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浩瀚，公子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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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制度，是人类文明进阶的产物，它是由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货币制度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的，需要货币目标和货币手段两者配合运用。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货币意识”的国家之一，早在商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拥有了使用规定物品进行交易的意识，而随着历史的推进，我国的“货币制度”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今天我们就以元朝为例，来看看元朝时期的“货币制度”到底是怎样的？
钱币or纸币？
元朝建立初年，来自草原上的统治者最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战后重建问题，而战后重建就需要金钱的支撑。由于元朝的前身蒙古本身就是一个制度相对落后的国家，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确立国家经济体制就更加迫在眉睫，而确立经济体制首先要做的就是确立货币制度。
在接下里讲述元朝关于货币的历史之前，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货币”的概念：
中国的封建时期相当漫长，从秦始皇中央集权开始，至清朝覆灭，2000多年的时间，中国一直处于封建制度的统治下，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发展也遵循着封建制度的轨迹。
早期的奴隶社会和部落氏族的经济形式主要以“物换物”为主，既没有商品概念，也没有货币概念——例如，A部落拥有多余的皮毛，但是缺少食物，B部落正好与之相反，那么皮毛和食物之间的交换就开始形成，可以说，在没有货币概念的时期，以物换物，是构筑原始经济制度的核心。
但是，这种制度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无法保障交易的公平性。
<strong>一张牛皮到底可以换多少粟米？类似于这种问题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的，其本质上，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换算标准，即缺乏一般等价物——货币。
那么确立何种货币制度才最适合当下的局面呢？元朝给我们的答案就是——纸币！
纸币其实并非元朝首创，在宋朝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使用纸币的现象，例如北宋的“交子”，南宋的“会子”等都是纸币的不同类型，虽然彼时的纸币并没有成为交易的主流，但是元朝统治者却看到了纸币的可行性：
从政府角度考虑，选择哪一种货币类型，至少需要考虑三个方面：便利、权威、可流通。便利是指方便制造，方便管理；权威是指货币具有法定的信用背书，通俗的来说就是有价值；可流通是指方便交易，有利于国家经济贸易和发展。
先来看看“实物货币”时期。这一时期主要就是指较为原始的社会时期，通常以粮食，皮毛等具有实用价值的物品作为等价物进行双向交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以物换物”时期，这种制度唯一的优点是过程简单粗暴，但除此以外，别无其他优势，除了上文提到的价值难以对等的问题外，还有诸如粮食变质，毛皮腐烂等不可抗力因素的风险。
再来看看“金属货币”时期。在古代，金属是国家管制的东西，其中比较常见的是铜、铁、金、银等，金银的价值自然不必谈，铜钱和铁钱是古代最流行的币种，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使用金属货币，这种货币的特点在于便于计数，而随着冶金水平的提高，金属货币的种类也越加丰富，但是同样，金属货币也有一个天然的局限性——过于沉重，小宗交易尚可维持，但面对大宗交易，金属货币实在难以维系。
最后再来看看“纸币货币”时期。这一时期是指自宋朝开始直至现代，纸币的出现其实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纸币制作成本低廉，东汉时期就有的造纸术，以及宋代发明的印刷术都是纸币出现的必然条件，而面对大宗交易，纸币也能处理的得心应手，因为纸币的面额不受重量的约束，只要有足够的资金保障，也就是所谓的“金本位”，纸币就不会沦为废纸，所以关于这一制度，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纸币的信用能力，以避免通货膨胀的可能。
而元朝作为宋代的“继任者”，其面对经济发展最佳的解决方法便是确立自己的“纸币制度”，但是历史证明，虽然有了宋代作为借鉴的模板，元朝“纸币制度”的建立也是一波三折，下面我们就以元朝发行纸币的时间作为线索，一起来探求一下元朝的“纸币”到底经历了什么？
中统钞——从统一到崩溃
作为元朝初年最具代表性的货币，中统钞的实行离不开一个人——王文统，他是中统钞的创始人，在他的货币思想下，元朝结束了货币混乱的局面，最终元朝得以控制住了国家的经济形势，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王文统的“货币思想”。
第一：规定中统钞为元朝的法定货币，以新钞回收旧币。
这个想法是推行货币政策的基础，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人民币换新，只不过这个是具有强迫性的，中统二年正月的谕告中就提到，各路原来流通的旧钞和白帖子，都要掉换新钞，不许继续使用。著名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先生就曾说过：
“在收兑交钞的时候，也许是交钞和宝钞各有分工的意义，即用交钞去收回旧日的丝钞，而以宝钞来收回银钞。”
中统钞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纸币制度由此诞生。
第二：以白银作为准备金，有效控制纸币的发行和流通。
这一点就暗合了我们上文提到的“金本位”。政府发行多少纸钞，就要有多少准备金，不能随意挪用钞本，这是中统钞的核心观念，《中堂事记》有提到：
“随路设立钞库，如发钞若干，随降银货，即同见银流转，据倒到课银，不以多寡，即装垛各库作本，使子母相权，准平物估，钞有多少，银本常不亏欠。”
而这一点，其实是有历史教训的，南宋的“会子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南宋最初印发“会子”是以钱币为金本位的，发行额度也仅有三百万贯，即意味着有三百万贯的钱币在那放着，作为这些纸币的信用背书，但是七年之后，会子的发行额追加到了七百万贯，然而作为信用背书的钱币依然只有三百万贯，与此同时，还要保证每一张会子能有实兑的能力，那么此时同单位的会子和七年前的等额会子相比，汇兑能力要减少一半，当然，官府还是按照面额来给你兑换的，这就造成了另一个局面——铜钱挤提，去晚了可就没钱换了，到那个时候，手上的纸币就真的变成一张纸了！
第三：中统钞与白银之间要能自由兑现。
“如有诸人赍元宝交钞，从便却行赴库倒换白银物货，即便依数支发，并不得停滞”
在王文统的思想下，中统钞法是一种完全兑现的纸币制度，同时中统钞法还明确规定了交钞和银的兑换比价，交钞可以在街市上自由买卖金银，这种完全的兑换制度对于提高纸币的信用程度大有益处。此外，平准行用库还起到了调节物价的作用，辅助了元初纸币制度的推行。
第四：国家财政收支指定用钞结算，以回笼货币。
“所纳酒醋税盐引等课程大小一切差发,一以元宝为则。其出纳者虽昏烂并令收受”
货币制度要想顺畅无阻地实施下去，就必须要有“支出”和“收入”两项，国家发行货币，那就必须要回笼货币，否则货币就失去了最终的流向，这一思想正是明确了中统钞作为支付手段的法偿能力。
第五：通过财政预算对中统钞的发行额度进行控制。
纸币的发行量要以全国课税收人的金银数量加上倒换昏钞的数量为标准，前者主要是为了保证交钞的金银准备，后者则是为了满足倒换昏钞的需要。
“量全国课税收入之金银及倒换昏钞数为额，俭而不溢，故钞常重。”
因此，只要控制了纸币的发行量，也就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蔓延。
按照王文统的这种货币思想，按理说并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可事实证明，一个好的理论并不一定会得到好的实践。
1274年伯颜率二十万大军发襄阳沿汉水南下征宋，使得元朝军费大增，当时江南还在征粮备战，拘拉水手和造船，使得民不聊生，盗贼猖狂，虽有人警告也置之不管。此外，各地钞库的准备金也被悉数运往大都，用于巨额的军需赏赐，开支持续增长，币值就越发下跌，使得纸币的信用大降。
这就导致了中统钞每年的发行量开始逐步增加，尤其是到了灭宋战役的后续阶段，发行额甚至达到二百万锭之多，这远远超过了为钞锭所准备的储备金，可见，虽然理想是美好的，但是因为缺乏实施经验，中统钞的作用一落千丈。
至元钞——“虚拟生态”的拯救
公元1287年，尚书省颁行了《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实行了第二次币制改革：条画规定，至元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两贯当白银一两，二十贯当黄金一两。这种货币体系最大的特点在于——不可兑换。也就是说钞锭就是钞锭，无法兑换成现钱。
<strong>大家是不是不能理解？这样，咱们做一个类比，这就好比我们的“花呗”，“花呗”是不能提现的吧！但是你可以使用里面的额度对吧，而至元钞就和这个模式很像。
和中统钞一样，至元钞也有其独特的历史使命：
第一：纸币不可兑换。
“依中统之初，随路设官库，买卖金银，平准钞法。私相买卖，并行禁断。”
首先，明确规定至元宝钞为不兑现纸币。民众不再拥有无偿兑换金银的权利，而只是在官库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才进行少量的金银买卖，以平准钞价。其次，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这种以法律的形式限制金银流通的做法，主要是为了政府能够有效地集中金银准备，以保证不兑现纸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的地位。
第二：通过法律的形式加强准备金管理。
至元钞仍然以金银为本，各路钞库官员务必恪尽职守，每月至少两次清点钞库，如果存在库官私自放贷或买卖的现象，则要核查清楚，并依法定罪。
作为中统钞的“救星”，至元钞的历史任务就是抑制通货膨胀。在至元钞法实行以后，按照至元钞与中统钞的折合比率，纸币的发行量一跃翻了五倍。但是在之后的十几年中，为了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现象，元政府大幅缩减纸币发行额，具体见下表：
总结来看，这一套货币体系，实际上就是重新找回民众对于钞锭的信任感，其手段就是保持钞锭价值，积累国库金银。甚至可以说是将民间和国库分开置之，民间采取至元钞的流通，国库依然使用金银，夸张一点地说，这就好比把民间放置在了一个十分虚拟的贸易环境里，至元钞就是货币的本身。
然而，一时的救市还算可行，但是长期的经营是不可取的，很快至元钞的弊病就暴露了出来，国库和民间的经济对流出现了阻碍，在民间，百姓不再以朝廷的律法作为买卖的标准，而是以至元钞作为衡量标准，因为发行量相对固定，一些富豪开始大量囤积至元钞，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而金银铜等货币甚至在民间出现了不被认可的现象，这肯定是官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元朝的货币体制又在等待另一次的救赎。
至正钞——元朝货币体制的“绝唱”
公元1350年，吏部尚书楔哲笃再次建言更造至正交钞，元政府遂执行了其统治期内的最后一次币制改革。
至正钞法规定——至正钞一贯当铜钱一千文，当至元钞两贯。所谓的至正钞，其实是采用中统交钞的旧钞版，背面加盖“至正印造元宝交钞”的印记，另行作价进行流通。
<strong>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中统钞时期的通货膨胀到底有多严重，一直到至正年还没用完，重新盖了章当作新的使用，也不得不表扬一下元朝政府“勤俭节约”的美德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至正年间曾出现一种“权钱钞”铸币，分为五分、一钱、一钱五分、二钱五分、五钱共五种。一般来说，发行纸币是为了代替金属货币，但是权钱钞则是用金属货币来代替纸币，这种“本末倒置”的发行方式在世界货币史上也是少见的，同时也是我国最早创新出来的辅币“雏形”。
之所以称其为“雏形”，是因为相较于后代纸币流通下的辅币，权钱钞还是有所不同的。一方面，此时的权钱钞发行量十分有限，发行量不足以承担作为辅币的用途；另一方面，辅币的面额一般是比较小的，而且流通上受到限制，但是元政府对权钱钞的支付力没有过多限制。
关于这一次的货币改革，元朝政府也确实是有心而无力，此时已是元朝末期，各地起义不断，元朝政府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新钞刚开始的发行，还称不上是大规模的膨胀。但是在新钞发行后不久，国内局势却更加紧张了。
发行至正钞是在至正十年十月，次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和徐寿辉等人几乎同时起义。十二年正月时又一次发行新钞十九万锭和至元钞十万锭，折合中统钞两千四百万锭，这是除至大三年发行币制后，元代最大的一次发行了。当时的米价是一石二十贯，盐十斤两贯，但是不久之后物价就涨了十几倍。更有些地方，一贯钞只能买十四铢盐，即一斤盐合二十七贯，折合中统钞二百七十贯，是蒙古征服江南前的一两千倍。而这时江淮一带的起义更加猖獗，丞相脱脱率领四十万大军出征，但由于宫廷大臣之间争权夺利，元军纷纷投向义军。
至正钞的改革还未完全结束，元朝这座庞然大物就轰然倒塌了，应该说“至正钞改革”实际上只是一场未完成的改革，非要给它扣上一个失败的帽子，我觉得也不太合理，毕竟没有检验结果，从理论上来说，“至正钞”的改革还算是全面的，但是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有点类似于“乌托邦的幻想”，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历史留给“至正钞”的成果评价也只是一个谜了·····
写在最后的话
元朝实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全国性纸币管理制度，但由于战争、财政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致使纸币的流通量远远超过市场需求量。这时，纸币流通规律便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造成中国货币史上少有的恶性通货膨胀现象。
但是，我们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元朝的“纸币制度”确实是为后世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成果，对于历史事实，我们不能总以“结果论”的眼光来看待，元朝的货币制度甚至为外国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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