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是當今父母最常用於催婚的聖人名言，而生活在信息化時代的子女們則常用最新的解釋為這傳統儒家的“封建糟粕”“翻案”。他們說：“不對，現代學者說了，無後不是沒有後代的意思，而是指沒有盡後代的責任……新時代青年又不是生育工具，怎麼能以繁衍後代為孝的責任呢？”
這真是有理有據，讓人無言以對，所以是流傳了上千年的解釋錯了嗎？還是現代人刻意的曲解？不妨重新翻開書本，再次認真的讀一讀原文。
《孟子·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首先這句話帶出了一個很多人都想問的問題：“不孝有三，是哪三個？”這點孟子沒有說，所以很多古人也不明白是哪三個。
直到東漢末年，經學家趙歧根據孔孟的儒家觀點，在《孟子註疏》中總結出此三不孝：
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此三不孝一經提出便被世人接受，一直到清代始終為主流思想。但是今天，有專家卻說了：“這不對，以古人的行文習慣，三在此處應該是虛數，指很多種不孝，其中無後最大。且在《孟子·離婁章句下》中孟子已經明確列出了不孝有五，不孝有三應當是從中延伸而來。”
對於這個觀點，前者同意，孟子可能真是這個意思，所以也沒有詳細列出是哪三個，以至需要趙歧去總結。但是對於用第二個“不孝有五”代表孟子的孝道思想，我卻並不同意。
在這段原文中，公都子問孟子：“匡章這個人，全國的人都說他不孝。您怎麼還和他交往，甚至對他很禮貌，這是什麼原因？”
匡章是齊國的名將，齊威王末年曾打退秦國的進攻，齊宣王時率軍攻破燕國的國都，齊閔王時又率領齊、魏、韓三國，以及後加入的趙國和宋國攻破了秦國的函谷關。但是因為其和父親關係疏遠，國人皆以其不孝而輕視於他，只有孟子與他關係親密。
對於這個問題，孟子回答道：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這裡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孟子所謂的不孝者五實際是當時世俗人的標準，而非他所認為的孝道標準。用現在的語言解釋就是：“你們不是認為匡章不孝嗎？這五點是你們通常認為不孝的表現，匡章滿足了哪一點？都沒有吧。匡章疏遠父親，只是因為兩者的思想相左，以至得罪了父親使兩者關係惡劣，因此不得不疏遠。所以在孟子看來，匡章並不是不孝之人。”
在歷史中，匡章的母親因為得罪了他的父親而被殺死並埋在馬棚下面。後來匡章拜將時，齊威王表示可以幫他的母親改葬。匡章卻拒絕說：“臣並非沒有能力改葬，但是先母得罪先父，而如今先父去世卻沒有同意母親改葬。如果我如今改葬就會違背先父的在天之靈，所以才沒有改葬。”
匡章父母的故事年代久遠，更缺少前因後果，無意再討論其對錯，但從公都子和孟子的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向來被認為是封建禮教的儒家思想，在當時相對於傳統孝道思想反而是更加激進和開放的。如莊子在這件事上就說：“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反而可能是當時流行的多數觀點。
因此這引得我再讀《孟子·離婁章句》，發現這一章的內容實際並非是散亂無章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重點更不在討論是“有無後代”還是“盡到後代的責任”，而是在當時規定嚴苛，卻又禮崩樂壞的孝道之中，提出一種“權”的觀點。
“不孝有五，不顧父母”在孟子看來是一種普通人的，傳統的，最基礎的孝道，可為何這種孝道在當時隨著整個社會制度開始逐漸崩壞？為此，孟子提出作為士大夫，應當追求一種“禮”為體，“權”為用，相輔相成的更高級孝道，而這種思想不僅作用在孝上，更應該成為一種用於齊身治國平天下的核心思想，用於終結這禮崩樂壞的亂世。
因此在《孟子·離婁章句上》中第一章第一句就點明瞭孟子的思想主旨：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無規矩不成方圓，社會需要禮，也就是規則、道德、法律來保持他的運行。但同時作為君主僅有仁心，也就是單純的遵禮是無法使百姓受惠，法律施行，先王之道得以踐行的。單獨的善行不足以為政，更需要有順時、順勢而臨機應變的“權”。細品，是不是有電影《九品芝麻官》中：“做貪官要奸，做好官要更奸”的味道？
對應於舜的不告而娶，《孟子·離婁章句上》第十七節中，就有一段對話對應了這個問題。
淳于髡問：“男女授受不親，合乎禮嗎？”
孟子回答：“合乎。”
淳于髡又問：“嫂子掉水裡要淹死了能伸以援手嗎？”
答曰：“嫂子快淹死了不救，是豺狼；男女授受不親，是禮；伸手救嫂子，是權。”
我們如今有一個成語叫事急從權，便是基於孟子的這種思想。在他認為，在重要的關鍵時刻，可以隨機應變採用最佳的選擇，而不必完全拘於傳統禮法。
從這個思想角度出發，我們發現趙歧所列的“不孝有三”，反過來說，恰恰是一些腐儒所推崇的所謂孝道。
第一不孝，阿意曲從，陷親不義。
在傳統腐儒的封建觀點中，順孝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正如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親的權威作為兒子同樣是不可辯駁的。因此便逐漸扭曲成為阿意曲從也是一種孝道。
如在匡章的故事中，匡章因為不滿父親的一些所作所為，卻又無法改變而選擇不再相見，這在旁人眼裡卻成了不孝。而在兩千年後的今天，情況其實依然沒有改變。總有外人不以事件的本身，只以父母與子女，或長輩與晚輩的身份關係來判斷對錯，要求另一方諒解順從。
孟子在《離婁章句上》的第十八節中講了一個道理，君子為什麼不親自教自己的兒子？因為教育需要正確的規範，但如果沒有達到成效，施教者就可能會發怒。如果父親將這種怒火發洩到孩子的身上，反而是一種傷害。同時在教育中，父親用嚴格的規範要求孩子，而在生活中自己卻可能無法做到，於是父子間的感情就會因為子女“善意的指責”而受到傷害惡化。所以古人會交換兒子來教育。
顯然在孟子的思想中，父母也是正常人，也會有情緒，也會犯錯誤，因此如何在保證父子關係和教育子女的問題上保持平衡，古人有了“易子而教”這一變通的方法。禮與權的平衡，使諫親成為儒家孝道中一門必須要掌握的技術。
孔子在《論語·里仁》中就有：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當父母的有錯的時候，就要及時的用委婉含蓄的語氣和方式勸諫，如果父母固執己見，就要耐心恭敬的反覆勸諫。即要“敬而不違”“勞而不怨”，更要堅守大義操守，看來儒家的孝道是非常考驗子女智慧的。
儒家另一位以孝著稱，編寫了《孝經》的大儒曾子也堅信子女對父母的孝，必須以“義”與“正”為前提，若父母的言行違背了這兩點，子女必須要諫親，而非阿意曲從，以至陷親不義。
而荀子則在《荀子·子道》一書中更是詳細的寫道：
孝子所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 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 故可以從命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 致恭敬，忠信、端愨、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
其認為孝子有三不從命，若使父母處在危險則不從命；若使父母受辱，則不從命；若使父母做出禽獸行徑，則不從命。可以從命卻不從命，這是未盡孝子的責任，不可以從命卻從命，這是不忠於父母，只有明白這個道理，才是真正的大孝子。
因此，即使在以孝道治國的漢朝，也存在諫親的行為，而非是一味的愚孝。漢靈帝時，崔鈞曾諷刺其父崔烈買官得來的司徒之位充滿銅臭味。崔烈為此大怒，舉杖要打，崔均連忙狼狽逃竄。於是崔烈追罵道：“死卒！父親打就逃跑，是孝順嗎？”結果崔均卻回答道：“舜服侍父親的時候，小杖就挨著，大杖就逃跑，這不是不孝啊！”崔烈聽後羞愧停止。
第二不孝，家貧親老，不為祿仕。
在《離婁章句上》第十九節中，孟子說：
“事孰為大？事親為大。”
將侍奉父母認為是所有侍奉的根本，是最重要的。但是侍奉的前提是，必須有充足的物質條件。
在同一節中，孟子講述了一個故事，說曾子的父親曾皙在的時候，每天有酒有肉的侍奉他，在撤走飯菜時還會請示：“剩下的飯菜給誰？”如果曾皙問飯菜還有嗎？曾子一定會回答還有。
後來曾皙死了，換成曾子的兒子曾元來侍奉曾子，依然是每頓都有酒有肉，但是在撤走飯菜時已不再請示。如果曾子問還有嗎？曾元就會回答沒有了。孟子說，曾元是想把剩下的飯菜下次再給曾子吃。
這裡不討論曾元的行為是否是不孝，而是要說，物質基礎在孝道中的重要性。如果條件優越，很多人自然也可以像曾子侍奉曾皙那樣做，但是沒有條件呢？即使是吃剩飯，每餐還有酒肉已經很不錯了。
後世腐儒，卻常以安貧樂道自傲，但如果因此連父母都養不起，那麼就連最基本的孝都做不到了，如何稱得上是儒呢？如介子推這般，雖然成全了大義，卻連累母親與自己一起被燒死，於孝道來說，便是大不孝。
現在人也常說：“父母在，不遠遊。”但如果連自己都無法養活，需要啃老生存，便是“埋兒奉母”，能稱的上孝嗎？故而“父母在，不遠遊”是禮，卻還有下半句“遊必有方”，這是權。
同樣親老是中國孝道中最基本的要求，可謂是禮，但家貧如何事親，於是孔孟之孝認為可以從權，祿仕以事親。這便是《孟子·離婁章句上》第十九節說的：
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第三不孝，不娶無子，絕先祖祀。
國之大事，在戎與祀，人之大事同樣如此。華夏文明信仰的乃是祖先崇拜，因而尤其是古人來說繼承香火最為重要。《禮記·祭法》載：
王立七廟，一罈一墠……諸侯立五廟，一罈一墠……大夫立三廟二壇……適士二廟一罈……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曰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在古人的觀念中，死亡並不是結束，將會被子孫後代供奉在廟中成為“神”，以另一種形態存在。但這個名額是有限的，天子只能有七廟，諸侯只能有五廟，大夫只能立三廟，而普通百姓是沒有資格立廟的。那些沒有被供奉在廟中的只能稱為鬼，更慘的如果沒有子孫後代祭祀香火，便只能魂飛魄散，消失在這個世界中。就像歷史中無數的普通百姓一樣，他們確實存在過，卻已經找不到任何存在過的痕跡了。
故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絕先祖祀”是一種精神上的弒父行為，那麼和以上的“陷父不義”、“不為祿仕”比起來，哪個更嚴重呢？顯然是絕先祖祀了。
在孟子列舉的這個例子中，面對婚姻大事，舜沒有稟告父親，是一種陷父於不義的行為，非孝道。但舜為什麼不告訴他的父親呢？
因為在歷史記載中，舜的父親瞽叟是一個本性惡劣的人，偏愛於後妻以及兩人所生的兒子象，所以不希望舜娶妻生子。這可能是因為一則不願為舜娶妻而破費，二則如果舜無後自然不能繼承對祖先的祀，也就無法繼承家業。
因此當時舜所面臨的環境是，告而娶，父親一定不會同意，但不告而娶，於世俗禮制中又是不孝的。怎麼辦？
宋代理學家朱熹對此註解道：
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相較於不告而娶，“不娶無子，絕先祖祀”顯然是更重的罪名。在輕重比較之下，禮和權的選擇中，舜選擇了後者，看似是違反了世俗禮制，但對於這一特殊的個案來說，卻是遵守了孝道的行為，雖沒告訴，實際上和告訴了是一樣的。
到了這裡，再將“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翻譯為“不孝的行為有三個（或很多個），沒有後代是最嚴重的。舜不告訴父親而娶妻，是因為沒有後代，君子認為和告訴了是一樣的。”無論是上下文的語境，還是歷史背景，亦或者是孔孟對於孝道的解釋，看起來都是說的通的。
相反在現在的解釋中，將這句話翻譯為“不孝順的行為有很多種，沒有盡到後代的責任就像父母不存在一樣的行為是最為不孝順的。舜在沒有通知自己的父母就娶了自己的妻子，就像他的父母不存在一樣的行為就是無後的解釋。君子還是應該事先通知父母才對。”
不僅在閱讀上非常的奇怪，邏輯上更不合理。不孝的行為本身就等同於沒有盡到後代的責任，無論是不孝有三，還是不孝有五，不都是包含於沒有盡到子女的責任之中嗎？又哪裡來的不孝順的行為很多種，以沒有盡到後的責任最為不孝？所以這句話在表述中本身就已經顯得非常的詭異。
同時這段翻譯也偏離了《孟子·離婁章句》中對於“禮”和“權”的分析，違背了孔孟對孝道的理解。不告而娶雖然使舜在世俗禮制中處於不義的地位，但避免了陷父不義，反而是儒家認為的大孝行為。
若是以現代的翻譯的角度，舜告父後再娶妻，但舜父不同意舜娶怎麼辦？那麼世人都會譴責瞽叟為私慾致使舜無後，陷入大不義之中。這時候舜是娶還是不娶？娶則辱父，不娶即因絕祀而不孝，又對女方不義。這種翻譯很顯然是以現代人的思維和價值觀去理解古人，脫離了兩千多年前的實際情況。
除去情理上，從文字來說，“後”未見過用於“後代責任”的地方，即使是將“無”翻譯為“未……盡到責任”，但在《孟子》中從未有過這種用法，相反在“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一句中，無後再次翻譯為“沒有後代”。若翻譯成“第一個做人偶陪葬的人沒有盡到後代的責任”，不僅意思不通，更加無法《孟子·梁惠王章句》中的上下文聯繫起來。
因此，“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中的無後，依然要翻譯為“沒有後代”的解釋，如此方能體現出《離婁章句》中，孟子對“禮”與“權”的討論。
黃河之水源清而流濁，豈有逐末而求本者。傳統不能束縛未來，也不能用現在解釋過去，更不能為翻案而翻案，儒家思想在當今的社會，應該回歸到他最初的形態，是發展、包容、進步的，而非固步糾結於過去與今天的不同之中。理解其精髓，以禮為體，以權為用，來解決現代問題，才是儒家思想從古至今乃至未來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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