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患，古来有之。所以历代都设专门的衙门管理，疏浚河道、加固堤坝，每年都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到了清代乾隆朝后，分设南北两个河督衙门，各管一段，北督驻山东济宁，南督驻江苏淮安。河督以下设有道、厅、汛、堡几级机构，各有吏员从属。另外河督还兼提督军务，拥有直属军队，称为“河标”或“河营”，均参与“守汛防险之事”。养活这一帮子人马，当然开小不小。北面黄河水患略轻，经费较少。南段黄河由于地处下游，河沙沉降利害，年年都得修筑防护，大搞工程。工程少不了就要砂石土木、民夫差役，又得花费银子。朝廷预算的常规费用都在五六百万银两，遇到突发灾害，还得另行支出，算下来每年都要上千万的花费，成了朝廷的负担，百姓的灾难。但对于手握大笔银两的河督衙门上下官员来说，却成了取之不尽的私人宝库，上下串通一气，互相包庇，贪腐侵占、以次充好，甚至虚列开支等等手段层出不穷，个个吃的满嘴流油。河督衙门每年报给朝廷的工程费用要五六百万两银子，然而实际上用于工程的钱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钱则被一帮子大小官员靠山吃山，大肆挥霍了。嘉庆年间出任两江总督的百龄，曾亲临治河一线，尽管号称“能吏”，他也只能发出感叹：“河工诸员，无一可信，以欺罔为能事，以侵冒为故常，欲有所为，谁供寄使？”
南河督府
其中南河河督衙门地处江南，物产丰美，银子充裕，奢侈之风实在出乎想象。凡是饮食、衣服、车马、珍玩之类，莫不斗奇竞巧，极端奢侈，就以宴席而言，更是吃出了名堂，时人取名“河督菜”。其中豆腐就有二十余种，猪肉有五十余种。做豆腐必须在数月之前购集物料，挑选工人，精工细磨，一道菜没有数百两银子办不到。还有一道菜是猪脯，尝过的人莫不赞叹，其滋味之美无与伦比。一次，一位赴宴的客人中途起身出恭，在厨房旁边忽然看见数十头死猪倒在地上，惊讶之余详细询问，才知道刚才所吃的一碗猪脯，就是取自这数十头猪背上的肉。其烹制办法是将猪关在屋子里，厨师手持一根竹竿追打，猪不断嚎叫奔逃一直到死，倒地后马上割取其背肉一片，集中数十头猪供一席之宴。原来，据说猪被鞭打得快死的时候，全身的精华都集中于背脊，割而烹之，甘脆无比。而其余的肉则都变得腥恶，不能再吃了，只好全部倒进沟渠。客人骤然看见这些，不免叹息。一旁的厨子笑他少见多怪，道：“哪里来这样一个穷措大，眼光如豆。我才到几个月，已经亲手鞭打过数千头猪了。丢弃死猪就像丢弃蚂蚁一样不当回事。难道还可惜区区这点死猪吗?”
又有一道菜是鹅掌。其方法是在地上放一个铁笼，笼里置铁板一块，用炭火在下面烧，然后驱赶着鹅去踩铁板，鹅奔跑几个来回就死了。其全身的精华都集中在两只脚掌上，而鹅身只好扔掉。每一次宴席所需不下数十或上百只鹅。另外还有吃驼峰，则是选了健壮的骆驼四肢固定在柱子上，不断用开水从背上倒下，等骆驼被烫死后，其精华都集中在了驼峰上，每次操办宴席所需不下三只骆驼。又有鱼血羹，取最大的黄河鲤鱼，定要鲜活的，倒挂在梁上刺破鱼头，再下面用热蒸汽熏蒸，鲤鱼在上面不停地摆头摇尾，血不断地从鱼头滴出。当一条鱼死了，再换一条，一共要用数十条鱼。厨子用鱼血调制羹汤端上桌去，而全鱼身就没有用了。以上不过几道珍奇古怪的，其他菜肴莫不如此。河督衙门菜肴种类繁多，一次宴席三天三夜都不会结束。所以河道官员宴客往往酒醉人倦之后各自退席，从未有散席的情况。进入冬季，宴席上的柳木牙签，市面上一钱银子能买十余枝，报销到了衙门成了好几贯，海参、鱼翅费用更是上万两。厨房里炒菜炉子一溜摆开几十个厨师一人专炒一菜，炒完就下班，飘然而出四处狎游闲逛。
这仅仅举宴席为例，而其余如在衣服、车马、珍玩古董等方面的豪侈之风，莫不如此。各厅署内，从元旦到除夕，没有一天不演戏，从早上到深夜，即使没有人看戏，而演员还得照样表演。衙门里的冬衣，每年夏秋季节就安排专人出关外采购皮毛，回来分成大毛、中毛、小毛几级，毛片颜色需匀净无疵，品质之佳即便在京师大皮货店也很难看到。春夏所用的丝绸，每年都是定制的花样颜色，安排人到江南作坊里专门制作。即便是裹脚布，也不用布匹，而是选用丝绢。
衙门里的幕僚数十乃至上百人，这些人朝廷不发俸禄，全靠衙门自己养活。一些游手好闲或不学无术的人，只要走通关系拿到一张荐贴，到河督的各下属衙门，几乎不会被拒，都会被聘为幕僚，相当于拥有了一张长期饭票。有的当了几年幕僚，与主人还没有见过面。幕僚终年无事可干，主人却无一例外的夏天赠送“冰金”，冬天赠送“炭金”，佳节赠送“节敬”，每隔十天半月，必定会宴。幕僚有要打牌赌钱的，可以到账房领取费用，这些都有常例。每到防汛紧急时期，若哪个幕僚能够被派赴工地三五天，所有幕僚都会羡慕他，因为主人必有酬劳，通常会额外再给一二百两银子的“车马钱”。那些久驻工地和衙门内具体办事的幕僚，油水尤其丰厚，不是主人身边亲近的幕僚是得不到这些差事的。还有朝廷新点的翰林，刚入仕途，囊中羞涩，这时都会想方设法去求告某位朝中权贵的一纸书信，然后借故去谒见河道总督，献上书信，河督必然安排人备一份“心意”，多少不一，但往往都有上万银子到手。其他的像举人、拔贡之流，如果能持有京官一纸书信谒见河督道员，几百上千两银子也不在话下。
由于河督贪吃贪占名声远扬，清廷也一度试图矫治河工风气腐化的局面，结果却“人皆以河工为畏途”，难见成效。乾隆帝有过“批示”：“外省工程无不浮冒，而河工为尤甚”，亦曾下令整顿，但终属有风无浪，无果而终。他曾命河督将“违例之处”“于每年年终，汇奏一次”，然而南河、东河两位总督却异口同声的喊冤“臣署及河工各员幕友并无违例事”、“河员并无承办宴席及收受门包事”，将河务粉饰得一片和谐。当河督周学健被查出有贪冒舞弊、徇私枉法的罪行时，朝廷处罚也不过是“革去大学士，仍留河道总督”，马照跑，官照做。后来的嘉庆曾派钦差大臣托津、初彭龄前往南河调查，并叮嘱二人“到彼后，会同松筠、蒋攸铦（均为地方总督大员），将此数年来河工用过款项，通行核实勾稽，如查有弊混之处，即行参办”。然而两位钦差大臣到了地头上就收了好处，装模作样调查一番后回报，南河“无敝大窦”！嘉庆明知不实，却无可奈何，只能草草了事。
吏治败坏至此，也难怪王朝覆灭难以挽回，河督衙门不过是整个清朝官僚体制的缩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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