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文章成瘾。我这个人不吸烟，没烟瘾；不喝酒，没酒瘾。但我写文章成瘾。
画家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我见过复制品。说“搜尽奇峰”是从写实角度讲的，很有道理。
不过，我常常是一见“奇峰”就写，不等捜尽奇峰就写。尽不尽是相比较而言的。
我相信石涛在三四百年前那种情况下，他既没捜过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也没搜过安第斯山的阿空加瓜峰，恐怕连珠穆朗玛峰也没去搜过，但不排斥他的聚峰一幅能流传百世。
我这个人不怕浅，我主张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深入浅出。我这个人不怕失败，不怕出错，错了就改。
对勇于改正错误的人来讲，“错误是正确的先导”。
一个人在与人相处时，要求同存异。在学术研究中，要求异存同。拾人牙慧是没出息的表现。
爱重复套话，是“高级”抄袭，没有半点创新，读了味如嚼蜡。说得重一点，套话连篇，对上是“语言行贿”，对己是“语言索奖”。
几十年来，我在写作上求异求新，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后来知道理论上的革故鼎新之路不平坦。革故，“故”会出来骂；“求异”会被人视为“异类”。
我知难而进，写过几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在党史研究中出现不太尊重历史的问题时，我著文罗列了党史研究中的十种现象，批评“一俊遮百丑”“一丑遮百俊”，批评“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英雄爹好汉”等问题。我准备好了有人反驳，结果平安无事。
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兼顾公平”，并作为原则来推行时，我发数篇文章批评不应该把公平放在兼顾的地位。在有人为“兼顾公平论”粉饰，讲“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时，我提出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都要讲公平，甚至在被我称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救济工作中也要把公平放在首位。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批评的文章，以后不知怎样？
1979年有家刊物充斥着“耳朵认字”“腋下认字”“舌头认字”的文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车公庄看了被刊物称为“之最”的两姐妹的表演，很明显是弄虚作假。
上世纪20年代在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工作、后任外贸部长的李强对我等说：“什么耳朵认字？这戏法顾顺章早就在舞台上表演过。”我公开指出耳朵、腋下认字等是作假，招来一片骂声。后来，我不得已出了本《伪科学批判记》，没见读者批评。争论总有平息的时候。
在学术上，我是于1981年2月第一个在社会学重建后在社会学系开设“家庭社会学”课程的。我是于1982-1983年在国内第一个提倡“妇女学”的。因为我了解国内外的贫困阶层贫困到何等地步，便着力提倡民生社会学、贫困社会学、贫困文化学。我大讲社会平衡论、社会张力论、社会矛盾论。
在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时，我又提出建立一门“改革学”，希望用理论高屋建瓴地指导改革开放的深化。我提出了改革学的“八大规律”：目标守恒律、一改百改律、贫富均衡律、快慢有节律、进出有则律、内外有别律、多样包容律、上下一心律。
抚今追昔，追昔抚今，深感自己在学术上只不过是飘浮在知识海洋边上的一叶小舟。
如果说我还有点理论勇气的话，那是因为70年前，我10岁时亲眼看见过解放军的战斗英雄倒在血泊中，那是因为解放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把我送出战场，让我死里逃生。我的家乡是淮海战场。我见过不怕死的英雄，英雄的精神感染我不怕死。
因此在理论上受挫时，我会愈挫愈勇。倒霉时也不是一点都不怕，不太怕是绝对做得到的。我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对付倒霉，以马列毛的语言顶掉“政治帽子”。一触即跳不是学者应有的气度。
即使人家是吹毛求疵，也应当感谢人花气力吹毛，感谢人家找出了“疵”。天下没有无疵之佳作，何况我的拙作！要堵住人家的嘴应在写作过程中下苦功，堵在文章刊出之前，文章刊出之后就应当欢迎七嘴八舌了。
虱多不痒，遇到的争议多了，我索性写文章讲：我的名字叫邓伟志，我的号叫“邓争议”。做学问不可能没争议，争议是推力，推动逻辑更严密，概念更准确。
几十年来，我是在出错与纠错中匍匐前进的，是从不错被误为大错、又被好人保护过关，侧身挤过来的。
人们常讲酸甜苦辣，我从自己的经历上觉得这四个字描绘得不全，我又加了四个字“咸痒涩麻”。我是酸甜苦辣、咸痒涩麻“人生八味”都尝过。
（邓伟志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
来源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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