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的商業記憶,海上絲綢之路的最後輝煌,還有“走鬼”典故

站在喧囂嘈雜的廣州十三行路上,早已見不到讓此街得名的廣州十三行舊跡,但我突然想起,這條街上的風雲變幻,似乎總與大時代有關。就像眼下這些曾經日進斗金的傳統實體店被電商打得風雨飄搖一樣,當年的十三行,在“一口通商”的庇護下鼎盛一時,卻也在國門被強行打開後遭到終結。

在廣州的海上絲綢之路申遺名單中,已不存舊跡的十三行自然未被列入其中。但在廣州這個歷史悠久的大港,十三行堪稱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最後輝煌。

十三行的“行”,指對外貿易的“牙行”,又叫“洋行”或“洋貨行”。所謂“牙行”,即古代商貿交易中負責“評物價”、“通商賈”的機構。

宋代有了官牙、私牙之分,明代經營“牙行”者則有資產門檻,達到門檻後由官府批准併發放執業憑證和賬簿,絕大部分商品批發交易都必須通過“牙行”。清朝開關初期,政府對外貿易十分混亂,廣州大量牙行應運而生,成為貿易紐帶。

嶺南文化的商業記憶,海上絲綢之路的最後輝煌,還有“走鬼”典故

有說法認為十三行源於明代,其實大謬。十三行始於康熙年間,《廣東十三行考》記載“粵海設關之年(康熙二十四年,即1685年)可確定已有十三行”,吳晗認同這一說法,並進而根據《嘯亭雜錄》的記載,認為這是吳興祚始任兩廣總督到粵海設關之年任內時期的事,因而斷定“則十三行之立,當為康熙二一至二四年(1682-1685)四年間事”。

當時,廣東官府招募了一批牙行,指定他們與外商做生意並代海關征繳關稅。當時有總商六家,副商七家,所以叫“十三行”。此後,洋行數目變動不定,最多時有26家,最少只有4家,但“十三行”則成了約定俗成的稱謂。

嶺南文化的商業記憶,海上絲綢之路的最後輝煌,還有“走鬼”典故

1720年,廣州公行眾商盟誓,商定建立“公行”,議定收購與出售貨物的價格以及行商之間承擔生意的份額,行規共十三條。不過,這一組織十分鬆散,也沒有呈請朝廷批准,加上外商反對,運作並不正常,次年被官方廢止。1745年,清廷實施“保商”制度,行行互保,同行歇業,公行有義務分攤債務。外商如果出了問題,保商負連帶責任。

1757年底,清廷宣佈限定粵海關“一口通商”,大大限制了海上貿易,卻成就了廣州。

1760年,九家行商再次呈請設立“公行”,壟斷對外貿易。因為要代表朝廷管理海路邦交和貿易事務,具有半官方性質,因而西方人稱這些行商為“皇商”。但到了1770年,公行再度裁撤。

公行之所以兩度被裁撤,是因為公行所制定的行規,固然可以約束不法,但也形成壟斷。外商為打破壟斷,難免會採用收買個別行商或賄賂官府等手段,使之難以維繫。此外,行商之間也會為利益而互相傾軋,外商乘虛而入,使得公行出現虧損和債務,行商因對債務負有連帶責任,所以不斷倒閉,也是公行難以持久的原因。

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真正確立。為了避免此前的倒閉潮,公行還利用行佣積累起來的公所基金,用以清償行商的拖欠、罰款等,以維護穩定。至此,粵海關名義上專管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實務則全歸十三行主持,成為清朝海上貿易核心,也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最後的貿易中心。

當年十三行所在地,除現十三行路之外,還有廣州文化公園一帶。覆蓋範圍包括如今東至仁濟路、西至杉木欄路、南至珠江岸邊、北至十三行路的地界。外商在此區域設立商館,也稱為“十三行夷館”,用於外商住宿、辦事和倉儲之用。多為三層洋樓,是廣州最早的西式建築之一。

此前有個展覽提供了多幅十三行歷史圖片。當時西方畫家畫了不少十三行全景圖和廣州珠江江面圖等,多采用當時最先進的銅版製圖。

嶺南文化的商業記憶,海上絲綢之路的最後輝煌,還有“走鬼”典故

由這些畫作可見十三行乃至廣州的繁華,著名的怡和行、廣利行、東興行、天寶行、興泰行、中和行、順泰行和仁和行等都十分興旺,鹽商、鐵商、米商、糖商、絲綢商、陶瓷商、菸草商、典當商、布商和藥商等聚集此處。

持續83年的“一口通商”,使得廣州進出口貿易大增。1792年,廣州貿易收入為白銀1300多萬兩,1837年則為5500多萬兩,1754年,到港西方商船27艘,稅銀僅52萬兩,1790年,西方商船增至83艘,稅銀達到110萬兩,到鴉片戰爭前,西方商船達每年200艘,稅銀突破180萬兩。

但1840年的鴉片戰爭,讓十三行陷入衰落。戰爭期間,英軍兵臨廣州城下,守城將軍奕山無力抵抗,令行商前往調停。行商伍紹榮與英軍達成退兵協議,代價是廣州方面要於一周內交出600萬兩白銀。奕山逼追十三行商人出資300萬兩,向清廷報告時又隱瞞了此事。《南京條約》簽訂後,清廷又決定讓十三行商人就地籌款,承擔部分賠款。不少行商經不起連續折騰,紛紛破產。同時,《南京條約》的簽訂使得“一口通商”被取消。起初,一些十三行行商仍舊營業,對“五口通商”政策進行種種抵制,力圖保住壟斷地位,但大勢已去。

嶺南文化的商業記憶,海上絲綢之路的最後輝煌,還有“走鬼”典故

此時的十三行,消亡只是時間問題,但真正讓它消失的是一場大火。如今走在十三行路,防火警示隨處可見。作為貨儲和物流區,加上服裝材質本身就易引火,防火自是關鍵。歷史上的十三行,就曾多次發生大火。

1822年,十三行附近一家餅店失火,波及十三行。大火燒了兩日,多間洋行和夷館被燒燬,外商貨物悉數不存,牽連附近房屋店鋪千餘家。在相關記載中,十三行的富庶也得到了驚人體現,據說大火中熔化的洋銀滿街流淌,竟流出二里地,整場火災燒燬財物的價值達到4000萬兩白銀.

第二次大火發生在鴉片戰爭後,因英軍士兵與中國民眾衝突,中國民眾半夜火燒英國商館,蔓延十三行。清廷派官兵前往救火,被民眾阻攔,使大火一直燒到次日。

第三次大火則是摧毀性的,它發生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當時,廣州民眾因憤恨清軍,點火偷襲,火勢蔓延到十三行外國商館區,將整個十三行地區燒成一片灰燼。時任南海知縣華延傑在《觸藩始末》一書中寫道:“夜間遙望火光,五顏六色,光芒閃耀,據說是珠寶燒烈所至”,十三行商館區從此不存。

此後的十三行地區,功用幾經變化,但仍保留了同文路、怡和大街、寶順大街、普源大街、仁安街等街道,其命名均來自當年洋行。

嶺南文化的商業記憶,海上絲綢之路的最後輝煌,還有“走鬼”典故

走出十三行路,路口有流動小販在兜售商品。廣東人習慣將流動小販稱為“走鬼”,其實也與當年的十三行有關。

美國商人亨特曾經記載,當年十三行興旺時,有不少小販聚集在沿街做生意。他們賣橄欖賣糕點賣茶水,還有粥粉面,修傘修鞋補衣服。當年並無城管,但十三行商館區守衛所有十幾名士兵,嚴防“民夷衝突”。他們並不會定時巡邏,但執法時也無規矩可言。每當小販堵塞交通,洋人不滿投訴時,這些士兵就出動驅趕小販。當時,廣東人習慣稱洋人為“番鬼”,因此每逢此時,就將躲避洋人舉報引發的差役驅趕稱為“走鬼”,後來則演化為小販的代名詞。

嶺南文化的商業記憶,海上絲綢之路的最後輝煌,還有“走鬼”典故

這個嶺南文化的商業記憶、海上絲綢之路的最後輝煌,似乎只留下了一群路名,還有“走鬼”這樣的典故。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