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传染病大流行。
我们可能还有十七年前关于SARS的模糊记忆，可能在上一辈口中听到过三十年前的甲肝爆发，可能在书本和影像中看到西班牙大流感、埃博拉出血热、欧洲中世纪黑死病，还有一些较为边缘的声音，留下了关于麻风、艾滋、霍乱等等的记录。尽管我们对于病毒的认识与应对手段飞速发展，但不得不承认，在这些简单的RNA序列面前，我们自诩复杂生物，却总显得既被动、又脆弱。
根据社会学家的观点，重大社会事件和灾害发生后，人类社会一般会经历一个“5P”的阶段，分别为：
图源微博@Lelac
这一套论述并不陌生，历史中，我们其实已经一次次地重复书写这“5P”。并且我们似乎会一直如此。
歧视
南非的喜剧演员“崔娃”Trevor Noah的一段脱口秀最近在网路上很火。
他是非洲人，某次要从埃博拉肆虐的非洲搭乘班机开往美国，仅这一点就足以令班机上的共同旅客感到惊恐万分。他们掩鼻、闪避，且有专门的官员登上班机专门为非洲的乘客测量体温，却独独漏掉了崔娃（他是黑白混血儿），就此他发表了一番精彩言论：
埃博拉可怕吗？确实很难否认它的危险性。
埃博拉病毒的生物安全等级为4级，高于SARS和艾滋，意味着需要比这两者更加严密的防护。在《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中，记录了感染者是如何七窍流血、迅速死去。普通人对于这样一种传染病怀有戒备和恐慌，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但真的需要对已经通过了健康测试的非洲人抱有这样大的偏见和警惕吗？如果是这样，何以看上去“不够非洲”的非洲人崔娃就被想当然地认为“更安全”？我们承认隔离和防疫手段的必要性，但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借此给人贴上标签、粗暴分类、加以歧视，并且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只是为了自保？
图源剧集《血疫》
1988年，因为流行生吃毛蚶，上海爆发了一场甲肝的大流行，高峰期每天新增病例过万，最终的感染者超过了三十万人。
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在公共场所，几乎人人都带着纸巾和纱布手套，唯恐与公共设施有任何直接接触。上海以外的地方对此亦避之不及，标有“上海制造”的产品都会被嫌恶地丢弃，对于当时的经济也是一种重创。
我们现在知道，甲肝病毒在病毒中算是生命力顽强，但在高温或酒精消毒下都可以很快灭活；染病的是个体，但不意味着整座城市都是病毒之城，更何况“上海制造”与病毒之间更是相隔甚远。但“上海制造”就是被毫不考量地丢进了垃圾桶。
每一次瘟疫的蔓延都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放到今天来看，华语网上对于武汉人乃至全体湖北人的谩骂、部分外国人对于“中国病毒”的仇恨言论、公共场所对于湖北籍身份证的猜忌和怀疑，似乎都显得并不稀奇——这是我们人类一直在做的事。
上海的甲肝和非洲的埃博拉、武汉的新冠肺炎看起来是不相及的疫情，但需要知道的是，每一种传染病的流行都其来有自，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存在最“干净”的安全之所，这和人种肤色文化无关，病毒的演变和入侵从来都是一种随机的可能性，只是永远有人会更倒霉一些。
想清楚这一点之后，可能在保护自己之余，会更加多一些人道主义的关怀和谅解吧。
恐慌
“恐慌”的情绪似乎无需解释太多，我们早已经身处其中，而这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
1918-1920年间，一场席卷欧美亚的大流感直接带走了5000万-1亿人的生命，占到了当时世界总人口的5%，流感肆虐期间，人们正好经历了一战的结束与战后恢复期。有人因此认为，这场流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战的结束——因为已经没有足够的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可以上战场了。
何况那个时候，公共卫生体系刚刚起步，即使是专业人士，都无法立刻了解到流感的成因、传播方式和治疗手段，遑论信息不灵通的大众。战争期间，战士的军旅生活使得疫病爆发的可能性指数级增长，结果是那些本该强健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倒下。
图源网络
总之，当时的一切都比今日看起来还要更加凶险得多。无论在病人还是健康人之中，恐慌是最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
政府和新闻界想要控制这种恐慌，告知公众这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感冒、只要适当防护就无需担心——这种话术与可怖的现实之间形成了一道天堑。人们无法相信权威，于是最后什么都不相信，恐慌与日俱增，与政界的期待背道而驰。
媒体称这场流感为“末日瘟疫”，认为是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卷土重来；护士不愿意接听病患的电话，因为担心这场瘟疫会通过电话线传染；父母不接纳患病的孩子进入家门，无数病患被迫露宿街头，还没有等到疾病带走他们年轻的生命，就过早死于饥寒交迫。
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恐慌，因为我们比那时的人知道的更多。我们的知识体系支撑我们戴口罩少出门多洗手，而非拒绝电话或亲子决裂。当然，我们知道的还远远不够，我们不知道一开始到底有多少人患病、不知道病毒到底何时开始扩散蔓延、不知道确切的发病率和治愈率——这些无知有些受制于我们知识的局限，有些，则是毫无疑问的，人为的忽视与轻慢造成的恶果。
戴口罩的士兵，图源网络
如果我们早点知道，我们今天或许不至于此。
后来，在记录这场瘟疫的著名读本《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中，作者约翰·巴里写道：所以1918年大流感的最后一条教训，即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必须降低可能离间整个社会的恐慌，可谓知易行难……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林肯是第一个这么说，也做的最好的人。无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之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
偏信
这几天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在刷新现代人的认知，因为网传宠物可能会传染新冠病毒（后被辟谣），有人将自己的宠物猫狗从高楼抛弃、直接丢弃在路边，甚至有社区未经允许，私自活埋了仍在隔离区的业主的宠物猫。
这样残忍的手段令人发指，却也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中世纪的欧洲，鼠疫开始流行，三百年里，鼠疫数次大型爆发，带走了欧洲近一半人口的性命，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的大型战争。人们称之为“黑死病”，恐惧笼罩在整个欧洲大陆。后世的人们普遍认为，“黑死病”的爆发使得欧洲文明起码倒退了150年。
除了人之外，死于非命的还有许多猫。
宗教统治的中世纪欧洲，人们视猫为邪恶的象征，在画作中，猫常与叛徒犹大同时出现。据说黑猫有邪恶的魔法，而破解之道就是把猫当场猎杀。所以在一些国家，屠猫活动甚至成为了一种群体性的狂欢。
人们将猫投入火中，图源网络
在一些观点里，鼠疫的发生也与此有关。猫被大量扑杀后，老鼠横行，在卫生条件低下的中世纪最终引发了瘟疫。但当时的人们对科学知之甚少，只觉得瘟疫是魔鬼带来的恶行。因此，被视为魔鬼化身的喵星人被更大范围的捕杀（可怜的猫咪主子们！）。
可想而知，屠猫当然没有缓解疫情，再加上经济的凋敝、国家之间的战争，反而让大家陷入更加强烈的猜疑和攻击之中。后来人们互相检举、烧死巫师，整个社会处于动荡和不信任的氛围里。后世的人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
如上文所言，我们今天已经掌握了比前人多得多的科学知识。但很可惜，发达的信息传播系统除了带来了正确的信息，也传递了许多言之凿凿的“假真相”。恐慌情绪下导致的偏执与误信仍然令一部分人失去理性，显示出了极大的攻击性。
不知道可以为此谴责谁？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抑或是最后对猫狗痛下杀手的人？人很难在混乱的局势当中迅速明确真相，但我想，基本的悲悯仍然有必要，这是我们现代人没有自相残杀、而是共同生存的基础。
政策
火神山即将开始收治病人，在1月24日起建10天后。
网上对于火神山的存在争议很多，这种让外媒惊叹不已的“中国速度”背后是劳动者的不眠不休和巨大的施工风险，而不是什么神迹。何况，他们或许本不必如此。
但火神山终究是造出来了。在事态看上去越来越严重的时刻，我们几乎都知道，应当会有一座这样的医院被盖起，或者会有更加严格的隔离和控制机制。再后来，我们被知会要封城、封路、延迟开学返工日期、隔离疑似病人。这些政策接踵而至，干预我们的日常生活，以便减缓病毒的传播和感染。
在此之前，有7个昼夜造出的小汤山，用来容纳2003年在SARS中倒下的人。
再往前推，1988年的上海，许多工厂的仓库、寒假时期的学校课堂宿舍、小型旅馆的客房都被征用，成为了甲肝病人临时的安置场所。
再往前推，西班牙流感时期，大量的临时医院被改造为永久医院，新的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被建立起来。
再往前推，19世纪初，美国费城因为卫生环境不佳导致了黄热病大流行，政府因此设立了专门的卫生检查系统，用来确保城市不被污水垃圾填埋。
……
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经历都在反复告知我们，在这一类持久的灾难之中，会有各式各样的救援政策出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救援都来自政府，更多时候，是人类本身的善念。
最早，这种善意可能来自宗教，即使是凶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的病患，身边也总会有毫不畏惧的修女的照料；后来是各类民间组织的组建，如战争时的国际红十字会；甚至无需依靠官方组织，今天我们已然看到，在城市临近瘫痪的时候出租车司机自发组成了车队接送医务人员下班；民间的各种捐赠物资组织被迅速地组建起来，将物资送到前线；有人捐赠蔬菜、有人提供心理服务、有宾馆提供房间、有企业提供餐食。
人类真是复杂的生物，即使这次疫情中有前文所述种种互相撕咬，但“做点什么”仍然是很大一部分人本能的反应。灾难来时，人会去救人，这几乎是一定的。
创伤
如果人生中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其实就很难真正忘记。
2013年，SARS十周年之际，各大媒体开始制作一些相关的专题报道，也开始关注一些当年幸存的非典患者的生活。十年过去，他们仍然饱受后遗症的折磨，有人失去了挚爱，有人失去了生活保障，有人在和别人说话时毫无征兆地大哭起来。
根据2006年的一份数据，SARS期间的患者中有29%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31%有抑郁倾向。这些不仅仅是数据，是一些破碎的心和生活。
图源纪录片《非典十年祭》
这种创痛也是社会性的，对于SARS有较深刻记忆的一批人可能对此次的新冠肺炎尤其重视和防备。这些人会记得2003年曾有一段时间被铺天盖地的焦虑情绪笼罩，出门必戴口罩，去哪儿都会需要被测量体温，在公众场合的每一声咳嗽都会引来骚动。原来过了十七年以后，那种感受仍然存在，并被再一次地激发起来。
这些创伤提示我们，人类社会中不够完善的种种制度在灾难冲刷下会显得不堪一击，而这从来不只是补救和重建那么简单。这些创伤提示我们，我们并未征服自然，我们存在于自然之中，像春草一样脆弱无依。遇到灾难的人生，像被大象踩踏的蚂蚁，我们无法和灾难讲道理，就像蚂蚁没有办法和大象讲道理。
新冠肺炎的疫情仍然严重，大多数人都仍然被困家中，我们知道这场灾难最后会过去。但过去其实不代表什么，命运永远会把新的灾祸抛给人类。最近重读《鼠疫》，里面也毫不留情地预言道：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或许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记住我们曾经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过的创伤，并努力做一个稳定、求真、悲悯、谅解的好人。
作 者 | 陈麻薯
编 辑 | 加菲
设计、排版 | 子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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