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論詩談愛國》
明人鄙薄宋詩，而清人卻推崇宋詩，尤其是”江西派”。可以說，宋詩頗嘗過世態炎涼或者市價漲落的滋味。錢鍾書先生曾謂—
這些舊事不必多提，不過它們包含一個教訓，使我們明白：批評該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適當的比例感。假如宋詩不好，就不用選它，但是選了宋詩並不等於有義務或者權利來把它說成頂好、頂頂好、無雙第一，模仿舊社會里商店登廣告的方法，害得文學批評裡數得清的幾個讚美字眼兒加班兼職、力竭聲嘶的趕任務。整個說，宋詩的成就就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超過了清詩。我們可以誇獎這個成就，但是無須誇張、誇大它。
錢先生學貫中西，我尤其佩服。論詩如此，愛國也應如此。新冠疫情，暴露出了我們在發展過程中的若干問題，同時也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強大的號召力、敢於犧牲與奉獻。對於這兩點，網絡輿情鼎沸。我不想懷疑任何一方的愛國熱情。但是我想說：愛國要理性。愛國即不等於一味地歌功頌德，也不等於過度地批評！對於成就我們必須承認、表揚、歌頌，問題也必須要正視、批評、改正。唯有這樣，社會才能健康發展。
我們絕不能為了批評而批評，更不能一味地激進地推到重來。歷史上，國人尤擅如此。我欣賞著名歷史學家錢穆“溫情與敬意”的歷史觀。我們不能對本國曆史抱有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點足以使彼滿意。
我們不能自認為現在我們處於歷史最高點，也不能將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因為我們也是身處社會“過去”之“參與者”！疫情的發生，絕不可全推在政府頭上。畢竟，百姓飲食之惡習，也是病毒進攻人的途徑。政府做好公共事務，我們個人也要盡公民的社會責任。
或許，理性的愛國者不好做，自古不受人待見者多，比如大文豪蘇軾。蘇軾反對王安石的新法，因為它在實行中損害了百姓利益。同時，蘇軾也反對舊黨對改革派的惡意詆譭報復。蘇軾夾在新舊兩黨之間，一生鬱郁不得志。但是蘇軾得以“文忠”諡號，備受後世文人推崇。
理性愛國，絕不是“中間派”、“騎牆派”，它是“中庸”的表現！中庸就是“無過不及”。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20200212晚間儒鄉子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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