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列强入侵山河破碎，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个时期。清政府虽开展了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有识之士都将目光转到了国人的思想层面。
章太炎为了“光复中国之种族”，即在1906年所作的《革命道德说》中指出了知耻、重厚、耿介、必信四个道德准则：
昔人以信为民宝虽孔氏之权谲而犹曰无信不立。又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余以为知耻、重厚、耿介三者皆束身自好之谓。而信复周于世用，虽崔符聚劫之徒，所以得人死力者，亦惟有信而已。
章太炎
知耻、重厚和耿介是晚明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的，必信则是章太炎自己加上的。
所谓知耻，就是要知廉耻，要知国耻。正如章太炎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人能知耻方能立国，遇难而不抵抗即为无耻，国知耻近乎勇，既不知耻即无勇可言云。所谓重厚，就是要严肃庄重，言行朴实淳厚。正如《法言》中所说的：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
所谓耿介，就是要坚定立场，不被世俗所左右。在社会变革时期，有太多的投机分子、变色龙藏在队伍中，正如鲁迅笔下盘起辫子又放下辫子的人。所谓必信，指的则是一种群体道德。正所谓：言必信、行必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鲁迅
事实上，章太炎本人就是知耻、重厚、耿介、必信道德准则的践行者。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章太炎就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出：康有为所谓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际上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光绪帝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清廷震怒，章太炎被捕入狱。民国二年宋教仁被刺后，章太炎果断参加讨袁行动，因而遭到袁世凯禁锢。
袁世凯
鲁迅即曾这样高度赞扬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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