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后者也是前者第二大贸易伙伴，二者在经贸关系上联系紧密，而且相对“和平”。但需要注意的是，欧盟仍未与中国还没有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和建立自贸区。即使在2018年欧盟与日本达成自贸协定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和欧盟领导人也在以实际行动推动自由贸易——中欧双方已经就中国和欧盟投资协定谈判交换了清单出价，标志着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进入新的阶段，争取早日达成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将中欧自贸区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今年初进行的仍然是始于七年前的中国欧盟投资协定谈判，发言人称双方都希望在今年内结束谈判取得成果，这是乐观估计。至于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就需要更长一段的时间了，既然互为大型贸易伙伴
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西方世界是又需要亲近也又比以往加倍警戒，这似乎成为了默认模式。在2019年金融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欧洲对华政策的7条建议》，文章中透露出来欧盟对于中国的警惕。由于美国目前对于国际规则秩序漠不关心，所以几乎由欧洲来“做最后的贵族”，独立捍卫原本由它规划、也是其赖以繁荣的国际秩序；并且它认为中国正在中国在构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网络。具体表现在“一带一路”倡议、谋求科技领导地位以及目前不太明显的争取货币支配权，而支付科技和新的数字人民币将是其中一部分。结果是促使其他国家向中国而非欧洲的经济和规则靠拢。以上是欧盟在应对中欧关系时考虑的因素。
在2019年早前，布鲁塞尔称中国是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而《七条建议》除了在欧盟认为不触犯根本的领域比如气候等，与中国进行合作以外，再就是要“效仿”中国加强对其他地区的吸引。欧盟需要搞清楚自己擅长什么，哪些方面对其他国家具有吸引力；并且“胡萝卜和大棒并用”那些选择不与欧盟站在一起的国家，必定要让他们知道会面临欧洲用于保护其价值和利益的壁垒。
进入21世纪10年代，中国向外的步伐愈加迅速，并更加积极和深化：广为人知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欧洲的“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17+1）。积极“兴冲冲”而来的中国，也使欧盟更加提防。“17+1”机制在初期曾被诟病为“中国试图对欧洲分而治之的机制”， 德国有媒体曾经形容“16+1”是“东方公主和16个小矮人”，这一说法带着对中东欧国家的蔑视和对中国嘲讽否定，仍然具有一些意识形态因素。
就在合作倡议提出的当年，斯洛伐克亚洲研究所以理查德•图尔克萨尼( Richard Turcsányi)为代表的一众学者对中国—中东欧关系展开了研究。在他们看来“目前中国在中东欧的所作所为始终遵循着中国于 2003 年发布的欧盟政策文件相关要求”，同时在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 2013 年度报告的分析中，得出“中国—中东欧关系三大主要内容是——经济、政治和人文教育，其中经济是重点”这样的结论。当然，各国精英学者的反应也不尽相同。捷克布拉格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鲁道夫•菲尔斯特( Rudolf Fürst) 与菲利普•特萨日( Filip Tesaǐ)在题为《中国在中东欧卷土重来：既非同志，也非战略合作伙伴》的文章中表达了对于“16+1”合作机制的深切关注和中国意图的深刻怀疑。波兰顶尖学府——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的一篇由著名经济学教授著的题为《21 世纪的中国对中东欧外贸政策研究，以波兰为例》的论文中，甚至将“16+1”合作倡议描述成“精心设计”和“精确定义”的“经济扩张”。这三篇文章分别发表于 2012 和 2013 年，即机制平台落成运行之初，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东欧国家中部分研究机构和精英阶层的复杂态度，尤其是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的教职员工时常进驻董事会与国内外政府相关机关充当咨询和顾问。
现已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但是欧盟对于该机制或是对于中国的疑虑仍然未见减少，而且在《七条建议》中也提出，为了应对“17+1”可能带来的“欧洲分裂冲击”，欧盟要向欧洲的东部，尤其是东南部提供更多的支持。加入（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17+1”的17个国家之所以那样做，不是因为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中国并没有），而是因为这些国家觉得欧洲拿出的更少。这个地区仍是欧洲互联互通最差的地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所以谈到中欧经贸合作，除了经济因素外也需注意到 “心理认同”。因为“认同”会影响宏观评判，进而影响到具体政策的落实。加之缺乏透明度、歧视外国公司的产业政策和非关税措施、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导致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获得补贴的机会不平等，融资成本低廉、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不力，这些欧盟对于中国经济评估认为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中欧投资谈判、商定自由贸易区的进度。
中美欧三方的互动决定了世界经济的走向，面对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欧洲似乎也朝着战略的方向发展，欧洲当年的战略能量被慢慢激活。
（孙兴杰团队李丛会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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