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资治通鉴》作为我国历史成就的最高峰之一，不仅详细记载了自战国到北宋建年以前的中国历史，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并以史为鉴，阐述治乱兴衰的规律，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哲理。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曾言：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
在史家眼中，经史原本是不分家的，司马光将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也是有这样的考虑。
因此《资治通鉴》并没有直接叙述三家分晋的史实，而是先讲了一番“大道理”。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
也就是说，在政治之中，最重要的是礼义名分，只有名分确定，才能让诸侯尊重天子，天子驾驭诸侯，就如心腹与手足、根须与枝叶的关系，名分是国家运行的枢纽，不能不重视。
然而我们都知道，因为幽王“烽火戏诸侯”的荒淫举动，导致犬戎入侵和周室东迁，周王朝的中央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开始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春秋时期。
但春秋虽然是礼崩乐坏的开始，上古的风俗仍然保留在整个社会。在春秋打仗的时候，贵族总会“遇事留三分”，不杀俘虏，不过分逼迫，比如公元前705年，周桓王被郑兵射中了肩膀。有人劝郑庄公乘胜追击，庄公不答应，反而在夜间派人慰劳桓王，探问伤状。又比如公元前554年，晋师攻打齐国，半路听说齐侯死了，便退兵了。还有五霸之一的宋襄公，也是因为不肯攻击正在渡水的楚军而被杀个大败。
因此司马光认为：
“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
虽然诸侯与周王室、诸侯与诸侯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大，但周能以小国寡民，宗主天下数百年，不让于晋楚齐秦，即便是春秋五霸，也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不敢凌驾于王室，更别说称王了。
这一切的转折是从哪里开始呢？一切得从三家分晋说起。
春秋末期，早已失去大国的光鲜的晋国，公室衰微，新兴的氏室，也就是原先的大夫崛起了。
起先晋国有六大家族，赵氏、魏氏、韩氏、范氏、中行氏、智氏。范、中行二氏被吞并后，智氏联合着魏、韩两家攻赵，快要成功的时候，又被三家联手灭掉。从此以后，公室的土地被越来越瓜分殆尽。
公元前403年时，周威烈王将三家从大夫升格为候，正式取得了诸侯的地位。
这就很不对了，仔细想想，三个犯上作乱的家族，居然被代表着天命的周天子提拔了，这不就是承认叛乱有理吗？
因此，司马光评价说：
“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
当周天子自己都放弃了自己赖以安身的政治秩序后，真正的礼崩乐坏就开始了，旧有的政治秩序被完全破坏。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中，无数国家被吞并，贵族僭越成为家常便饭，各国扩军备战而不必假求道义，一个名为战争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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