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论诗谈爱国》
明人鄙薄宋诗，而清人却推崇宋诗，尤其是”江西派”。可以说，宋诗颇尝过世态炎凉或者市价涨落的滋味。钱锺书先生曾谓—
这些旧事不必多提，不过它们包含一个教训，使我们明白：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但是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好、顶顶好、无双第一，模仿旧社会里商店登广告的方法，害得文学批评里数得清的几个赞美字眼儿加班兼职、力竭声嘶的赶任务。整个说，宋诗的成就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
钱先生学贯中西，我尤其佩服。论诗如此，爱国也应如此。新冠疫情，暴露出了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同时也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强大的号召力、敢于牺牲与奉献。对于这两点，网络舆情鼎沸。我不想怀疑任何一方的爱国热情。但是我想说：爱国要理性。爱国即不等于一味地歌功颂德，也不等于过度地批评！对于成就我们必须承认、表扬、歌颂，问题也必须要正视、批评、改正。唯有这样，社会才能健康发展。
我们绝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更不能一味地激进地推到重来。历史上，国人尤擅如此。我欣赏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温情与敬意”的历史观。我们不能对本国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点足以使彼满意。
我们不能自认为现在我们处于历史最高点，也不能将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因为我们也是身处社会“过去”之“参与者”！疫情的发生，绝不可全推在政府头上。毕竟，百姓饮食之恶习，也是病毒进攻人的途径。政府做好公共事务，我们个人也要尽公民的社会责任。
或许，理性的爱国者不好做，自古不受人待见者多，比如大文豪苏轼。苏轼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因为它在实行中损害了百姓利益。同时，苏轼也反对旧党对改革派的恶意诋毁报复。苏轼夹在新旧两党之间，一生郁郁不得志。但是苏轼得以“文忠”谥号，备受后世文人推崇。
理性爱国，绝不是“中间派”、“骑墙派”，它是“中庸”的表现！中庸就是“无过不及”。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20200212晚间儒乡子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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