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用一只手攥住他的双腕，用另外一只手，从裤兜里摸出一个亮晶晶的小物件，在阳光中一抖擞，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随即他感到有一个凉森森的圈套箍住了自己的右手拇指，紧接着，左手拇指也被箍住了。

这是莫言短篇小说《拇指铐》中的一段文字，一个名叫“阿义”的八岁小男孩，为生病卧床的母亲专门跑到镇上拿药，返回途中，却被翰林墓地一对男女中的老头用奇怪的理由——走路时左顾右盼铐在了一棵松树上。

阿义手里拿着的的两包药，像“双胞胎一样”散落在地上，阿义记得，那是自己“向胡大爷家借钱”、是“哀求店铺老板，下跪磕头”才买来的药。

阿义大喊着：“我的药……我娘的药……”但那男人聋子似的，对他的喊叫不理不睬，用铁一样的巴掌轻轻地拍拍阿义的头颅，之后，他走进麦田，尾随那个女人而去。

阿义脑袋里乱糟糟的，他想走，却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他挣扎着，用力住后拽胳膊、上窜下跳、嗷嗷怪叫，那两个紧密相连的铁箍箍住了拇指的根部，勒得两根拇指充血发红，动一动就钻心痛疼。终于，他累了。他把脑袋抵在树皮上，呼噜呼噜地哭起来。

生病的母亲还在等着阿义抓药回家，阿义的使命，就这样被打断了，阿义认为的重要，在那个男人的眼里，竟然一文不值。

看客的集体无意识

因为阿义的求救，那些路过的行人，不少停下了脚步：小个子男人老Q、黑皮衣的女人、大个子男人大P、司机小D和农妇。

老Q拿着放大镜对拇指铐好好的观察了一番，认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货，他还好奇是谁把小男孩铐到了树上，阿义回答他是一个老爷爷，不过在老Q看来，小男孩“你一定干了什么坏事”，不是偷了他家的母鸡，就砸碎了他家的玻璃。尽管阿义解释，是自己的母亲病得不轻，吐血了，自己去抓药。老Q还是不信，而怎么把小男孩救下，也只能“解铃还须系铃人”。

黑皮衣女人直爽活泼，不过，她认为身边的男人比自己更能帮助小男孩：“大P，想办法解放他”“小D你过来看看”。

大P简单粗暴，走到松树前，抓住阿义的两条细胳膊，用力一劈，阿义杀猪似地嚎叫起来。

小D从工具箱底翻出一根钢锯条，折腾了几分钟，那铐子上没留下半点痕迹，钢锯齿却磨秃了。

他们因为还要赶着赴宴，便一边议论着，一边上了拖拉机蹦蹦跳跳地开走了，只留下了一路烟尘。

此时的阿义，像一只被绑住后腿的蛤蟆，被挂在树上，快要昏昏欲睡的他，看到远处来一位一农妇，他像她大声呼救。农妇用手戳戳那泛着蓝色的物件，又拨弄了一下阿义青红的拇指，她也没有办法，能做的只是给阿义一点水喝，不过她很快摇摇水壶，愧疚地说：“半壶下去了，不是我舍不得这点水，我的男人在地里割麦，等着喝水。他脾气暴，打人不顾头脸。对不起你了。”

因着不是自己的事，他们对小男孩的帮助“浅尝辄止”了，他们，还并不能理解小男孩为吐血的母亲拿药是一种怎样的焦急。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就说：你所认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也许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因为你们在这件事上没有达成共识，没有共同的意义。因此，对老Q这些看客来说，小男孩被铐与自己毫无利益冲突，为什么要帮助他呢？仅仅展现善心和悲悯，已经绰绰有余了。

我们不再习惯感同身受了

评论家王干说，莫言的小说基本上是一种暴力美学，小说里不仅被虐还自虐。阿义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弱者，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却被大家忽视，或者施救者因为威胁到自己身利益并没有竭尽全力就匆匆离去。但阿义不能再等待了，生病的母亲还等着他回去，这是他的使命和信念，因此他只能自救——阿义看着像红萝卜一样红肿的手指，他一口咬断，挣脱了拇指铐……

就在本月的12月10日晚，长期定居日本的王阿姨，回到上海领取过世丈夫的骨灰。为了不给其他乘客造成影响，地铁上的王阿姨还专门用普通塑料袋来装骨灰。

一路上，王阿姨回想着跟丈夫的相遇、相知和相恋。没想到下车时，她竟然忘记了放在座位下方的塑料袋。王阿姨报警后，细心的民警反复确认监控录像后，发现竟然是邻座的一位乘客拿走，这位乘客并不知道袋子里是什么，“还以为是吃的东西或礼品，就将它带走了。”

王阿姨眼里最为重要的老伴儿，到了别人那里，不过成了一口吃的。

很多我们在乎的东西，在一些人眼里就是一文不值的，就是毫无意义的，毕竟这世上什么人都有，你会遇到各种滑稽的人，跟你不一样的人，甚至跟他怎么沟通都沟通不了的人。

尤其在我们当下，人类似乎已经被捆绑在以美国为象征或代表的以经济实力为主导的“文明”的“贼船“，而我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的“义”“奉献”等也在被这类价值观击溃。

事实上，并不是别人认为的重要，在我们眼里一文不值，而是我们不再习惯去感同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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