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帶來的都是心酸。
我們與疫情赤膊相見。
1月24日除夕，在武漢本地一家培訓學校任職的小林在忐忑的等待中，迎來了學校的通知：“機構將全面上線網絡授課系統，未上完的寒假課和之後的春季課將改為在線完成。請各位老師儘快完成準備工作。”
這個結果並沒有太出乎她的意料。
4天前，教育局緊急通知所有的教育機構停課，小林給學生們上到一半的課，就這麼停了。停課前幾天，已經陸續有家長向老師們詢問“會不會停課”，她只能略帶為難地回覆，“這個要看校區統一安排。”然後鼓勵家長們“再堅持幾天”，“年前的課，就剩最後一兩個課時了”。
學生小海的媽媽安妮，當時找到了管教務的周老師，想給兒子請假。小林還和周老師一起勸過她“不要停課”，因為上課的體系是連貫的，孩子如果中斷了，之後再來就容易跟不上。
安妮點點頭表示贊同，但仍憂心忡忡地說，“現在那個新型肺炎看起來挺嚴重的”，說完，還是堅持給兒子請了假。
周老師每天在群裡發圖，告訴家長們，學校每天都在消毒通風，會在孩子們進教室前查體溫，體溫異常的孩子不允許進入教室。在這樣的安撫下，大部分家長安定了下來，鮮有給孩子請假的了——可惜不到10天后，現實就發展得讓老師們都後怕。
小林略帶不安地問過安妮，有沒有怪過老師們沒有及時停課，安妮就笑了笑：“不怪你們，誰都沒想到會變成這樣的。”
這家培訓學校在武漢本地小有名氣，一直以面授課程為主。
小林帶的是4年級，正是學業漸緊的階段，大多數家長都暗暗憋著勁，想著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在假期“衝刺”一下，實現笑談中的“彎道超車”。
小林沒有網絡授課的經驗，有些手足無措，但到了這個時候，也只能趕鴨子上架，緊急學習軟件的操作——學校緊急購買了一款遠程教育軟件的使用權限，組織了學校的IT部門準備應對屆時可能出現的網絡問題——這讓小林和同事們頗為擔心，包括“上網課”的效果，還有家長的反饋等等。
對於培訓教師而言，除了身為老師的職業操守，學生和家長們的認可也密切關係著工作業績和教學評級，這是所有老師們最看重的。
不過，小林此刻還顧不上想那麼遠，眼下亟需解決的，是自己的上課設備——學校只能讓老師們利用手頭自有設備去完成直播——現在她在外地的父母家，自己隨身帶回來的筆記本電腦卻連接不上家裡的網絡，最終只好緊急聯繫運營商，把手機的流量套餐調到最大，準備屆時用手機熱點解決聯網問題。
同事張老師則面臨更麻煩的問題——她的電腦前幾天剛剛壞掉，這個封城時沒有離開武漢的外地姑娘，一個人在出租屋裡憋了3天，折騰了好久，在幾位電腦高手遠程指導後，仍然無法進入系統。她終於咬咬牙，做好自認為能做到的一切防備措施後出門了，準備步行40分鐘去一個大學同學的家裡借一臺舊電腦。
她說，“從沒想到自己冒著生命危險走那麼遠，竟然會是為了一臺電腦”。
經過1個星期的內部測試，調試無誤，1月31日，學校給家長們發出了開始線上授課的通知。
從信息發出去的那一刻起，教務周老師的手機就成了一部燙手的熱線。家長們的信息如潮水一般湧來：有擔心突然轉變授課方式孩子不習慣的，有不放心網課教學效果的，有的家長追問，“教材都沒有發，怎麼上課？”還有的家長則直言不諱，“線下課改成線上課，學費怎麼算？”
周老師回答得嗓子冒煙，正在心浮氣躁、焦頭爛額時，兒子又大聲哭了起來。
這一天，她從起床起就一直沒顧得上照看兒子，此刻兒子怎麼都不肯做作業，還和老公吵了起來，周老師像滅火隊員一樣放下手機趕去勸架安撫。
不同於其他家長的眾多疑問，安妮的訴求很簡單，她只是告訴周老師：考慮到線上上課的效果和孩子視力問題，小海就暫不參加網絡授課了，至於這些缺席的課，以後是退費、順延或是補課，等到疫情結束後再討論吧。
周老師鬆了一口氣，雖然她也不知道學校對於這樣請假的學生會怎麼善後，但那都是以後的事情了，起碼現在，這樣的溝通是她認為輕鬆的。
她很快回複道：“好的，等疫情過後，我們會給家長們一個方案。”安妮客氣地道謝，最後囑咐周老師注意安全、好好保重。
電話和微信上的消息在晚上10點後終於略微漸漸停息，周老師點開和閨蜜曹老師的對話框——她們上一句的聊天記錄，還暫停在周老師早上9點半接到一個家長的來電後。
曹老師是周老師的前同事，講課受到許多家長追捧後，便離開學校自立門戶，開了一家小小的私人“培優”機構。現在，沒法展開線上教學的曹老師也是一籌莫展，她不僅擔憂這段停課時間的收入問題，更害怕的是，在她無法授課的時候，不肯停下腳步的家長們，也許就轉投到其他能進行線上教學的機構了。
“我有點後悔離開了。”曹老師說。
為兒子請完假後，安妮稍微感到輕鬆一點，但也只是一點點而已。在她看來，補課班的課程是小事，兒子的學校馬上要開始的課程網絡教學，才是更讓她煩心的。
1月28日，她所在的班級家長群裡，兒子的班主任發出通知：“教育局正式出通知了，2月10日開始，中小學開始實行網上授課，請大家提前做好預習，迎接不一樣的新學期。”
“這樣看來，是要打持久戰了。”安妮掃了一眼通知，內心毫無波瀾。群裡的家長們異於尋常的安靜，安妮暗自思忖著，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具體安排都說得不清晰，大概大家想問也都不知從何問起吧。
想著想著，安妮和琪琪媽媽私聊起來。琪琪是個乖巧的女孩，兒子的好朋友。不同於小海的沒心沒肺、成績忽上忽下，琪琪的學習成績一直穩居班上前三，這讓安妮一直很羨慕琪琪媽媽。
琪琪一家在武漢封城前就回到了老家，現在一時半會兒也回不來。老家屋子裡的Wifi信號不穩定，琪琪媽媽很擔心，如果到時信號不好、課上得斷斷續續，縱使女兒再乖，學習效果也會打折扣。
安妮苦笑——等學校真開始上網課的時候，恐怕讓家長們抓狂的不僅僅是自家的Wifi信號，更可能會是學校倉促之間搭建的網課直播平臺，承受得起這麼多小學生家裡的電腦同時在線的流量嗎？
安妮笑話琪琪媽媽：“學霸媽媽還是不懂我的心。”
安妮最擔心的，還是網絡教學的效果問題。小海不是沒有接觸過網課，但對於兒子這個平時上課尚且坐不住的小男孩，上網課時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搶金幣、給老師送花這些環節上。
幾次下來，安妮果斷給兒子停掉了網課類型的補習班，只留下一門外教口語課，權當是正餐後的甜點。
這也是為什麼她沒有絲毫糾結就給兒子的補習班請了假，可是，如果學校的課程也全靠網絡，那總不能兒子上課時，她就搬個小板凳坐在旁邊一直守著吧？
安妮和琪琪媽媽越聊越憂心，還有很多問題都不知道怎麼解決：如果學校一直用網課教學，而家長需要回武漢返工，怎麼放心留一個10歲左右的孩子單獨在家？遠程教學，老師如何能根據孩子們對課程內容的掌握情況來及時調整教學進度？新學期的課本、配套練習冊都沒發，現在家長也沒法出門買，讓孩子們僅靠電子課件，學習會不會受影響？還有，語文課的課後作業怎麼提交？批改也是個問題……
兩人合計來合計去，聊不出什麼答案。群裡也開始有家長問類似的問題，以往有問必答的班主任，一直沒有回覆。琪琪媽媽笑著說：“大概老師現在知道的也不會比我們多。”
安妮憂心的還有兒子的眼睛。暑假的時候，小海就查出75度的近視了，安妮多方瞭解後，給小海配了角膜塑形鏡。兩片小小的、像隱形眼鏡一樣的塑料片，就花了1萬多。
醫生叮囑，孩子近視度數每增加50度以上，就得更換新的鏡片。安妮心疼得齜牙咧嘴，但為了孩子的視力，也只得大手一揮。
安妮掐指算了一下，如果全天候電腦遠程教學，兒子每天至少6小時對著電腦屏幕，一週至少5天，不出一個月，小海的近視肯定會加深，不出意外的話，班上也可能又要多出一群戴眼鏡的娃娃。
想了想，安妮翻出閒置已久的投影儀，“聊勝於無吧。”她只能安慰自己。
當安妮憂心忡忡地向丈夫張維絮叨著關於兒子的煩惱時，張維卻顯得頗為心不在焉。直到安妮發了火，張維才回過神來。
但妻子的煩惱在張維看來，簡直太小兒科。他現在憂心的問題更直接——家裡沒錢了。聽完丈夫這句話，安妮也傻眼了。
雖一向不太愛操心家裡的各種花銷，但她掰掰指頭，也還是算得清楚的：
最初買保險時沒經驗，不知道應該分散開時間，幾份保險全都是在2月到3月間籤的合同，每年的這個時候，他們都要同時繳4份人壽險和1份車險的費用，總計好幾萬元；
每月的15日是房貸的還款日，要有近8000元的支出；
兒子補習班的春季班也馬上該繳費了，雖然現在請了假，但估計學校照舊會收學費——孩子已經到小學四年級了，無論如何，疫情之後，課程都是得繼續的——繳費，只是為了保住“小班”的名額，也要5位數；
還有春節要孝敬雙方父母的過年紅包……
安妮皺著眉頭敲計算器的時候，張維不忘湊過來提醒她：10號是信用卡的還款日，上一期的賬單是近2萬元。安妮的臉迅速哭喪起來。
“年關難過”，往年的這個時候，都是他們夫妻手頭最緊的時候，但好在的是每年兩人在年底都會各有一筆年終獎到賬，雖然獎金常常會被公司拖到2月底才能打進賬戶，但拼拼湊湊，總還能夠。
張維提醒她，按今年這樣的形勢，年終獎什麼時候能發、乃至能不能發，可能要打上一個大問號了。安妮的思維迅速地拋開兒子的近視隱患，和張維一起發起愁來。
年終獎可以遲到，但保費、房貸和信用卡，一個都不會少。本來夫妻倆都只是工薪族，家裡還有一個被戲稱為“四腳吞金獸”的學齡孩子，每月各種支出，手頭幾乎沒有什麼閒錢。
安妮嘆了一口氣：不行的話，得動用家裡的應急儲備金了。
安妮轉念想到的，按現在的政策規定，湖北區域企業春節返工的時候不能早於2月13日，但不論是丈夫還是自己，誰都不知道能在什麼時候返工。就像網上流傳的段子一樣，也許一覺醒來，自己的假期又延長了。
張維身處業務部門，基本工資有限，主要的收入來源是業績獎金，如果不上班只發基本工資，收入將大打折扣。可若在疫情尚未平息時強行出門上班，又有極大的風險；對於安妮的工作，家裡其他人基本達成一致意見的是：如果到了2月14日，公司要求她返工而無法通融，那就做好辭職的準備——安妮的身體不太好，工作內容又需要天天跟人不斷打交道，如果強行返工，全家都不放心。
安妮很是不甘心，她已經在現在的公司工作了快6年，工作駕輕就熟，領導認可、同事和睦，還算是一份滿意的工作。如果貿然辭職，很是可惜，想想形勢，更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說到激動處，安妮心底又湧起一陣煩躁。
可就像張維說的：“工作重要還是命重要？”轉過頭來，張維又強打起精神安慰她，說這只是極端情況下的最後一步，“也許公司會同意你在家辦公的”。
安妮點點頭，又搖搖頭，反身轉向張維：“那你呢？如果疫情還沒過去就返工，我也不放心你出門啊。”
張維也不置可否地搖搖頭：“那我們倆都不出門，誰上班掙錢？唉，到時候再說吧。”
除了需要還的房貸是固定的，未來的一切現在都不可知。
安妮在翻看朋友圈時，看到了房客夢夢的一條朋友圈，是一條網上熱轉的“問問房東能不能免租金”的帖子。
夢夢租安妮家的舊房子已經2年多了，彼此相處不算熱絡，但還算和平而默契。
最初，安妮因為不滿舊房客常年拖欠房租，終止了租約，然後夢夢就在中介的推薦下找到安妮。安妮還記得第一次見面時夢夢的樣子：齊劉海，長頭髮，揹著雙肩包，很乖巧。她和同事一起，一共3個女孩子，眨巴著眼睛，嘴巴甜甜的，一口一句笑，喊“姐姐真好看”。安妮笑了，“你們是想還價吧？”她們也笑了，說，“剛畢業不久，工資不高，房租能不能便宜點？”
夢夢那年24歲出頭，參加工作2年多，現在就職的這家小貿易公司，也是她畢業時找的第一份工作。公司離安妮家舊房子所在的小區很近，她的許多同事都在那裡租住。
安妮本不想將房子租給合租的房客的，但看看3個女孩子溫和又禮貌，也就心軟了。三房兩廳的房子，房租3000元，夢夢和她同事們共同承擔。2年多的時間裡，夢夢從不欠租，平時也很少麻煩安妮和張維，除非出現空調壞了這種實在解決不了的問題，才會帶著歉意給安妮打來電話。
安妮有時會看到夢夢她們發的朋友圈，3個小女生，下班之餘偶爾還會做做飯，擺盤發圖嚷著求贊，安妮從照片裡看房間，打掃得乾乾淨淨。她打心底裡喜歡這幾位小房客，也就一直沒漲房租，希望這樣安安穩穩地打交道下去。
看到夢夢的朋友圈，雖然也許是玩笑，但安妮還是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她和夢夢聯繫了一下，夢夢正在沮喪中——她在封城前沒有離開，此時一個人在屋子裡，除了又驚又怕，還要憂心接下去的房租。
與夢夢合租的兩個女孩已經決定年後先不來武漢了，至於疫情過後還會不會回來，現在也說不準。如果她們不回來，夢夢短時間內也無法找到合租者，那麼，每個月3000元的房租對她而言是個很大的負擔。
夢夢也不知道年後什麼時候能復工，到時候收入會不會打折扣，如果情況真的不好，“可能我們就要去租那種1000多塊錢一間的老房子了”。
夢夢說得很黯然：本來她現在做的這份工作，做得就不太開心，原本打算在春節之後先裸辭再換份喜歡的工作的。可現在看，年後找工作的局面估計會很難看，她倒開始慶幸春節前沒有一時衝動辭職了，“這家公司不炒掉我就是萬幸了”。
夢夢的公司只有十來人，業績也一般，老闆常說，“能養活你們，已經算很不錯了”。夢夢工資5000出頭，扣掉保險，到手才4000多，除掉房租水電和日常開銷，每月也沒什麼閒錢，偶爾獎勵自己吃頓火鍋看場電影，是她最大的快樂。當然，這樣快樂的時刻寥寥可數，大部分時間，加班後回家，疲憊不堪的她只想窩在床上追劇。她糾結過很多次要不要辭職，加班多，工資少，又不能學到很多東西，這份工作“不要也罷”。
可現在不一樣了，消息靈通的同事說，老闆已經好多天愁得睡不著覺了，如果按現在的樣子，公司真撐不了多久。那個同事前幾天和老闆加班處理事情的時候，隱約聽到老闆在跟律師朋友諮詢：“如果停工期間不發工資算不算違反勞動法？”“如果疫情情況下裁員需不需要付補償金？”
小道消息迅速地彌散開來，一時人人自危。那天晚上，夢夢失眠了，這份曾被她視為“雞肋”的工作，一瞬間變得珍貴起來，她甚至想，要不要給老闆發個信息，主動說停工期間不要工資，“至少能保住工作先吧”。
安妮想了想，還是沒有把嘴邊的話說出口：“你們老闆撐不撐得下去，不僅僅是你們要不要工資就可以改變的。”物傷其類，她不願去打擊這個憂心忡忡的小姑娘，只能問：“那你沒有工資怎麼生活呢？”
夢夢遲疑了一下，說：“手頭還有一點積蓄，過不下去了就找媽媽。疫情總會過去的吧，撐上兩個月應該沒問題。”
從頭到尾，夢夢都沒提請安妮減房租的事，這倒讓安妮覺得頗為不忍。安妮年輕時也在其他城市有過類似的生活經歷，知道這種手頭窘迫、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無助感；但她也始終沒開口主動給夢夢提減租，因為此時他們夫妻倆，也已經是過江的泥菩薩了。
安妮有些心煩意亂，她的生活原本被她安排得好像一部嚴絲合縫的機器，她喜歡那種穩穩妥妥的安全感。可她很少去想，當這部機器的某個齒輪突然崩掉時，會是如何分崩離析。
再看看備忘錄，下一次夢夢需要交租的時間是3月中旬。“等吧，等到那時候再說吧，要麼就給她減一點吧，小姑娘一個人在外，也挺不容易的。”安妮暗自想著。
聽夢夢聊到她老闆困境的時候，安妮想到了自己的朋友彭天，恐怕彭天現在也是一樣的焦急吧。於是，又給彭天打了一個電話。
彭天年紀不大，卻非常能幹。創辦並經營著兩家民辦幼兒園，規模雖不及那些大型的私立連鎖幼兒園，但在他的悉心經營下，口碑頗好，深受周圍居民的好評。
往年這個時候，都是彭天最忙的時候。1月14日，幼兒園如期放假，彭天還沒來得及鬆口氣，就忙得暈天黑地：檢查好園內的水電設備，統計好玩具教具、圖書資料、電教設備、廚房器具和醫療器械等用品，盤點破損和遺失情況。
將第一家已經成熟的幼兒園交給另一個股東主要負責後，彭天將自己大量的精力放在這家兩年前剛剛開業的新園裡。幼兒園在漢陽的新區，佔地面積1600平，10個班，在彭天的經營下，已經度過前期的爬坡期，終於實現了收支平衡，
和他一起忙碌的，還有合夥的兩位股東，他們兵分三路，除了盤點目前在運營的兩家幼兒園外，還要分出大量精力，籌備開工下一個新園。
彭天躊躇滿志，他喜歡這種充實而有盼頭的忙碌，他的計劃滿滿當當——春節過後，除了完成物資的補給、園區消毒等準備工作外，就要迎來最重點的招生工作以及教學部署了。等這兩個幼兒園順利開學，新園的建設就可以開工了。
而這些計劃，都在1月20日那天戛然而止。如今彭天最慶幸的就是，幼兒園裡的孩子們都安然無事。
1月時，彭天還在為席捲本市的流感而擔心——去年12月以來，各小學和幼兒園頻發流感，常常是一個孩子生病了，就迅速傳染給同學，很多班級都被迫停課。彭天當時把幼兒園的衛生安全問題當成頭等大事，每天必須消毒通風，早上孩子入園前的體溫測量也更為嚴格。
現在回想起，他仍然感到一陣後怕。他努力回憶了放假前因不舒服而請過假的孩子，一個個電話打過去詢問孩子是否安好。到後來，他不放心，乾脆通知老師，給全園的孩子挨個打電話回訪，千叮嚀萬囑咐，如有什麼不舒服，一定要第一時間和他們聯繫。
安妮的電話打來時，彭天正閒坐在家中。他已經快把那些平時沒時間追的連續劇看遍了，但腦海裡，一串串數字反覆飛來轉去：
如果沒有這次疫情，第二家幼兒園能迎來大概200名孩子，按每個孩子每學期1萬的學費，大概能保證200萬的現金入賬，這筆現金流，將要支撐幼兒園接下來半年的各項開支和運營成本，剩餘部分，才是他們幾個股東的盈利。如今現金流猝然斷裂，水電雜費等也許隨著幼兒園的關停能暫緩支出，可新園的租金和人員工資，粗粗一算，每月就要大概20萬——舊園的規模還略大一些，一個月的純支出約在50萬。
而更麻煩的是，許多曾預繳下學期學費的家長，此時紛紛要求退費，為了幼兒園的信譽，彭天不能拒絕，只能從本就緊張的現金中抽出款項退費。原本打算3月開工建設的新園，租金已交，也不知道要擱淺到什麼時候……所有的一切中唯一沒停下的，是銀行貸款的利息。
彭天和兩個股東愁眉不展，他們都不是“家裡有礦”的人，無非是趁著年輕拼著一口氣做點事業。一兩個月或許可以扛一下，3個月還能想辦法籌集一下資金，4個月後呢？資金鍊搖搖欲墜，不知道會在什麼時候迎來斷裂的那一刻。
前兩天，彭天與股東最激烈的爭論，就來自於停工期間是否要給員工發工資：
彭天曾想過，是否可以和教師們商量一下，停工期間不發工資或者只保證一些基本的生活費，等到疫情過去了，他們都緩過勁來後，再給予一些獎金作為補償，“共克時艱嘛”。
但另一個股東反對。目前幼兒園在職的教師都是年輕的女孩子，私立幼兒園又不像公立幼兒園那般有事業單位編制的吸引力，不發工資後，這些女孩子們很大可能就熬不住辭職了。這樣的話，即使疫情結束，他們也很難第一時間恢復開園。
3個人意見僵持不下，不僅說服不了對方，甚至都無法說服自己。
安妮安慰彭天：“等著吧，疫情總有過去的一天，那時候，一切都會好起來。”
“我爭取撐到那個時候吧。”
彭天沒有告訴安妮的是，等到重新開園的那一刻，他可能還將面對許多已知的和未知的額外開支：
疫情過後，作為密集人群聚集地的幼兒園，所將迎來的衛生整改將比其他行業要嚴格更多，屆時必定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對園區的環境進行優化和改造；
面對生源的流失，也需要更多的優惠方案才能吸引新的生源；
新園開工之時，一定會有人工和物料成本的上漲，造價成本至少會上浮20%起……
他努力驅開自己腦海裡這些念頭：“現在想這些也沒用，盡力先籌錢，維持運作吧。”
掛了手機，彭天扭頭看看窗外，努力擠出一絲笑容。他想，冬天從我們這裡奪走的東西，春天應該會交還給我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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