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鲁迅，1916年12月3日返绍兴探亲，7日抵达故里，1917年1月7日返抵北京。在这次返乡一个月的探亲期间，鲁迅先生于12月9日致许寿裳信一封，概述了自己在故里的要节事项。这封信虽然短篇，但颇有几个兴味点，我们不妨作一个品读。
1. 一个心理学原理。鲁迅先生在信的开篇向许寿裳道明一路平安后即说：“虽于所见事状，时不惬意，然兴会最佳者，乃在将到未到时也。”这无疑是表明自己返乡探亲的一个心境，即包含了路途中的，也涵括了在故里的，具有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阔别故里四年而返乡，无论路途中还是抵达故里后，总是有一些惬意的，但“兴会最佳者”却是在“将到未到时”。这该是揭示了一个普遍心理。我们今天外出旅行，其“兴会”不也正是“将到未到”目的地时吗？到了目的地，则可能兴味就被目的地的现实消解了。所以，接下来鲁迅先生写道：“故乡景物颇无异于四年前，臧否不知所云。日来耳目纷扰，无所可述。”如此，则是确证了“将到未到”的实在。离开了四年，颇寄望和想见家乡有所变化，但却“无异于前”，所以，也就“无所可述”了。
2. 欲见蔡元培先生而不得。这是该信“可述”者之一。鲁迅与蔡元培两位先生是绍兴同乡。此次返乡探亲，鲁迅在途经上海时就听说蔡元培先生在绍兴，并向绍兴各界人士发表了演说，希望家乡举办各种新事业。故而，鲁迅先生就“往询其家”，但蔡元培先生“已往杭州”，所以未能得见；探寻蔡元培先生演说内容，而乡里人“颇不能解”——不理解与不能解释并存，只是说“其欲填塞河港耳”。这就更为加强了鲁迅对故乡“无异于四年前”的感受。
3. 对“庸医”的批判。鲁迅先生对中医是有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的认知的。此次回乡探亲，得知同是留学日本、时任绍兴浙江第五中学校长的朱渭侠因伤寒而去世，故对许寿裳诉说“大半亦庸医速之矣”，即庸医耽误人命。可见鲁迅先生的一种愤慨。
4. 叹《章氏丛书》不能刻印。此次回乡探亲，鲁迅在杭州遇到了日本东京留学同学龚宝铨，他也是章太炎先生的长婿，龚宝铨向他诉说了章师的困顿，以及《章氏丛书》受阻而不能刻印。鲁迅的态度则是“国人识见如此，相向三叹”。
5. 榜人的相谩。“榜人”即船夫，“谩”即欺骗，蒙蔽。这个“故事”即：“闻本年越中秋收颇佳，但归时问榜人，则云实恶，大约疑仆是南归收租人，故以相谩，亦不复究竟之矣。”这“相谩”，不是会让我们联想起鲁迅先生杂文中的“瞒与骗”？
透过以上四件事，我们该是更为深刻地理解鲁迅先生所说的“故乡景物无异于四年前”，以及“兴会最佳者乃在将到未到时”的深意了吧？由此，我们不是也更为懂得鲁迅先生是一位始终追求人生发展与社会变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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