张，而厂卫则忙于和外廷对抗，因而皇帝与民间的联系几乎等于完全断绝。对于帝国的最高决策者来说，不解民间疾苦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怨四起，而这应该也是明朝中后期农民起义极为频繁的原因之一。
“土木堡之变”可以说直接决定了明朝的未来走向，而它所带来的剧烈影响，则完全导致明朝开始由盛转衰。
香茗史馆
土木堡之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明英宗被俘，二十五万大军被全歼，随征的文臣武将几乎尽数命丧他乡！
土木堡之变给大明带来的不仅如此，还有更长远的影响。
武将勋贵集团退出政治舞台，朝堂的权利开始失衡
包括明军精锐三大营在内的二十五万大军被全歼，大批的武将勋贵战死沙场，从此大明朝堂之上武将勋贵失去了话语权，留下的权利真空迅速被文官集团占领。
文官集团对武将的压制由此开始，文官对皇权的限制也由此开始。
朝堂之上的权利出现失衡，皇权对文官集团逐渐失去控制，直到东林党的出现，可以说是党争导致了大明的灭亡。
对外的战略思想被迫改变，转攻为守
土木堡一战，大明精锐尽失，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精锐三大营被歼灭，大明元气大伤，没有了继续主动打击蒙古的本钱。
由此，对外的战略思想开始由攻转守，大明也失去了开国的霸气与锐气。
后来满清的崛起也同大明“转攻为守”的战略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
可以说土木堡之变直接影响了大明后来的政治格局和战略格局，是大明由盛转衰的节点。
飞马观世界
“土木之变”被许多历史著作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标志，其实是一种误解，是以“事件”解释历史发展的典型案例。
“土木之变”的意义在于，使蒙古和明朝都明白了一个事实：对于蒙古来说，明朝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无法撼动的；对于明朝来说，蒙古将是一个长期的客观存在，有效对付的办法，不是野战而是阵地战，“长城”的思路也由此而起。但当时的明朝人并不称其为“长城”，而是叫“边墙”。
“土木之变”特别重大的意义在于，蒙古人砸碎了明朝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而明朝的宦官和文官，在国家危难之际，坚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事件也让人们看到，立国近百年的大明帝国的战争机器，在蒙古人的活动区域，如果进行野战，竟然是只庞大的“纸老虎”。与此同时，也给了普通的民众一些启示，皇帝离开了紫禁城，或许真是“纸老虎”。如同中国象棋中的“将”和“帅”，是不能离开“九宫格”的，是不能脱离“士”“相”保护的。或者正是由于这个启示，被蒙古人俘虏的正统皇帝的儿子成化皇帝，干脆就出不紫禁城了。不但不出紫禁城，甚至连大臣们也不愿接见。从此，明朝进入没有权威的时代，明代社会“不动声色”地进入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寒武纪的寒冷
土木堡之变致使明朝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获；四朝老臣以及内阁成员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强盛的大明朝由盛转衰，从此进入了中后期阶段。
明朝土木堡之变
公元1449年（明正统三年），统一中国仅80余年的明王朝爆发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土木堡之变”。
自从公元1387年朱元璋统一中原，将元朝残余势力驱逐到塞北以后，为解决军粮补给问题，在全国实行了且战且耕的军屯制，使军队成为担负作战、生产两大职能的特殊武装集团。为控制军队，又实行太监监军制，赋予太监与各级将帅同等的权力，从而形成将不如兵，兵不习战的状况，军队作战能力日趋低下。而与此同时，作为战败的蒙古族一支的瓦剌部，却在塞北高原乘机崛起。1439年，作为部落首领之一的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并使其领地迅速扩展到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达西伯利亚，南抵长城的广大地区，并建立起一支迅疾如风，能征惯战的强大骑兵队伍。
1449年7月初，也先认为攻明时机已经成熟，便以明廷刁难贡使和毁婚约为理由，发兵分4路攻明。自领一路约三、五万人直取大同。长期务农的大同守军，久不习战，漫无纪律，又处于不知兵的太监郭敬节制之下，接连失利。7月11日，右参将吴浩兵败被杀；7月15日，大同总督宋瑛等4万余人全军覆没。
警迅传到北京，明廷一片混乱。本来，也先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掠夺行为，并无大的企图。明廷边防据有重要的城镇塞堡。京师有数十万机动部队，实力强于瓦剌数倍。明军只要严守边关，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打败瓦剌的进攻。但把持朝政的大太监王振为炫耀其威势，竭力怂恿9岁即位，是年仅23岁的英宗皇帝亲征，企图以此吓退瓦剌。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廉极力劝阻，吏部尚书王直也率文武百官谏阻。但王振不听。7月15日，英宗下令率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和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大批文武官员，以及号称50万的唯一战略机动部队——京军亲征，并且不要准备，于即日出发。
由于抱有一厢情愿地“吓退瓦剌”的初衷，仓促调来的50万大军几乎没有后勤准备。出发前两天，才给每个官兵发放了1两白银及衣物、炒麦等物资。军队长期屯田，兵器残破，临时从武库中拿出80万件兵器分发部队。平时存于库房中舍不得给部队使用的先进火器也匆忙拿出来配给部队。为了携运物资，给每3个人配备了1头毛驴，队伍中人驴参杂，混乱不堪。
7月16日，在兵将不相习，士兵不能熟练使用新配发兵器，没有随行后勤保障措施的情况下，50万明军被一个“目不辨旌旗，耳不谙鼙角”皇帝和一个专横跋扈、一无所长的宦官指挥着，如用儿戏一般，北出居庸关，向大同前进。一路行阵如蚁，首尾难顾。出发前，明知此战必败的内阁大学士曹鼐，曾与部分大臣密谋，企图先杀王振，再劝阻英宗。但群臣惧怕王振，其谋难以实行。随行群臣中，英国公张辅是德高望重的名将，兵部尚书邝野也很有才干，但英宗不许他们参于军政，一切听由王振指挥。
军队出发之日即风雨交加。由于没有随行后勤保障措施，“不到十日，军中已绝粮”。为此，兵部尚书邝野等力劝回军，被王振“罚跪草中至天黑”。行动中，王振专横跋扈、作威作福，成国公朱勇等陈述事情，都需要“膝行听命”，众百官皆战战兢兢，唯王振马首是瞻。
24日，也先侦察得知明军主力出征的情形，佯装畏惧，主动北撤，隐蔽埋伏在塞外，纵明军骄兵，以寻找最佳作战时机。而此时，已到达战区的明军目睹尸横遍野，人人恐惧，皆无战意。8月1日，经风沐雨、饥饿疲惫的明军到达大同，但不见瓦剌军踪影。这时，王振仍要继续向北进军，以炫耀兵威。后来，镇守大同的亲信太监郭敬向王振密报了与瓦剌军交锋时惨败的情景，加之出征以来风雨一直未停，刚到大同又突降暴雨，人人惊异，王振这才决定撤军回京。
从大同回北京，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经今河北易县西紫荆岭上的紫荆关返回；一条经宣府返回。经紫荆关返回，虽然路途略远，但易于避开瓦剌追兵，比较安全。开始王振决定走紫荆关，并打算让英宗到其家乡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炫耀。当大军已经行进了40里时，王振猛然想想，军队路过时会踩坏其家乡的庄稼，便下令全军折返北上，改由宣府回京。这样，就使部队拐了一个弯，正好把明军的侧背暴露在瓦剌军的攻击之下，并因道路崎岖，使随行的辎重车无法跟上行进的队伍。众大臣纷纷劝阻，但王振不听，执意走宣府。
也先从侦查中得知明军状况，立即率军突入，跟踪追击，势如疾风。8月13日，已袭击长途辗转、饥渴疲惫的明军后卫吴克忠部，吴部匆忙交战，但不久即全军覆没。英宗得悉，急派成国公朱勇等率兵4万迎敌。朱勇有勇无谋，行至今河北新保安西北40里的鹞儿岭时，遭到瓦剌军的埋伏，又是全军覆没。
8月14日，惊恐万状、又饥又渴的明军退至今河北怀来东南的土木堡，距怀来城仅20里，因等候王振的千余辆辎重车，没有进入怀来城。兵部尚书邝野急忙上疏，请英宗速入居庸关，并派精兵断后，但王振不报告英宗。邝野要直接求见，遭王振斥责。邝力辨，王振命人将他拽出。就这样，英宗只好同几十万大军在旷野就地露营。当夜，瓦剌军分数路包抄而来，将土木堡围住。
土木堡当时是宣府通向居庸关的重要驿站，位于狼山西麓，周围百里范围内，群峰耸立，地势很高。明军掘地2丈无水，堡南15里的一条河是唯一的水源，然而已被瓦剌军所控制。数十万明军断水，军心大乱。
8月15日，也先屡胜不骄，慎重决策，遂遣使前往明营讲和，并使军队后撤，行佯退之计，以麻痹明军。这时，明军已断水2天，兵马饥渴难熬。英宗见瓦剌军已退，又见使者前来，便让内阁大学士曹鼐拟制了同意讲和的诏书，派人与瓦剌使者一同前往瓦剌军营。这时，王振以为议和将成，便匆忙下令拔营，前往堡南的河里取水。一时间，明军人人争先恐后，阵势大乱。队伍南移不到三四里，瓦剌的骑兵就从四面围攻而来。明军惊恐，人人争先逃命，使指挥失灵。加之官兵不熟悉战前新配发的火器性能，无法使用，未经激战，即全军大溃。瓦剌铁骑左冲右突，大肆砍杀，明军死伤达数十万人。英国公张辅等50多名随从大臣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被浮。英宗被俘前，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愤而击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失败的原因
此战，明军以50万对付瓦剌军的三、五万人，竟以全军覆没，实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其原因，首先是最高层腐败无能。像战争这样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听任一个宦官摆布，如同儿戏，最后丧师辱国，连皇帝也成了敌人的俘虏。
其次是战略指导上犯了一系列错误：进军中采取冒险主义，回师时采取逃跑主义。在后勤上，平时不进行战争准备，军队去搞生产，导致兵不习战，军队战斗力低下；战前没有后勤准备时间，临时匆忙地发放粮饷、衣物、武器，在士兵不熟悉武器装备的性能，缺乏随行后勤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即匆忙出发；行程中后勤保障不力，还没到战场，50万大军就已经断了粮。一路上不仅自然界风雨交加，领导层也矛盾重重，勾心斗角，致使军心动摇；回军时，数十万大军扎营于没有水源的绝地，对远处唯一的水源又不加控制，使军队处于饥渴之中；轻信瓦剌和谈之言，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即匆忙移营就水，致使营中大乱，最后全军陷于覆灭境地，教训十分深刻。
土木堡之变的后果
明朝的制度在土木堡之变后就走到偏道上了。明朝本来是皇权，武将，文官三者制衡。土木堡之后就文官势力开始大扩张，明后期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变成皇权和文官两者对立了。皇帝为平衡权利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加强自己的力量，也就是直接派太监和文官争权。正德天启都是如此，正德还可以拉拢武将。二是挑动文官内斗，掀起党争而从中平衡。嘉靖万历都是如此，不过嘉靖有铁杆皇党严嵩，所以不用激化党争到万历末期那种程度。
明代政治权利平衡被打破，文官彻底从根本上打断武将的脊梁，制定标志性的巡抚领兵的“祖制”的就是于谦此人。关于文武失衡，任何安定而没有对外战争的王朝，武将的势力都会逐步减弱。明代的武将勋贵靠的是几代人数十年的积累，战争是立下各种功勋才形成的。文官士大夫则通过科举，在任何时期一代人的努力就可能发迹。所以说，在明代一统天下的时候，作为皇帝就应该适当的保护武将的势力。这样才能在和平年代实现文物平衡。最后明朝的问题不是重武轻文，而是“文视武为彘狗，武视文为寇仇”。
至于文官结党问题，则是另一回事。说简单点，结党不是不行，但结党的方式则要控制。掌握一个行业的全国性的利益群体，其代言党派应该可以接受。像东林党这样带表某地区地主士大夫利益的党派则不能接受。不论东林党在史书里多么伟光正，无论其在道德上多么高尚（事实上周延儒、钱谦益之流可说不上高尚），但其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利益的政治思想，在小冰河导致北方产生大规模灾害，国家同时还要对东北用兵的情况下，其政治思想都是不合时宜的。其党派带表的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矛盾，这个党派必然是奸党。
比如明末是以地区来分，像齐楚浙三党联合，东林党则是代表江左士大夫利益。只要有共同的利益，不同部门的官员结成利益集团是必然的。所以说明朝皇帝才爱用宦官。宦官出身贫寒，没有家族的支持，而且身体残疾，很难与士大夫结党（明末阉党实际上是帝党，魏忠贤实际上是皇帝派出来整合齐楚浙等党派制衡东林党的）。
明代衰亡实际上开始自英宗朝的土木堡之变，其根本原因就在文官势力过大。架空皇室，插手军事，垄断朝政。基本上所有权利文官一把抓。勋贵武将这股政治势力被从肉体和制度上双双消灭以后，文官独大已经是明代政治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之后明代的皇帝们只能靠调节文官内部冲突来干预国政。经历过嘉靖（主要靠首辅的任免更替），万历（靠调节党争来影响），天启（直接靠太监），如果对政治经济和历史了解全面一些的话，就发现明代诸如正德，嘉靖，万历，天启这些“昏君”们，被称为昏庸的行为下隐藏的智慧和手腕，最后到崇祯被文官集团忽悠，几乎彻底沦为傀儡。
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出征的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50万大军是明成祖5次北伐蒙古留下来的精锐，一夕覆灭，很是伤筋动骨。之后明朝对蒙古一直是防守姿态。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被歼，也就是从这时起，明朝的军事就一蹶不振，中间戚继光靠依附于张居正并自练军队而短暂复兴后，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
战争后期，蒙古兵马逼近北京城，势不可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明朝宁死不迁都“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这种思想至此显露无疑。虽然明朝：“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明朝无论是遇到多大压力，既没有屈膝投降，也没有割地赔款，但是到了明末那种内忧外患中，崇祯被大臣以这种思想逼得没法迁都，依然兵分两路顽强对付满清和李自成，明朝在这时候就一步步沉入灭亡的深渊。
大黄扯点历史
“土木堡之变”可以说是一个“蝴蝶”，虽然从表面上看，它对明朝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但如果从后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对于“土木堡之变”给明朝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其实应该说是八年之后发生的夺门之变。在朱祁钰病重的时候，石亨等人联合前任皇帝朱祁镇发动了夺门之变。夺门之变后，石亨等人向朱祁镇进言杀死在北京保卫战中立有大功的于谦。虽然说仅仅杀死一个于谦对于一个朝代并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在杀死于谦后，石亨居功自傲，宦官曹吉祥也因为在夺门之变中有功，开始横行霸道。最后，竟然演化到了要弑君篡权的地步。
虽然说他们并没有成功，但这件事情却引发了朝廷文官之间的争斗，与明朝武将地位的下滑。自此之后宦官也逐渐的走向历史舞台。可以说明朝后来的宦官专权、文官党争都是由夺门之变引起的，而之所以会出现夺门之变，其最初的原因与“土木堡之变”分割不开。
另一个对明王朝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明朝的武备力量及部署。在土木堡之战中，明朝三大营的精锐损失殆尽，虽然说这一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明朝的统治地位，但从此以后明王朝的武备部署就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防守。
其实，自古一来中原王朝的边境就屡屡受到其他政权的威胁，但他们的目的几乎也就是以“钱粮”作为目标。瓦剌对大明的进攻目的也无非如此，可问题就出自于王振身上。他为了立功表现，鼓动朱祁镇亲征，而他又无指挥能力，所以导致作战的失败。
可这一次失败之后，明王朝对边境的控制能力就明显的下降了。由之前的战略进攻转变为了之后的战略防守，于是九边防御体系形成。所谓的九边指的是北部边防线上的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偏头关、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九个边防重镇。这一战略体系其实早在朱元璋时代就开始设立，只不过在“土木堡之变”前，这个体系都是作为进攻跳板存在的。
可是“土木堡之变”后，这个进攻体系已经遭到了破坏。在之前，九边重镇的边军都是采用屯田制度的，可是之后由于明王朝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力有所下降，九边重镇的士卒逐渐沦为了驻守九边的高层的“私人用品”。他们开始相继侵占九边周围的屯田，而且还命令士卒为他们种植。从此之后九边的士兵武备衰弱，作战能力直线下降。
不仅如此，“土木堡之变”后，明王朝因为在这一战中损失了大量的精锐部队，为了解决兵力不足开始了“募兵制”。这一改变看似并不重要，因为“募兵制”与之前征兵所采用的“军户制”并无法构成一只部队战斗力强弱的标准。但我们不能忽略一个问题，“募兵制”是需要大量的军备开支的。大家都知道明朝最终走向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财政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虽然说“募兵制”不会是决定财政问题的因素。可一只部队的消耗有多大，需要多少国家开支，这个数字大家也是可以想象一下的。
而我们在文章上面提到的朱祁镇是在王振的蛊惑下决定亲征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意味着皇帝与内阁产生了分歧。可如果土木堡之变不是以失败而告终，或许朱祁镇的威望则可以提升，使得皇权得以巩固。但他的结果却是失败的，这样一来皇权不仅没有巩固，还进一步的加速了皇帝与臣属之间的离心离德。而为了加大皇权统治，就出现我们上文所说的宦官专权。
从上述来看，土木堡之变虽然没有动摇明王朝的根基。但也的确可以称为明朝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随意言之
“土木堡之变”堪称明朝第一败，一直以来都被后人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标志。
“土木堡之变”败的有多惨
公元1449年，明英宗率领五十万大军北伐蒙古，随行的还有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等一批朝中大臣，但御驾亲征的明英宗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惨败。
1.明朝精锐全军覆没
首先是明朝三大营被全歼。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是当时明朝最精锐的核心军队，然而在土木堡之战中，三大营竟然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局。
2.文臣武将全部死绝
其次就是文臣武将全部死绝。当时御驾亲征的明英宗为了显示威风，将朝廷中的文武大臣都带了过去。结果这批朝廷的中流砥柱全部被杀，大明将才损失殆尽。
3.明英宗被活活生擒
最后就是明英宗被活活生擒。明军本有撤退的机会，但当时指挥的人居然是明英宗的亲信宦官王振。由于王振存有私心，怕武将夺了他的功劳，结果在大军撤退到土木堡的时候竟执意不肯离开。不久，明军就被瓦剌大军包围，明军不但死伤无数，明英宗更是被活活生擒。
“土木堡之败”的后果
此战之后，大明再无精锐之师和名将可以主动打击蒙古了，对蒙古军队也转入彻底的守势，当初的霸气荡然无存。
爆款历史
我是北派说书人，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土木堡之变，是以瓦剌6.5万大军对大明帝国的25万大军的捶打，俘虏了明英宗而闻名，它确实给大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后果，让大明的权利架构改变，在说书人看来，土木堡之变，给大明带来了以下后果。
土木堡之变，让曾经对外咄咄逼人大明帝国战略攻势变为了战略守势
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帝国曾经朱棣下的众精锐队部机会毁于一旦，毕竟当初大明帝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这些精锐之师一旦覆灭，面对北方的鞑靼和瓦剌，也只能守在长城上，警惕他们进犯。
土木堡之变，改变了朝中势力结构
我们知道，当初的宋朝，就是重文轻武，导致的军队战斗力低下，经常受那些文官集团的鸟气，但是大明帝国之所以前期强势，那就是因为随朱元璋，随朱棣南征北战那些将军及大臣们的圈子，也就是勋贵集团，土木堡之变后，这些人几乎死绝，接着就是后来的诸如将万历、天启逼的有点恼火的东林党等等的文臣集团出现，梦幻般的步上了南宋的后尘。
北派说书人
土木堡之变后，皇帝集团，武将集团被摧毁，文官集团迅速抢占了他们留下的政治权利。皇帝的军权被剥夺，武将集团被边缘化，军权彻底落到了文官集团的手中，皇帝不能直辖军队，尤其是后期巡抚领兵制度则彻底打垮了武将集团的势力。
宦官政权被严重打压,某种意义上讲,也给大明续了几年的寿,内阁制重新洗牌,大明朝武将由于太祖,成祖的洗牌,这次土木堡的事件,武将集团所剩无几,三大营的覆灭使得军事力量大为削弱,但戍边力量得到提升,但这也给后期的一系列事件埋下种子。
突如其来的瓦剌大军，砍瓜切菜般收拾掉了因为多日行军疲惫不堪的明朝部队，随军出征的文臣武将全部战死沙场，其中尚书级别的高官就有五人，连皇帝朱祁镇也被俘，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以一边倒的形式结束了。
土木堡一败，明朝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国防力量被严重削弱。苦心维系的对蒙古势力的军事优势，也被彻底瓦解。自此以后，明朝北境时刻处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明朝对蒙古势力也开始转攻为守，而且是十分被动的防守策略。
总之，土木堡之战以及紧随其后的北京保卫战可谓影响深远。其实这两次战役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其军事意义，它彻底改变了明帝国边境的军事体系框架，也改变了蒙古部的政治格局，甚至影响了明蒙双方数代人的命运以及明帝国未来的国运。其经验和教训，到现在依然值得我们去学习
刺风行动
土木堡之变发生于1449年，指的是明英宗御驾亲征瓦剌，最终惨败，自己被俘虏到北方草原的历史故事。土木堡之变重创了明王朝，对明王朝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我把它总结为以下几点，未必全面，欢迎补充：
一是军事行动遭惨败
土木堡之战中，随明英宗出征的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无数文官武将战死，最为精锐的三大营被歼。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国力受到严重削弱。
二是朝野力量被失衡
土木堡之变前，明王朝的朝野存在两大集团：文官集团和武官集团，双方相互制衡。土木堡之变几乎将明王朝的武将一锅端掉了，文官集团的势力迅速上3升。
三是国防策略有变化
土木堡之变后，防止北方势力入侵成为明王朝最重要的国防考量，一度放松了对南方海防的防守，所以后来出现了倭寇频频袭扰的问题。
四是明朝士气受打击
土木堡之变使明王朝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明英宗之后，明朝再也没有皇帝亲征的情形出现，也结束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反击，明王朝从此由盛转衰。
太湖县党史方志王茂华
1、对明朝武将勋贵集团打击很大。
明朝开国时的勋贵子弟和永乐靖难时的勋贵子弟在那时候在朝堂都有话语权，那时候在朝堂并不是文官独大，武将一样有地位，而且也不低，是可以和文官分庭抗礼的存在，甚至地位更高，这些开国勋贵和靖难时的勋贵子弟代表的就是武将勋贵集团，朱元璋、朱棣扶持并依靠他们制衡文官集团（朱元璋可能是汲取宋朝武将地位低下的教训，特意建立了一批勋贵武将），但是土木堡之变把那些勋贵子弟都葬送了，特别是那些在朝堂有话语权的勋贵子弟，关键是这一死就给蒙古人一窝端了，剩下的传人要不是那些年龄还小的就是一些没权力没才识的。才造成朝堂上逐渐给文官打压得永不翻身，渐渐地造成武将弱势滴社会地位，文官可以欺凌武将。
成国公朱能是“靖难”武臣之首，朱棣藩封燕王时，与张玉共为王府指挥使，自东昌之役中张玉阵亡以来，朱能一直是朱棣的头号股肱之臣。朱勇为朱能子。册封为成国公，土木堡之变后，文官集团觉得他该负部分战败之责，削爵。张玉死于靖难中，朱棣即位后称其为靖难第一功臣。长子张辅册封为英国公，世袭罔替。曾率数万军队平定安南叛乱，功勋彪炳。土木堡之变中死于乱军。
张、朱两门，自永乐以来，深受皇室信任，又有其他靖难功臣子弟，互相联姻，尽掌都督府，而此时“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兵部掌兵政，而军旅征伐则归五军都督府”，文官很难插手军旅征伐，兵权归皇帝和武将勋贵集团掌握，文官不掌军事，但在土木堡之变后，勋贵散尽，则兵权归于兵部文官之手（类似现代国防部，兵部堂官均为文职），五军都督府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显赫的武将勋贵只剩下徐达长子一系的魏国公和幼子一系的定国公，其余的，朱太祖坐天下杀一批，明成祖靖难时杀一批，土木堡之变再死一批，余者寥寥。
2、 明军的精锐军事力量几乎彻底覆灭。
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出征的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50万大军可是明成祖5次北伐蒙古留下来的精锐啊（朱棣5次北伐在1410-1424年间进行的，土木堡之变在1449年），一夕覆灭，很是伤筋动骨。之后明朝对蒙古一直是防守姿态。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被歼。从军力分析的角度讲，明三大营算当时全世界最精锐的军队，拥有大规模的火器，最优秀的冷热配合，还有最精锐的蒙古雇用骑兵，九边地方戍守军队实力上升。
3、“天子守国门”思想正式形成。
土木堡之变中，蒙古兵马逼近北京城，势不可挡，明朝廷惶惶，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明朝宁死不迁都"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种思想我也不知道对明朝的灭亡有木有起到一些作用，虽然明朝:"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明朝无论是遇到多大压力，既没有屈膝投降，也没有割地赔款。但是到了明末那种内忧外患中，明朝依然兵分两路顽强对付满清和李自成，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明知不可为的时候可以迁都的，可惜啊，崇祯被大臣以这种思想逼得没法迁都，唉！
所以土木堡之变勋贵子弟的大量死亡和流失，造成没人可以代表武将集团在朝堂说话，被文官集团乘机夺权，造成明中后期武将地位低下和给文官压着欺负的重要转折点！明朝在这时候就一步步沉入灭亡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