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正在肆虐。
我們為什麼怕病毒？因為我們怕死。
十幾年前的非典，尚在苦讀的年輕人，可能不曾有這樣的感觸。如今，當初的那批年輕人已經成為家庭的脊樑，子女的依靠，父母的牽掛。
簡單地說就是，不能死。
不僅自己不能死，還要守護父母子女，全家過關。
這幾天，一篇《一個武漢姑娘的經歷——媽媽在武漢隔離病房去世》的文章，看哭了很多人。兄妹二人輾轉在隔離病房之外，尋醫問藥，終不能挽回媽媽的生命。哥哥哭得喘不過氣，為了哥哥的安全，姑娘強忍著失去母親的心痛，強力將他拉出感染科病房；殯儀館不允許進，兄妹二人就目送裝有遺體的車子，拼命磕頭。
人在死亡面前太卑微了。
截止到目前，肺炎在全國帶走的304條生命中，這只是其中一個。
死亡病例數每天都在攀升，從開始的個位數，到十位數，已至百位數。
我們每天在不斷刷新的新聞中跟進這些數字，甚至自覺有些冷漠，彷彿那就只是一個數字。
其實，這是幾百個破碎的家庭，幾百個讓人淚目的故事。
英國的《衛報》曾有文章認為，大數據統計正在削弱人們的同理心。相傳斯大林說“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劇，一百萬人的死亡僅僅只是個統計數據而已”，這句話背後的意義值得深思。
人類不應該失去對死亡的同理心。
2011年3月11號日本發生9.0級特大地震，繼而引發太平洋海嘯。2019年最新統計，那次地震導致15897人死亡，2533人失蹤。
地震發生後不久，有記者採訪日本著名導演北野武，問日本對災難的控制會不會比四川汶川地震做得更好？
北野武說：“我認為在如此困難的時期中最重要的是‘同理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數可能超過1萬，甚至超過2萬，這樣巨大的死亡和失蹤人數也會成為電視和報紙的頭條。但是，如果您將這場災難簡單視為‘2萬人喪生的事件’，那麼您根本不會理解受害者。然後，再只從數字上來對比，說似乎比死了8萬多人的中國四川大地震更好，這是對死者的褻瀆！
人的性命（死亡）不該說是2萬分之一，或8萬分之一，它的意思是，有一個人死了這件事，發生了2萬次。”
是的。
如果說地域、國別、膚色、文化和習俗等因素將人類有所區分，那麼最能呼喚起人類“同理心”的可能就是——死亡。
無論你出身富裕或者貧窮，無論是什麼膚色，無論說著什麼樣的語言，面對不可挽回的死亡，人類同樣渺小，也同樣悲壯。
《財富》雜誌編輯傑夫·科爾文在他的《不會被機器替代的人》一書中曾經說，未來，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類的很多工作，但是與人際交往的有關工作卻不能被替代，比如領導者，醫生，教師等等，因為這些職業不僅需要專業知識，還需要強大的情感交流能力。
換一句話說，科爾文認為“情感交流能力”才未來的最強競爭力。
今天我們看到的很多醫患問題，讓人最寒心的往往並不是人類無力迴天的診療能力，而是醫患雙方都缺乏同理心。
在國內，出門診的醫生，單槍匹馬在一間房子裡，半天時間就要接診四五十個病患，留給每個病患的時間可能不足五分鐘，這五分鐘的時間裡要問病情，查體，寫病歷，開藥方，甚至都沒時間多看病人一眼，“情感交流”從何談起？
如此週而復始，病患覺得醫生對生死之事見慣不慣——“冷血”，醫生認為病患對醫院無理取鬧——“無情”，互相指責，互相不信任。
紐約的特魯多醫生死後墓誌銘寫著一句廣為流傳的話——“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有時治癒,常常幫助,總是安慰。）。在明知人類無法戰勝所有病痛，無法阻擋所有死亡情況下，時刻抱有對死亡的敬畏，對病患的同理心，時刻捍衛病患活的尊嚴，死的體面，也許是醫生不可替代的價值。
中國人向來忌諱談死，這倒無可厚非，誰都不想死。“向死而生”本來就是人類最浪漫的壯舉。
但是死亡，談或者不談，就在那裡，死神不會因為人類的膽怯無知，亦或博學勇敢，就忌憚幾分。
美國醫生阿圖·葛文德寫過一本書叫《最好的告別》，是關於衰老、養老、死亡和臨終關懷。書中說，“（死亡）真相通常是一連串毀滅的過程，本質上會使死者的人性崩解，在我見過的死亡中，有尊嚴的並不多。”
阿圖·葛文德是哈佛大學教授，外科醫生，白宮最年輕的健康政策顧問。這樣優秀的醫生最終也不得不承認，無論人類如何追求醫術，也無法消滅死亡。如果死亡是一場不可挽回的局面，人類最應該做的是如何死得體面。
日本電影《入殮師》是筆者最喜歡的日本電影之一。主人公大悟原本是大提琴演奏家，為了生存去做入殮師，為周遭所不解。但是當他學著極其溫柔、細緻而又虔誠地為逝去者淨身、穿衣、化妝，看到逝者失去生氣的面容慢慢變得有光彩，一旁默默守候的死者家屬激動地心情溢於言表，他才真正理解並接受了自己的工作，原來讓逝者有尊嚴的離去，如此偉大。
面對災難，如果人與人之間用強大的同理心相互取暖，每一個活著的權利都被尊重，每一個死亡的告別都被善待，或許面對死亡的時候就不會無力到卑微，或許就不會再懼怕面對死亡，才能更沒有負擔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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