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各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种因地制宜的防疫措施。许多村庄的“硬核操作”的防疫工作在侧面中显示了乡村治理的哪些问题？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田先红。
在铺天盖地的新冠肺炎疫情消息中，基层防疫尤其是农村防疫，仍然需要大家更多地关注。疫情暴发以来，大多数公众对农村防疫的印象还停留在河南等地的“硬核”手段上：蹲守、堆土、挖路，这些举措的成因与来源复杂多样，背后也是农村防疫所面临的争议与挑战的缩影。
网友们上传的农村防疫图片。
与城市居民相比，许多农村居民的防疫手段与意识可能都显得滞后，这也使得农村防疫产生了不少困境。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各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种因地制宜的防疫措施，农村的基层政府的防疫措施与城市基层政府的防疫措施相比，又有哪些差别？农村的基层防疫体系又需要如何改善？其中，像许多村庄的“硬核操作”的防疫工作又在侧面中显示了乡村治理的哪些问题？
田先红，江西赣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著有《治理基层中国》等。
针对农村防疫、基层防疫中的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田先红，与他谈了谈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农村的防疫情况。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农村和城市的基层政府
在此次防疫上有什么区别？
新京报：据你的观察，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工作中，农村的基层政府和城市的基层政府在防疫上有什么样的差别？
田先红：农村的基层政府和城市的基层政府所面对的人群、所拥有的资源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农村和城市的疫情防控体系也不一样。
整体而言，我们可以将农村的村庄看作一个熟人社会。在一个村庄内，村民相互之间比较熟悉。农村基层政府和干部可以更好地依靠村庄内部的精英村民来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这些精英村民包括新乡贤、老党员、老干部、老族长、村民代表等等。尤其是在一些宗族传统相对较为浓厚等地区，基层政府还可以依靠宗族网络来进行疫情防控，做好摸排工作。
相反，城市社区基本上属于陌生人社会。社区异质化程度比较高，大家相互之间都不太熟悉。城市的基层政府就无法像农村那样借助宗族、熟人网络来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而更多地依靠社区干部、网格员、楼栋长等来开展。这样，城市和农村就形成不同的疫情防控体系。
疫情期间，网友们上传的基层防疫图片。
此外，整体而言，农村居民的健康意识、防疫意识要弱一些。他们对于防疫工作的配合程度可能要低一些。城市市民的文化素质整体要高一些，健康意识要强一些，对病毒、疫情信息了解的渠道要多一些。他们可能会更加关注疫情防控问题，也会更加注意个体的卫生、健康。
所以，农村和城市基层政府在防疫工作中面对的对象、所拥有的资源、形成的治理体系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所采取的措施、遵循的思路也自然会有差异。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
农村的村民心态是如何改变的？
新京报：有学者观察到，人们对此次疫情的重视程度，是存在着阶层分化的。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农村戴口罩的人会比较少，大家还不怎么关心疫情，而许多城市居民已经严阵以待了。但不久后，村民的心态就发生了改变。你觉得为何农村的村民的心态与行为能够在短时间得到快速改变？移动媒体在其中扮演着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田先红： 我觉得各地农民的心态与行为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改变可能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其一，在这段时间里，农村的基层干部也越来越重视疫情的发展，并在乡村加大巡查力度，这使得村民了解到这次疫情的严重性，所以大家的防疫意识比之前有所提高。
其二，现在大部分农民，包括农村的许多老年人，也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了。它们能在手机上能看到铺天盖地的疫情信息。
其三，有些农村已经有了一些确诊病例，这些信息可以快速在村庄熟人社会中传播。同村人肯定会恐惧，这也迫使大家提高这方面的意识。
移动媒体的角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移动媒体传播信息的速度非常快，传播的信息是非常具体且形象的，这能提升大家对疫情的认知。其次，农民普遍拥有智能手机、普遍使用微信和抖音等社交媒体，他们能够较为方便地从外界获得各类疫情信息。再次，许多村组干部在工作中也使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建立了村庄、小组内部的微信群，他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信息。再次，村庄是个熟人社会，许多村民都使用微信。这会进一步强化信息的流通速度。当然，我也注意到，一些村民的微信群里面可能存在散布不实信息甚至谣言的情况，这会引发村民的恐慌。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治理基层中国》，田先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版
新京报：据你的观察，村民们对基层干部的防疫动员普遍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你觉得这里面更多的是一种强制，还是一种积极配合？
田先红：疫情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健康，大部分村民都是比较配合的。当然也有少部分农民存在着侥幸心理，特别是在本地、本村还没有出现确诊病例的时候，继续聚会、娱乐，跟乡村干部玩“躲猫猫”，加大乡村疫情防控难度。当然，这些应该属于少数现象。
在这种时候，乡村干部一方面要加强管控，大力宣传，另一方面，乡村干部在面对那些不听劝的农民的时候，要耐心地解释。对于那些确实不听劝阻、带来严重后果的，可以通过公安部门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近期我也看到全国多地的公安部门发布通报，对那些聚集娱乐活动、隐瞒病情和旅程信息等带来严重后果的采取强制措施。这可以对广大社会公众起到一定警示作用。
村干部其实还可以动员一些老党员干部，或者村里的村民代表们来宣传防疫。这些村庄的精英长期生活在村里，对村里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威望较高，宣传效果也会比较好。
当然，我们也需要改进一下宣传工作。比如，我们不仅需要向公众宣传防疫知识，也可以呼吁有关部门制作一些疫情防控方面的警示片，特别是可以把由于群众聚集活动而引发的聚集性疫情案例放进去。然后可以让乡村干部把这些警示片转发到村民微信群等社交媒体上，通过这些警示片让村民了解到聚集性疫情暴发的案例及其危害，以提高大家的防疫意识，这也是很重要的。
如今农村的基层防疫体系
面临什么样的困境，该如何解决？
新京报：以你的观察来说，你觉得这些年来农村基层防疫体系有什么样的变化？农村基层防疫体系现在有什么样的困境吗？该如何解决这些困境？
田先红：农村的防疫体系主要由几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乡村干部，这是农村防疫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是村医。但现在村医面临着一个问题，随着村医的老龄化，他们的精力越来越有限，有些村里甚至就没有村医。有不少地方合村并组之后，有的村卫生所被撤销，可能几个村才有一个村医。农村防疫的另一部分力量就是乡镇卫生院。近年来乡镇卫生院的建设虽然有一定的改进，但仍然存在医疗资源缺乏，人手不够等问题。这都使得农村的医疗卫生资源较弱。
所以，农村的公共卫生的力量就显得比较薄弱。国家需要加大对农村的医疗资源的投入，这里的资源包括基本的医疗物资，比如医院、医疗设备，除此之外，还要进一步充实农村的医疗卫生队伍，比如村医，还有一线的医疗工作人员。
网友们上传的防疫拦路人员
新京报：你觉得农村的基层政府在防疫工作中应该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田先红：常言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自上而下的各种方针政策措施，最终都必须对接到基层。基层政府事关我国防疫工作体系的“最后一公里”目标能否实现的问题。在农村，基层干部肯定是必须要到一线防疫的。因为基层干部就是基层治理的主要力量，他们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在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湖北武汉周边地级市的那些农村的防疫形势还是非常严峻。这些地方若仅靠乡村干部的力量可能还不够，这就需要上面抽调更多的力量组成防疫工作队下乡，直接去进行督促指导，并壮大防疫的力量。
我曾向有关部门提过一个建议，就是可以将近年来驻扎在农村的扶贫工作队转变为防疫工作队，迅速投入到农村防疫工作第一线。扶贫工作队拥有几方面的优势，比如他们已经跟村干部磨合时间较长、相互比较熟悉，他们对村民也比较熟悉、容易取得村民信任，他们可以对村庄防疫工作进行督促指导等。而且，将扶贫工作队转变为防疫工作队，不必再从各机关部门重新抽调力量，可以降低组织成本。这方面的政策在有些地方已经实施，且效果比较明显。
新京报：这是否可以显示出当代乡村治理的某些困境？
田先红：当代乡村治理的困境可能集中表现在基层权责利不匹配上面。基层干部在资源缺乏的条件下，需要做的事情却非常多，他们权小事重。一旦发生重大的紧急事件，或治理任务很重时，他们就显得人手紧张。所以，我们也一直呼吁要加强基层的基础工作，要尽可能为农村基层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当然，在充实基层治理能力之后，如何进一步优化基层治理体系、改进监督监控方式等等，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管控疫情之外，
还必须注意农民的生活生产问题
新京报：对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你有什么建议吗？
田先红：现在在农村需要重视几个方面。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农村，要防止疫情的二次暴发和扩散。乡村干部还是要继续强化农民的防疫意识，要加大宣传力度；在管控疫情之外，必须注意农民的生活生产问题。在管控疫情时间较长之后，许多农民可能会缺乏物资，生活不便。而且，农村马上要春耕了，像肥料之类的东西可能因为交通管控不太方便运输进村。这时候村干部就应该注意该如何保障农民的有序生产。特别是那些种养殖大户，他们的需求尤其需要顾及。一旦忽视他们的需求，可能会造成较大的损失，进而诱发社会稳定隐患。
据报道，有些地方的养殖业在这次疫情中也遭受了一些打击，面临滞销等问题，比如云南、海南的一些蔬菜水果。这时候政府就要组织力量，比如说启用一些专门的运输通道和车辆，来帮助他们解决销售的问题。现在不少地方的农民要开始外出务工了，政府可以用专车护送他们进城，来避免他们无序的流动使疫情不好控制。总之，现代公共卫生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当前的疫情防控也必须有系统性的举措。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周雪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2月版
各地方基层的初期防疫举措，
为何如此不同？
新京报：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地方政府和各地方的基层政府的许多防疫措施引起许多关注。在以往的灾情当中，我们更多会关注中央政府的举措，但在这次疫情里，各地方的基层政府的防疫举措是如此不同，甚至形成了各个地方政府在互相“竞争”的感觉。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各地方政府在防疫政策上的自由度是比较高的？
田先红：我也发现了这个现象。在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下，全国各地都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尽力防控疫情。在具体的措施方面，不同的省份之间，或同一个省份里的不同地级市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有些差异还比较大，所以看起来好像它们在互相“竞争”。这有多方面原因：
一是自上而下问责压力的不断加大。因为这段时间疫情防控是各级党委政府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党委政府内部从上到下的压力都比较大，有很多地方的许多干部都被问责了。因此，很多官员担心，如果本地的疫情没有控制好，出现什么问题，他们会面临严厉的问责。另外，很多地方的干部是真的很认真地把防疫当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对待的，形成互相“学习”和“竞争”的格局。他们也可以向上级传递“信号”，表明自己所在辖区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获得上级的良好印象。
二是不同地方疫情发展形势存在差异。有的地方可能流动人口较多，特别是从重点疫区返乡的人口较多，这使这些地方的防疫任务变得更加繁重。相反，有的地方可能人口流动较少特别是疫区返乡人员较少，防控任务相对较轻。
三是不同地方的人口、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各地需要根据本地实际来采取措施。
四是地方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个人的决断能力存在差异，他们可能对疫情形势作出不同的判断。还有的地方领导本身就有过医疗卫生系统的从业经历，他们作出的判断、提出的举措可能也会不同于没有医疗卫生系统从业经历的地方领导。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发展到后面，很多地方基本都采取了许多类似的防疫措施，比如封路、封村、封闭小区，限制辖区居民流动和机动车通行等等，这些防疫措施执行起来也越来越严格。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硬核操作”的成因是什么？
新京报：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些村庄的“硬核操作”引得许多网民叫好，甚至许多网民呼吁当地基层政府要赶紧“抄作业”。你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有一些“硬核操作”存在着形式主义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你觉得这种“硬核操作”的成因是什么？
田先红：这种“硬核操作”背后的成因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当前疫情形势较为严峻，各地急需在短时期内取得较为明显的防疫效果，“硬核操作”可以视为基层干部对当下疫情紧张形势的回应。
二是防疫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的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是政治任务。大疫当前，广大干部都不敢有丝毫松懈。特别是基层干部面临强大的问责压力。这迫使他们必须采取“硬核”措施。 许多网民之所以对有些地方的“硬核”措施评价较高，可能主要是出于对疫情严峻形势的担忧。而且有些地方在疫情防控方面出台措施也比较早。此外，在农村，有一些村民和个别的村干部的防疫意识并不强，有个别村民还会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加强管控是必须的。
网友们上传的基层防疫图片。
但是，管控的方式上还需要多注意，有一些不太合乎实际的防疫措施，比如把从疫区回乡的村民住户的门上上锁、拉铁丝网。这种手段就过火了。在个别地方，甚至因为地方政府在实施隔离措施时存在疏忽，导致了一些意外后果。还有些地方的防疫工作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将防疫工作演变为“表格防疫”。比如大家被要求反复填各种各样的表格，其中要填的信息都是重复的。形式主义是基层治理中的痼疾，有着系统性的复杂成因。它跟某些地方上级部门缺乏统筹协调、各自为政有关，也跟有的地方上级发出的命令、出台的措施不符合基层社会实际有关。
新京报：为什么有的地方能够比较人性化、并对疫情防控发挥较好的效果？而有的地方则展现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甚至出现一些深度偏差行为？
田先红：这方面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可能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不同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存在差异。在有些地方，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基层治理体系比较完备、治理资源比较丰富、治理理念比较先进，那么这些地方可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拥有比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采取比较多措施来加强防疫工作，对群众的防疫服务也会比较周到。相反，在有些地方，资源比较紧缺、医疗防控队伍比较紧张，那么相对而言可能就更容易出现偏差行为。
二是因为有的地方疫情形势变得非常严峻，地方政府来自上面的压力非常大，这个压力传递到基层后，就导致基层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会产生偏差，产生一些过火的手段。有些地方的上级持有的防疫理念相对比较科学，采取的防疫措施也就相对更切合实际一点，能够较好地回应群众诉求和关切。
当然，整体而言，我们的疫情防控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各种过火的手段，比如给疫区返乡的住户拉横幅，上面写上一些可能伤害人自尊的话，还有上门加锁等，在后来也慢慢地得到了纠正。此次疫情对于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次大考。能不能尽快使疫情得到有效防控，是检验近年来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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