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當中，各地方政府採取了許多種因地制宜的防疫措施。許多村莊的“硬核操作”的防疫工作在側面中顯示了鄉村治理的哪些問題？新京報記者就此採訪了華中師範大學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田先紅。
在鋪天蓋地的新冠肺炎疫情消息中，基層防疫尤其是農村防疫，仍然需要大家更多地關注。疫情暴發以來，大多數公眾對農村防疫的印象還停留在河南等地的“硬核”手段上：蹲守、堆土、挖路，這些舉措的成因與來源複雜多樣，背後也是農村防疫所面臨的爭議與挑戰的縮影。
網友們上傳的農村防疫圖片。
與城市居民相比，許多農村居民的防疫手段與意識可能都顯得滯後，這也使得農村防疫產生了不少困境。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當中，各地方政府採取了許多種因地制宜的防疫措施，農村的基層政府的防疫措施與城市基層政府的防疫措施相比，又有哪些差別？農村的基層防疫體系又需要如何改善？其中，像許多村莊的“硬核操作”的防疫工作又在側面中顯示了鄉村治理的哪些問題？
田先紅，江西贛州人,華中師範大學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著有《治理基層中國》等。
針對農村防疫、基層防疫中的這些問題，我們採訪了華中師範大學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田先紅，與他談了談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當中農村的防疫情況。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徐悅東
農村和城市的基層政府
在此次防疫上有什麼區別？
新京報：據你的觀察，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工作中，農村的基層政府和城市的基層政府在防疫上有什麼樣的差別？
田先紅：農村的基層政府和城市的基層政府所面對的人群、所擁有的資源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農村和城市的疫情防控體系也不一樣。
整體而言，我們可以將農村的村莊看作一個熟人社會。在一個村莊內，村民相互之間比較熟悉。農村基層政府和幹部可以更好地依靠村莊內部的精英村民來開展疫情防控工作。這些精英村民包括新鄉賢、老黨員、老幹部、老族長、村民代表等等。尤其是在一些宗族傳統相對較為濃厚等地區，基層政府還可以依靠宗族網絡來進行疫情防控，做好摸排工作。
相反，城市社區基本上屬於陌生人社會。社區異質化程度比較高，大家相互之間都不太熟悉。城市的基層政府就無法像農村那樣藉助宗族、熟人網絡來開展疫情防控工作，而更多地依靠社區幹部、網格員、樓棟長等來開展。這樣，城市和農村就形成不同的疫情防控體系。
疫情期間，網友們上傳的基層防疫圖片。
此外，整體而言，農村居民的健康意識、防疫意識要弱一些。他們對於防疫工作的配合程度可能要低一些。城市市民的文化素質整體要高一些，健康意識要強一些，對病毒、疫情信息瞭解的渠道要多一些。他們可能會更加關注疫情防控問題，也會更加註意個體的衛生、健康。
所以，農村和城市基層政府在防疫工作中面對的對象、所擁有的資源、形成的治理體系等方面都有很大差異，所採取的措施、遵循的思路也自然會有差異。
對於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
農村的村民心態是如何改變的？
新京報：有學者觀察到，人們對此次疫情的重視程度，是存在著階層分化的。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農村戴口罩的人會比較少，大家還不怎麼關心疫情，而許多城市居民已經嚴陣以待了。但不久後，村民的心態就發生了改變。你覺得為何農村的村民的心態與行為能夠在短時間得到快速改變？移動媒體在其中扮演著一個怎麼樣的角色？
田先紅： 我覺得各地農民的心態與行為能夠在短時間內得到快速改變可能主要有幾方面原因：
其一，在這段時間裡，農村的基層幹部也越來越重視疫情的發展，並在鄉村加大巡查力度，這使得村民瞭解到這次疫情的嚴重性，所以大家的防疫意識比之前有所提高。
其二，現在大部分農民，包括農村的許多老年人，也開始使用智能手機了。它們能在手機上能看到鋪天蓋地的疫情信息。
其三，有些農村已經有了一些確診病例，這些信息可以快速在村莊熟人社會中傳播。同村人肯定會恐懼，這也迫使大家提高這方面的意識。
移動媒體的角色當然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移動媒體傳播信息的速度非常快，傳播的信息是非常具體且形象的，這能提升大家對疫情的認知。其次，農民普遍擁有智能手機、普遍使用微信和抖音等社交媒體，他們能夠較為方便地從外界獲得各類疫情信息。再次，許多村組幹部在工作中也使用微信等社交媒體，建立了村莊、小組內部的微信群，他們可以在社交媒體上發佈有關疫情防控工作的信息。再次，村莊是個熟人社會，許多村民都使用微信。這會進一步強化信息的流通速度。當然，我也注意到，一些村民的微信群裡面可能存在散佈不實信息甚至謠言的情況，這會引發村民的恐慌。這是需要引起重視的。
《治理基層中國》，田先紅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5月版
新京報：據你的觀察，村民們對基層幹部的防疫動員普遍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你覺得這裡面更多的是一種強制，還是一種積極配合？
田先紅：疫情關係到大家的生命健康，大部分村民都是比較配合的。當然也有少部分農民存在著僥倖心理，特別是在本地、本村還沒有出現確診病例的時候，繼續聚會、娛樂，跟鄉村幹部玩“躲貓貓”，加大鄉村疫情防控難度。當然，這些應該屬於少數現象。
在這種時候，鄉村幹部一方面要加強管控，大力宣傳，另一方面，鄉村幹部在面對那些不聽勸的農民的時候，要耐心地解釋。對於那些確實不聽勸阻、帶來嚴重後果的，可以通過公安部門依法採取強制措施。近期我也看到全國多地的公安部門發佈通報，對那些聚集娛樂活動、隱瞞病情和旅程信息等帶來嚴重後果的採取強制措施。這可以對廣大社會公眾起到一定警示作用。
村幹部其實還可以動員一些老黨員幹部，或者村裡的村民代表們來宣傳防疫。這些村莊的精英長期生活在村裡，對村裡的情況比較熟悉，而且威望較高，宣傳效果也會比較好。
當然，我們也需要改進一下宣傳工作。比如，我們不僅需要向公眾宣傳防疫知識，也可以呼籲有關部門製作一些疫情防控方面的警示片，特別是可以把由於群眾聚集活動而引發的聚集性疫情案例放進去。然後可以讓鄉村幹部把這些警示片轉發到村民微信群等社交媒體上，通過這些警示片讓村民瞭解到聚集性疫情暴發的案例及其危害，以提高大家的防疫意識，這也是很重要的。
如今農村的基層防疫體系
面臨什麼樣的困境，該如何解決？
新京報：以你的觀察來說，你覺得這些年來農村基層防疫體系有什麼樣的變化？農村基層防疫體系現在有什麼樣的困境嗎？該如何解決這些困境？
田先紅：農村的防疫體系主要由幾個方面構成。一方面是鄉村幹部，這是農村防疫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是村醫。但現在村醫面臨著一個問題，隨著村醫的老齡化，他們的精力越來越有限，有些村裡甚至就沒有村醫。有不少地方合村並組之後，有的村衛生所被撤銷，可能幾個村才有一個村醫。農村防疫的另一部分力量就是鄉鎮衛生院。近年來鄉鎮衛生院的建設雖然有一定的改進，但仍然存在醫療資源缺乏，人手不夠等問題。這都使得農村的醫療衛生資源較弱。
所以，農村的公共衛生的力量就顯得比較薄弱。國家需要加大對農村的醫療資源的投入，這裡的資源包括基本的醫療物資，比如醫院、醫療設備，除此之外，還要進一步充實農村的醫療衛生隊伍，比如村醫，還有一線的醫療工作人員。
網友們上傳的防疫攔路人員
新京報：你覺得農村的基層政府在防疫工作中應該扮演一個怎麼樣的角色？
田先紅：常言道，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自上而下的各種方針政策措施，最終都必須對接到基層。基層政府事關我國防疫工作體系的“最後一公里”目標能否實現的問題。在農村，基層幹部肯定是必須要到一線防疫的。因為基層幹部就是基層治理的主要力量，他們的角色是至關重要的。
現在在廣大農村地區，特別是湖北武漢周邊地級市的那些農村的防疫形勢還是非常嚴峻。這些地方若僅靠鄉村幹部的力量可能還不夠，這就需要上面抽調更多的力量組成防疫工作隊下鄉，直接去進行督促指導，並壯大防疫的力量。
我曾向有關部門提過一個建議，就是可以將近年來駐紮在農村的扶貧工作隊轉變為防疫工作隊，迅速投入到農村防疫工作第一線。扶貧工作隊擁有幾方面的優勢，比如他們已經跟村幹部磨合時間較長、相互比較熟悉，他們對村民也比較熟悉、容易取得村民信任，他們可以對村莊防疫工作進行督促指導等。而且，將扶貧工作隊轉變為防疫工作隊，不必再從各機關部門重新抽調力量，可以降低組織成本。這方面的政策在有些地方已經實施，且效果比較明顯。
新京報：這是否可以顯示出當代鄉村治理的某些困境？
田先紅：當代鄉村治理的困境可能集中表現在基層權責利不匹配上面。基層幹部在資源缺乏的條件下，需要做的事情卻非常多，他們權小事重。一旦發生重大的緊急事件，或治理任務很重時，他們就顯得人手緊張。所以，我們也一直呼籲要加強基層的基礎工作，要儘可能為農村基層投入更多的財力、物力和人力。當然，在充實基層治理能力之後，如何進一步優化基層治理體系、改進監督監控方式等等，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
管控疫情之外，
還必須注意農民的生活生產問題
新京報：對當下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你有什麼建議嗎？
田先紅：現在在農村需要重視幾個方面。在疫情比較嚴重的農村，要防止疫情的二次暴發和擴散。鄉村幹部還是要繼續強化農民的防疫意識，要加大宣傳力度；在管控疫情之外，必須注意農民的生活生產問題。在管控疫情時間較長之後，許多農民可能會缺乏物資，生活不便。而且，農村馬上要春耕了，像肥料之類的東西可能因為交通管控不太方便運輸進村。這時候村幹部就應該注意該如何保障農民的有序生產。特別是那些種養殖大戶，他們的需求尤其需要顧及。一旦忽視他們的需求，可能會造成較大的損失，進而誘發社會穩定隱患。
據報道，有些地方的養殖業在這次疫情中也遭受了一些打擊，面臨滯銷等問題，比如雲南、海南的一些蔬菜水果。這時候政府就要組織力量，比如說啟用一些專門的運輸通道和車輛，來幫助他們解決銷售的問題。現在不少地方的農民要開始外出務工了，政府可以用專車護送他們進城，來避免他們無序的流動使疫情不好控制。總之，現代公共衛生治理是一項系統性工程，當前的疫情防控也必須有系統性的舉措。
《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周雪光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年2月版
各地方基層的初期防疫舉措，
為何如此不同？
新京報：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地方政府和各地方的基層政府的許多防疫措施引起許多關注。在以往的災情當中，我們更多會關注中央政府的舉措，但在這次疫情裡，各地方的基層政府的防疫舉措是如此不同，甚至形成了各個地方政府在互相“競爭”的感覺。你是怎麼看待這個現象的？這是否可以理解為各地方政府在防疫政策上的自由度是比較高的？
田先紅：我也發現了這個現象。在中央統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調度下，全國各地都積極響應中央號召，盡力防控疫情。在具體的措施方面，不同的省份之間，或同一個省份裡的不同地級市之間可能存在差異，有些差異還比較大，所以看起來好像它們在互相“競爭”。這有多方面原因：
一是自上而下問責壓力的不斷加大。因為這段時間疫情防控是各級黨委政府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黨委政府內部從上到下的壓力都比較大，有很多地方的許多幹部都被問責了。因此，很多官員擔心，如果本地的疫情沒有控制好，出現什麼問題，他們會面臨嚴厲的問責。另外，很多地方的幹部是真的很認真地把防疫當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對待的，形成互相“學習”和“競爭”的格局。他們也可以向上級傳遞“信號”，表明自己所在轄區高度重視疫情防控工作，獲得上級的良好印象。
二是不同地方疫情發展形勢存在差異。有的地方可能流動人口較多，特別是從重點疫區返鄉的人口較多，這使這些地方的防疫任務變得更加繁重。相反，有的地方可能人口流動較少特別是疫區返鄉人員較少，防控任務相對較輕。
三是不同地方的人口、資源尤其是醫療資源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各地需要根據本地實際來採取措施。
四是地方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個人的決斷能力存在差異，他們可能對疫情形勢作出不同的判斷。還有的地方領導本身就有過醫療衛生系統的從業經歷，他們作出的判斷、提出的舉措可能也會不同於沒有醫療衛生系統從業經歷的地方領導。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實發展到後面，很多地方基本都採取了許多類似的防疫措施，比如封路、封村、封閉小區，限制轄區居民流動和機動車通行等等，這些防疫措施執行起來也越來越嚴格。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硬核操作”的成因是什麼？
新京報：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有些村莊的“硬核操作”引得許多網民叫好，甚至許多網民呼籲當地基層政府要趕緊“抄作業”。你曾在一篇文章裡說，有一些“硬核操作”存在著形式主義的問題，這是為什麼呢？你覺得這種“硬核操作”的成因是什麼？
田先紅：這種“硬核操作”背後的成因我覺得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當前疫情形勢較為嚴峻，各地急需在短時期內取得較為明顯的防疫效果，“硬核操作”可以視為基層幹部對當下疫情緊張形勢的回應。
二是防疫是當前各級黨委政府的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是政治任務。大疫當前，廣大幹部都不敢有絲毫鬆懈。特別是基層幹部面臨強大的問責壓力。這迫使他們必須採取“硬核”措施。 許多網民之所以對有些地方的“硬核”措施評價較高，可能主要是出於對疫情嚴峻形勢的擔憂。而且有些地方在疫情防控方面出臺措施也比較早。此外，在農村，有一些村民和個別的村幹部的防疫意識並不強，有個別村民還會隱瞞自己的身體狀況，所以加強管控是必須的。
網友們上傳的基層防疫圖片。
但是，管控的方式上還需要多注意，有一些不太合乎實際的防疫措施，比如把從疫區回鄉的村民住戶的門上上鎖、拉鐵絲網。這種手段就過火了。在個別地方，甚至因為地方政府在實施隔離措施時存在疏忽，導致了一些意外後果。還有些地方的防疫工作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將防疫工作演變為“表格防疫”。比如大家被要求反覆填各種各樣的表格，其中要填的信息都是重複的。形式主義是基層治理中的痼疾，有著系統性的複雜成因。它跟某些地方上級部門缺乏統籌協調、各自為政有關，也跟有的地方上級發出的命令、出臺的措施不符合基層社會實際有關。
新京報：為什麼有的地方能夠比較人性化、並對疫情防控發揮較好的效果？而有的地方則展現出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甚至出現一些深度偏差行為？
田先紅：這方面的原因可能比較複雜。可能主要有幾個方面：
一是不同地區的社會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存在差異。在有些地方，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基層治理體系比較完備、治理資源比較豐富、治理理念比較先進，那麼這些地方可能在疫情防控過程中擁有比較大的自主空間，可以採取比較多措施來加強防疫工作，對群眾的防疫服務也會比較周到。相反，在有些地方，資源比較緊缺、醫療防控隊伍比較緊張，那麼相對而言可能就更容易出現偏差行為。
二是因為有的地方疫情形勢變得非常嚴峻，地方政府來自上面的壓力非常大，這個壓力傳遞到基層後，就導致基層政府採取的一些措施會產生偏差，產生一些過火的手段。有些地方的上級持有的防疫理念相對比較科學，採取的防疫措施也就相對更切合實際一點，能夠較好地回應群眾訴求和關切。
當然，整體而言，我們的疫情防控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們也可以看到，那些各種過火的手段，比如給疫區返鄉的住戶拉橫幅，上面寫上一些可能傷害人自尊的話，還有上門加鎖等，在後來也慢慢地得到了糾正。此次疫情對於我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次大考。能不能儘快使疫情得到有效防控，是檢驗近年來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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