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行脚僧（Travelling Monk)
编号：1919,0101,0.168(Stein painting 168)(Ch.00380)
时代：9世纪
尺寸：高 41.0 cm 宽 29.8 cm
材质：纸本彩绘
现藏：大英博物馆
这幅《行脚僧》现藏于大英博物馆，馆藏编号为Ch.00380，高 41.0 cm， 宽 29.8 cm，时代为9世纪。从这幅绘制在纸本上的行脚僧的像容来看，高鼻深目、嘴巴微张、头戴阔沿大斗笠，左手持塵尾、右手持木杖、身着黄底圆点短僧袍，脚蹬草履，站立于现已残缺的土红色云团之上；身后背负装满经卷的竹笈，竹笈把手上挂一香炉；伴于行脚僧右侧的猛虎怒目圆睁、阔口露齿，同样也乘云而行。行脚僧前方绘一乘云而来、身着土红色袈裟的如来像；画面左侧有榜题栏，但未记入任何文字。
法国吉美博物馆还藏有一件与此件纸本画相似的行脚僧图像，编号为MG.17683，9世纪，高 50.0 cm ，宽 29.0 cm，纸本着色。
MG.17683
这两件纸本着色的行脚僧图像十分相似，从主体形象、画面构图、画幅尺寸以及着色来看都有相近之处，可见此类护符功能的纸本行脚僧图像已在当时形成了图像范式。
行脚僧图像曾在中国绘画史上流行一时，是图像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类型。现在所见到的最早的行脚僧图像为西安兴教寺藏石刻线画《玄奘法师像》，画面为一汉僧，身着袈裟，右手持拂子，左手握经卷，身背竹质经箧，经箧前端有悬挂的油灯，身侧无虎同行。唐代画史涉及此类图像时曾称之为“行僧”、“行道僧”或“行脚僧”。
玄奘法师于唐贞观3年赴天竺取经，贞观19年返回长安，彰显法师取经事迹的“行脚僧”图像在玄奘返回长安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流行画坛。据画史记载绘制“行脚僧”图像的著名画家有韩干、陆耀、吴道子、李果奴、周昉等，在玄宗开元（713年）至德宗建中（780年）年间中唐至晚唐的画家，大多以绘制此类图像而著名。但是，这些画家所绘制的图像至今均已散佚无存，因此，我们对当时行脚僧图像不得而知。唐代画史中记载的行脚僧尚无白虎相伴，也没有出现“宝胜如来”的名号。
在敦煌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遗画中的有一类佛教史迹画，画面与前述兴教寺行脚僧像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在敦煌壁画和遗画中出现的行脚僧身侧均有一虎相随，上方有一化佛。有的纸本彩绘行脚僧左前方还出现了“宝胜如来”、“南无宝胜如来”的榜题。
据王惠民先生《敦煌画中的行脚僧图新探》一文所说，此类图像目前为止有20幅：
1、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8幅：分别为第306窟，该窟南北向，前室东西壁三栏，中栏各画行僧一身；第308窟，该窟南北向，前室东西壁三栏，中栏各画行僧一身；第363窟，该窟东西向，甬道南北壁各画行僧一身，以上2窟约绘于11世纪上半叶；莫高窟第45窟前室门上残存2幅，绘于五代。其中莫高窟第45窟2幅为王惠民先生新发现。
2、在敦煌遗画中行脚僧题材图像共存12幅，在《西域美术》图版中题名记作“伴虎行脚僧”，其中绢画2幅（EO.1138、EO.1141），纸本画10幅。具体内容分别为：
伯希和收集品7幅，其中3幅收藏在吉美博物馆，馆藏编号分别为EO.1138、EO.1141、MG.17683；另外4幅为敦煌遗书，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分别为P.3075、P.4029、P.4074、P.4518中。
斯坦因收集2幅，馆藏号为Ch.0037、Ch.0380，现藏大英博物馆。日本大谷光瑞收集品2幅，一件现藏韩国中央博物馆，另一件为日本所藏。
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现藏1幅。纸本所绘行脚僧图像与前述相似，有榜题“宝胜如来佛”。
在敦煌遗画中两幅现藏于吉美博物馆的绢画行脚僧图像不容忽视。一件编号为：EO.1138，九世纪，高 79.0 cm ， 宽 52.0 cm，绢本着色。
EO.1138
画面描绘了从印度取经归来的硕学僧人与虎相伴而行的场景，僧人身着墨色晕染的法衣，领口露出白色的僧衹支，裸足穿草编凉鞋，身上持物相当复杂，右手执青色数珠，左手执木杖，腰间系刀，挂药壶、薰炉等物。僧人背负的竹笈占据画面很大空间，卷轴轴端施以红点表示，可见竹笈内满载经卷，刻划了身负重载取经归来的僧人形象。竹笈的后方有一根木头支柱，上挂塵尾、水瓶、幡 等物。竹笈的前方挂一系长带的金色香炉，是为了驱逐恶兽及蚊虫叮咬。画面中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僧人上方有一缕上升的云彩，云团上端绘制了一身小型的趺坐于莲台上的如来像。如来像在诸如此类题材的小型纸本画上常有出现。画面中僧人身负重载，沉重的步履，刚毅的面容是行脚僧最好的写照。此画描绘细腻，设色淡雅，僧衣及笈上以金泥彩描，是藏经洞绢画中少见的表现行脚僧形象的精品之作。
另外一件编号为：EO.1141，九世纪末，高 82.0 cm， 宽 55.0 cm，绢本着色。
EO.1141
此幅绢画是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获得的，带回法国后保存在卢浮宫美术馆东洋部。画面主要形象保存完好，色彩鲜艳，是精心绘制的敦煌绢画中的精品。 画面刻划了长眉深目的壮年行脚僧，左手执塵尾，右手持龙头长杖在旅途行走的形象。身着淡红色僧衹支，外披黑色条纹淡青色远山纹袈裟，腰挂玻璃水瓶等旅行用具，背上背负竹笈，竹笈的外侧还挂有经卷、水瓢等旅行用具。画面展示了一位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到达印度求法取经的理想化了的行脚僧形象。图中的行脚僧脚穿黑靴、行走在开花的大地上，身前没有乘云的如来像，取而代之的是行脚僧自身有头光，背负的竹笈上有一缕白烟，身后还有一团紫云飘向远方。画面右上方长方形榜题栏写有“宝胜如来一躯”，由题记可知是为亡弟知球的三七忌日而施供养之用。
从这两幅这种绘制在绢上的行脚僧形象来看，画师对主体形象描绘得比较高大，其绘画技法娴熟，是供养品中的上乘之作。行脚僧的轮廊和衣纹线描精细，敷色之后淡施晕染，又以朱线复勾肌肤线，重要之处还施金箔用以装饰，这种表现技法以及背面贴文书的特点来看应是9世纪后半张氏归义军时期的作品。
综上所述，从以上四件行脚僧图像来看，绘制在纸本和绢本上的行脚僧图像有明显不同之处：
首先，绢本上的行脚僧行走在有山、月和鲜花的途中，而纸本上的形象虽然与绢本上的身姿相同，但是却表现为自天空乘云而来。
其次，虽然纸本绘画中在行脚僧左前方也出现了乘云而来的如来像，绢本上的如来像同样也绘制得更为精致，但是，当细观之后发现两者之间有微妙的不同之处：纸本彩绘行脚僧图中的如来像所乘的云端是从行脚僧身后飘至身前，而绢本的如来像所乘的云端却是从行脚僧的眼前升起飘至上方。
第三，绢本绘制的行脚僧是剃发的僧人形象，而纸本绘制的行脚僧却头戴旅行用的大斗笠，斗笠的系带紧紧系于脖际。
此外，纸本和绢本画面上还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左手持塵尾、右手持木杖、身后背负的竹笈、以及挂于身后的香炉等这些细节表现上两者都有不同之处。
诸如上述，这些不同之处正是十幅纸本画所共有的特点。从绘画技法和材质来看，也都是绘制在质地很粗厚的纸上，直接以毛笔墨线起稿，其后简单地着色，本图行脚僧高鼻深目、嘴巴微张等这些特征也是其它纸本画中相同之处。伴于行脚僧右侧的猛虎怒目圆睁、阔口露齿也乘云而行，画面中猛虎的鲜红口舌、行脚僧的鲜红嘴巴以及乘于云端之上的如来赤红袈裟都强调了纸本行脚僧图像的护符功能。
最后，就行脚僧身份问题略作探讨。以下两件藏经洞纸画，一件现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纸本所绘行脚僧图像与前述 Ch.00380 相似，唯一不同之处，是此幅纸本画有榜题“宝胜如来佛”；另一件纸画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P.4518，与前述纸本图像相似，也有榜题“南无宝胜如来佛”。
俄藏“宝胜如来佛”榜题的行脚僧图
法藏P.4518“南无宝胜如来佛”榜题的行脚僧图
关于榜题中的“宝胜如来”以及宝胜如来信仰等相关问题，王惠民先生在《敦煌画中的行脚僧图新探》一文中有详尽考证，兹引录如下：
1、中国古代流行宝胜如来信仰，这一信仰影响了行脚僧图的内容。
2、相关资料表明，西藏绘画中的达摩多罗是中原著名的居士，王惠民先生认为这位居士即《华严经论》的作者李通玄。李通玄的居士身份、与虎为伴的经历、李通玄像曾广泛流行等均可诠释西藏绘画中的达摩多罗像，唯传入西藏时混淆为华严信仰的另一名人华严三祖法藏（达摩多罗）之名，在汉地流行过程中混淆为僧人形象。
3、李通玄像属于佛教史迹画，在流传过程中吸纳了宝胜如来信仰、法藏等因素，画像内容有较多变化，但保存了与虎为伴、背经囊远行的主要特征。
王惠民先生首次将敦煌画中的行脚僧像和西藏绘画中的达摩多罗像定为李通玄像，在前人基础上将行脚僧像的解读深入了一步。有助于观者更进一步了解敦煌画中的行脚僧的人物形象和身份之谜。
参考文献：
1、王惠民：《敦煌画中的行脚僧图新探》原载香港《九州学刊》1995年第2卷
2、李翎：《玄奘大师像与相关行脚僧图像解析》，《法音》，2011年第1期
3、谢继胜：《伏虎罗汉、行脚僧、宝胜如来与达摩多罗——11至13世纪中国多民族美术关系史个案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总第1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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