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資治通鑑》作為我國曆史成就的最高峰之一，不僅詳細記載了自戰國到北宋建年以前的中國歷史，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並以史為鑑，闡述治亂興衰的規律，蘊含著深刻的政治哲理。
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曾言：
“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
在史家眼中，經史原本是不分家的，司馬光將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篇，也是有這樣的考慮。
因此《資治通鑑》並沒有直接敘述三家分晉的史實，而是先講了一番“大道理”。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
也就是說，在政治之中，最重要的是禮義名分，只有名分確定，才能讓諸侯尊重天子，天子駕馭諸侯，就如心腹與手足、根鬚與枝葉的關係，名分是國家運行的樞紐，不能不重視。
然而我們都知道，因為幽王“烽火戲諸侯”的荒淫舉動，導致犬戎入侵和周室東遷，周王朝的中央權威受到了極大的打擊，開始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春秋時期。
但春秋雖然是禮崩樂壞的開始，上古的風俗仍然保留在整個社會。在春秋打仗的時候，貴族總會“遇事留三分”，不殺俘虜，不過分逼迫，比如公元前705年，周桓王被鄭兵射中了肩膀。有人勸鄭莊公乘勝追擊，莊公不答應，反而在夜間派人慰勞桓王，探問傷狀。又比如公元前554年，晉師攻打齊國，半路聽說齊侯死了，便退兵了。還有五霸之一的宋襄公，也是因為不肯攻擊正在渡水的楚軍而被殺個大敗。
因此司馬光認為：
“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
雖然諸侯與周王室、諸侯與諸侯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大，但周能以小國寡民，宗主天下數百年，不讓於晉楚齊秦，即便是春秋五霸，也是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不敢凌駕於王室，更別說稱王了。
這一切的轉折是從哪裡開始呢？一切得從三家分晉說起。
春秋末期，早已失去大國的光鮮的晉國，公室衰微，新興的氏室，也就是原先的大夫崛起了。
起先晉國有六大家族，趙氏、魏氏、韓氏、範氏、中行氏、智氏。範、中行二氏被吞併後，智氏聯合著魏、韓兩家攻趙，快要成功的時候，又被三家聯手滅掉。從此以後，公室的土地被越來越瓜分殆盡。
公元前403年時，周威烈王將三家從大夫升格為候，正式取得了諸侯的地位。
這就很不對了，仔細想想，三個犯上作亂的家族，居然被代表著天命的周天子提拔了，這不就是承認叛亂有理嗎？
因此，司馬光評價說：
“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
當週天子自己都放棄了自己賴以安身的政治秩序後，真正的禮崩樂壞就開始了，舊有的政治秩序被完全破壞。在接下來的兩個多世紀中，無數國家被吞併，貴族僭越成為家常便飯，各國擴軍備戰而不必假求道義，一個名為戰爭的時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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