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和珅的“贪”。
的确，和珅的“贪”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方面和珅贪污金额庞大到足以抵上当时整个大清王朝数年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其贪污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将为官和为人臣之术几乎于做到了极致。所以称其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第一贪官”，可谓是毫不为过。
然而，如果只用“贪”来评价和珅，确实是太过于片面了，因为和珅并不是只有诸如“贪”、“权”、“滑”等这类负面评价的标签，和珅的身上也有着积极的和“正能量”的一面。特别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两件事情，展示了和珅的博学多才与韬光养晦，而这也更加说明，和珅能够获取如此之高的权势与地位，并非仅仅是依靠运气和偶然，因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
一句“典守者不得辞其责”，让和珅为乾隆所知。
在陈康祺所著的《朗潜纪闻》中，记载着这样一段关于和珅的故事。
一日，警跸出宫，上偶于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者，上微怒，诵《论语》“虎兕出于柙”三语。扈从诸校尉及期门羽林之属，咸愕眙互询天语云何。和珅独曰：“爷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耳。”上为霁颜。问汝读《论语》乎？对曰：然。又问家世、年岁，奏对皆称旨。
当时，清朝正在同缅甸作战，也就是乾隆“十全武功”之中的“清缅之战”。
在此期间，有人向乾隆皇帝奏报，说军中出现了俘虏越狱逃跑的情况，于是乾隆皇帝对此事是异常的愤怒，当着所有侍从与侍卫的面愤怒的说道：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眼见乾隆皇帝发怒，所有人都跪在了乾隆面前一语不发，可就在片刻沉默后，突然从跪着的一群人中，发出了一个声音：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这句话出于《论语》中的《季氏将伐颛臾》，而和珅回答的“典守者不得辞其责”则是出自宋朝理学大家朱熹对于《四书》的批注。
乾隆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借由《论语》中的经典，询问战俘逃走究竟应该是谁的责任，而和珅则是将计就计，用朱熹的经典批注予以了回答，即战俘逃走的责任在于“典守者”。
如此回答充分展示充分对于历朝历代儒家经典作品是非常的了解和熟悉。
也正是这一次和珅出色而又亮眼的表现，使得乾隆皇帝对于和珅有了极大的好感，立马将其提拔为自己的贴身侍卫，和珅也就此开启了其在官场上的平步青云之路。
精通满蒙汉藏四种语言文字的和珅，成为了乾隆身边不可或缺的“人才”。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恰逢乾隆皇帝七十大寿，乾隆邀请远在西藏的六世班禅大师前来北京参加寿宴，而六世班禅也接受了乾隆皇帝的邀请，并且亲自为乾隆皇帝书写了一封回信。
然而，当乾隆皇帝这封班禅大师的亲笔信的时候，瞬间变得不知所措，因为这封信完全是用藏文写的，而当时乾隆皇帝身边没有一个人懂得藏文。
于是乾隆皇帝赶忙将和珅唤到身边，并将这封班禅大师的亲笔信交给和珅，和珅则立马将信中班禅大师准备率领2000僧众前来为乾隆皇帝贺寿的消息告诉了乾隆。
得知此消息的乾隆皇帝非常高兴，进而又安排和珅主持在承德避暑山庄为六世班禅修建寺庙的工作。和珅在接到这份差事后，积极翻阅藏传佛教的典籍，并且以班禅大师的驻锡地札什伦布寺为蓝本，修建了承德的须弥福寿庙，以供班禅大师居住。
就这样，当班禅大师千里迢迢的从西藏赶到承德地区参加乾隆皇帝的寿宴，见到此情此景时是非常的感动，对于乾隆皇帝更加感恩戴德，乾隆皇帝也非常的欣喜与高兴。
可以说乾隆皇帝通过此举，很好的维系朝廷中央与西藏地区的关系，确保了边疆的安稳。而在这其中，和珅可谓是功不可没，而这一切的根本，都是在与和珅的学识渊博，熟练掌握了藏文与藏族文化，才能很好的帮助乾隆皇帝署理此项事务，进而获得了乾隆皇帝的信任与器重。
和珅的博学多才，与其在咸安宫官学的求学经历密不可分。
咸安宫，在正式成为学堂之前，曾经是一所“监狱”，拘禁着的正是康熙朝时期的废太子胤礽。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在盛怒之下，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废黜了胤礽的皇太子之位，并将其圈禁在了咸安宫中，直至雍正二年（1724年），胤礽去世，他再也没有走出咸安宫外一步。而在胤礽去世后，咸安宫也随之荒废，被人们所逐渐遗忘。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决定将闲置的咸安宫重新利用，并将其建设成为朝廷的官方学堂，用以培养内务府三旗子弟及景山官学中优秀生员，“咸安宫官学”之名便由此而来。到乾隆朝时期，学堂搬迁至在了器皿库之西，但仍以“咸安宫官学”命名。
“国家设立官学，教育旗人，原冀培养英贤，为朝廷宣猷效职。”
至此，“咸安宫官学”也正式成为了满洲八旗中功勋之臣后代以及贵族子弟提升知识文化水平以及管理施政能力的重要教育机构，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干部培训学校”。
而和珅通过其家族袭承的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以及他父亲常保福建省兵马副都统的官阶获取了准入资格，后又凭借出色的考试成绩，正式入学咸安宫，而其一生也随之改变。
一方面，和珅在这里收获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冯英廉。
英廉，乾隆朝时期的重臣，当时已经是官至地方督抚一级的封疆大吏，可谓是位高权重。而此时的和珅父母双亡，与自己的弟弟和琳相依为命，与英廉在身份地位上，更是有着天差地别。
然而，英廉非常赏识和珅的才气，再加上和珅是出了名的“美男子”，于是，在英廉的安排下，和珅“倒插门式”迎娶了英廉的孙女冯氏。和珅不仅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更是获得了极强的政治靠山，也算彻底扭转了此前饱受欺凌、为人不屑的处境与状态。
另一方面，和珅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不得不说的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满洲贵族子弟的纨绔形象，前文中也说到了，此时父母双亡的和珅颇有一种“落魄贵族”的状态。而也正是因为如此，让和珅更加珍惜在咸安宫官学学习深造的机会，勤奋刻苦、努力上进成为了和珅在十年咸安宫求学生涯的代名词，而这也让和珅受益终身。
首先，和珅饱学儒家经典，精通汉族传统文化。
“八旗之京官乃多于汉人数倍，荒陋贪鄙，动为人笑。”
这是当时，对于满洲人，特别是满洲官员文化层次较低，不懂得汉族传统文化的真实写照，毕竟大多数的满洲官员并不像汉族官员那样，有着极强的科举压力，迫切的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所以，满洲贵族中，能够掌握儒家经典，甚至考取功名的，可谓少之又少。
而和珅却将其他满洲贵族子弟的嘲讽与不屑置于耳旁，努力专修《四书》、《五经》以及其他儒家经典著作，这就使得和珅的对于汉族传统文化的掌握程度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的满洲官员。因此，和珅才能够在乾隆皇帝说出“虎兕出于柙”三语后，能够予以快速对答，这都是和珅对于儒家经典文化学习和积累的结果。
其次，和珅熟练掌握了满蒙汉藏，四种语言文字。
前文中对于和珅熟练掌握藏族的语言文字，进而帮助乾隆皇帝解决了眼前难题已经有着介绍。而抛开应用场景非常有限的蒙、藏两种语言文字不谈，单说满语，和珅也可以说在当时是绝对的出类拔萃。
乾隆朝时期，清朝已经已经入关超过百年时间，满洲人的汉化进程已经是非常的明显，并且是几乎所有的满洲人都能熟练的掌握了汉文和汉语，而相对应的是，有超过一半的满洲人已经不懂得满洲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了。
于是，且不说和珅能够熟练应用蒙语和藏语，单从满洲人的语言这一方面来说，就使得和珅比起大多数的满洲贵族与满洲官员，要出众不少。
再次，就是和珅对于乾隆皇帝的著作，可以说是了然于胸。
和珅熟读乾隆皇帝的诗作，并且自己的诗词风格上也是极力的趋奉乾隆，甚至还会奉乾隆之命作诗，诸如《奉敕恭题肖照瑞应图》、《奉敕敬题射鹿图》等作品，皆是如此。
与此同时，和珅还精心研究乾隆皇帝的书法风格，日夜练习，可以说完全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甚至民间有说法称，不少名义上是乾隆皇帝的御笔题词，实际上都是和珅所写。
当然，和珅之所以如此用心的研究乾隆皇帝的著作，还是为了走进乾隆皇帝的心中，能够想起所想，思其所思，与乾隆皇帝达成默契，这也成为了和珅后来能够为乾隆皇帝所信任并且是极度宠信的基础。
特别是在设立“议罪银”制度上，和珅的这一想法极大的契合了乾隆皇帝想要铺张、张扬，却不愿自己“掏钱”的想法，帮助乾隆皇帝解决了眼前的难题和矛盾，算是帮了乾隆皇帝的大忙，由此，和珅的权势与地位是更加的与日俱增。
由此可见，和珅在咸安宫官学十年求学经历的所学所获，无一例外都在他后来的人生发展轨迹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成为其日后成功走上权力之巅最为牢靠的根基。
如果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评价和珅的一生，那么“正能量的开始，负能量的收场”来形容他，可谓是再合适不过了。
和珅3岁丧母，9岁丧父，身处幼年就要与弟弟和琳相依为命，尝尽了作为“没落贵族”的人生冷暖。然而和珅却没有因此向现实低头，也没有选择如同其他满洲贵族子弟那般得过且过，而是紧紧的把握住了在咸安宫官学求学的宝贵光阴，不断提升自我。
在这期间，和珅勤奋刻苦，学贯古今，熟读儒家经典文化，掌握满蒙汉藏四门语言文字，并且有着绝妙的说话艺术，懂得如何扬长避短，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之后的和珅尽管科举失败，只能以三等侍卫的身份进入仕途，可他依旧没有选择就此放弃努力，而是一边继续奋发图强，一边继续静静的等待着时机。
终于，伴随着一句“典守者不得辞其责”，和珅真正的“一鸣惊人”，就此开启了他人生飞黄腾达的快车道，而他在咸安宫十年之所学，也成为了他不断晋封的阶梯。
如果不是后来的“侍宠骄纵”与“贪得无厌”，和珅早年的这段经历堪称“励志”的典范，也可以称之为古今的榜样。可即便是如此，和珅也用他曾经的经历也为我们生动的诠释了那句亘古不变的真理，那就是“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所以，历史上的和珅并非真的只有“骂名”，在他身上同样有着“正能量”，值得我们去学习与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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