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周書》曰：“將欲取之，必故與之。”何以徵其然耶？黃石公曰：“得而勿有，立而勿取；為者則己，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人多務功，鮮有讓者。唯天子不與下爭功名耳。故曰：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乎？)彼為諸侯，己為天子(天子不收功於萬物，故能成其高；不競名於眾庶，故能成其大也。)，使城自保，令士自取(盡與敵城之財，令自取之。所謂使貪、使愚者也。)。王者之道也。《屍子》曰：“堯養無告，禹愛辜人，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為無私。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文王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此知大私者也。由是言之，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不利而利之，乃利之大者矣。
解釋翻譯
《管子》上說：“明白給予就是獲取的道理，那是為政的法寶啊。”《周書》上說：“將要從哪裡求取，所以才一定要先行給予。”怎樣才能證明這個道理是對的呢？黃石公說：“得到的東西卻不要佔有它。即使是君主建立的功業，也不要佔取功名。只要盡力而為就是了，佔取功名是士大夫的事，君主何必要了解功名利祿在哪裡可以得到呢？”［人們往往追求功名，很少有謙讓的，只有皇帝不和臣下爭功名。所以說佔有功名的是士大夫的事，天子何必要了解功名利祿從哪裡可以得到這種事呢？］他們是諸侯，自己是皇帝［皇帝不從萬民那裡收取功名，所以才成就了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國君不和百姓爭奪名位，所以才成就了自己的廣大寬宏的名聲。］要讓城中的人自己保衛自己的城池，要讓攻城的將士自己攻下敵人的城池[（把城中的財產給予城中的人，他們自己就會拚力守城；同樣，把敵城中的財產送給攻城的將士。讓他們自己去拿，他們就會拼命攻城。這就是人們說的利用人的貪婪本性和愚昧。］。這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人的辦法。
屍佼說：“堯撫養哪些孤獨無告的窮人，禹愛罪人。”這是說古代的聖君能夠使處在危難中的人安居樂業，對邊遠地方的人也同樣給予關懷，使之臣服順從。聖明的皇帝在最大的私情裡表現出的卻是無私。商湯向上天禱告說：“我一個人有罪，不要對天下百姓進行報復；天下百姓有了罪惡，請讓我一個人來承擔。”商湯不偏愛一己之身而愛天下百姓。周文王說：“假如有仁人，又何必非得是周族的親屬不可呢？”周文王不偏愛他的親族而愛萬國的人民。佔代的聖王不是無私的，只是他的私心與一般人不同，這才是明白大私的道理。由此說來，只有不存小私之心，才能成就最大的私；只有以不貪圖小利為利，才會獲取大利啊。
《文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不失人心者，必見信。”故仁義者，天下之尊爵也。何以言之？昔者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沒，請為靈若厲，大夫許緒？”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徵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之恭乎？”大夫從之。此因過以為功者也。
魏將王昶、陳泰兵敗，大將軍以為己過(魏人感將軍引過，皆悅，思報之。)。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過銷而業昌，可謂智矣。”夫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勿康，其可得乎？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上下離心，賢愚釋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謬之甚矣。夫人君苟統斯理，而以御國，行雖失而名揚，兵雖挫而戰勝，百敗猶可，況再敗乎！此因敗以成功也。故知智者之舉事也，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自古然矣。
(議曰：白起為秦坑趙降卒四十餘萬，使諸侯曲秦而合縱。夫坑趙降卒，非勝也，乃敗秦之機。商君詐魏，虜公子卬，使秦信不行於天下，乃自敗之兆，非霸業也。樂毅仗義，以下齊城，敗於即墨，非敗也，乃是吞天下之勢。劉備憐歸義之人，日行十數里，敗於長阪，雖奔亡不暇，乃霸王之始。故知非霸者不能用敗。齊人以紫敗素，而其價十倍。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解釋翻譯
《文子》上說：“即使有功，如果失去了仁義，也一定會被疑忌；即使有罪，假如不失民心，也一定會受到信任。”所以說，仁義是天下最尊貴的東西。為什麼這樣說呢？過去楚共王患病的時候，把大夫們召集到身邊，說：
“我缺乏德行，從年紀很小的時候便開始主持國政，卻不能繼承前代君主的餘緒，使楚國的軍隊連吃敗仗，這是我的罪過啊。假若由於祖宗的保佑，使我能壽終正寢，我請求你們給我加上‘靈’（譯者按：據《諡法解》不勤成名曰靈。也就是放任本性，不見賢思齊的意思。）或者‘厲’（《諡法解》：殺戮無辜曰“厲”）的諡號，不知大夫們同意嗎？”待到楚共王死了之後，大夫子囊說：“不能按大王的遺命來加諡號。因為侍奉國君的原則是，聽從他正確的命令而不服從他不正確的命令。楚國是威名赫赫的大國，自從他君臨朝政之後，對南方諸國或安撫或征伐，使之歸順，對於中原華夏諸國也加以教訓，可見受上天的恩寵非常大。有這麼大的恩寵，卻能自知其過，難道不可以諡為‘共’嗎？”大夫們採納了子囊的意見。（按《諡法解》：知過能改曰‘恭’，恭、共互訓。）這就是由於有了過錯反而尊諡為“恭”的例子。
三國時曹魏的將軍王昶、陳泰先後打了敗仗，大將軍司馬懿卻把責任自己承擔起來。［魏國人對大將軍主動承擔責任非常欽佩，都想為他效力以報答他。］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上說：“司馬大將軍把二次失敗的責任都自己承擔起來，實際上不僅消除了過錯，而且使功業更加昌盛起來，這可以說是明智的人了。人民不計較他的失敗卻想為他效力，即使並未想什麼事業昌盛，又怎麼能昌盛不起來呢？假如他們（楚共王、司馬懿）諱言失敗，推託責任，找藉口把錯誤歸咎於種種因素，就會使上下離心離德，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解體，走向對立，這樣就會使楚國再次失敗，晉國也會再次被敵人打垮，那樣的話，錯誤就更大了。假如國君能夠明白這個道理，即使行動失敗了，但美名卻可揚遍天下，軍事上雖受了挫折，但戰略上卻取得了勝利，即使打了多次敗仗也關係不大，何況只打了二次敗仗呢？這就是由於失敗反而成功的道理。由此可知明智的人辦事，往往因禍而得福，轉敗而為勝，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道理啊。
［趙子議論說：白起為秦國坑殺了趙國降卒四十多萬，從而使各諸候國認為秦國太殘暴，因而結成了合縱聯盟一致抗秦。大肆坑殺趙國降卒，並不是秦國的勝利，而是可以打敗秦國的一個機會。商鞅使用欺詐的手段，俘獲了魏國統帥公子印，使秦國的信用被天下所懷疑，這是自己打敗自己的先兆，不是取得霸業的正確方法。樂毅用信義攻下齊國七十餘城，最後在即墨被齊兵打敗，這不是失敗，而是顯示出統一天下的勢頭。劉備憐憫那些歸順了自己的百姓，每天只走十幾里路，最後被曹兵趕上，在長坂這個地方吃了敗仗，儘管逃亡的緊急關頭也不拋棄百姓，這是後來稱霸西蜀的開端。因此可以明白，不能成就霸業的人就不會利用敗勢取勝。齊國人把紫色的絹的價格降到素色絹的價格以下，反而獲取了十倍的利潤，這雖然說的是小事，卻可以從中悟出大道理。]
夫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則心平(此出《文子》)。今士有神清智明而暗於成敗者，非愚也，以聲色、勢利、怒愛昏其智矣。何以言之？昔孔子攝魯相，齊景公聞而懼，曰：“孔子為政，魯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並矣。”犁且曰：“去仲尼如吹毛耳。君何不延之以重祿，遺哀公以女樂？哀公親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不聽，必輕絕魯。”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繡之衣而舞康樂。遺魯君，魯君受齊女樂，怠於事，三日不聽政。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遂適衛。此昏於聲色者也。
(戎王使由余觀秦，秦繆公以由余賢聖，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嘗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終年不遷。由余諫，不聽。繆公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降秦。
梁王觴諸侯於苑臺，魯君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也。’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而飽，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也。’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也。’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也。’今主君之樽，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臺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人有一於此，足以亡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誡歟？”梁王稱善相屬。由此言之，昏智者，非一途也。)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代之佳公子也，然不睹大體。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四十餘萬，邯鄲幾亡。”此昏於利者也。
(《人物誌》曰：“夫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厲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吝嗇，是有慈而不仁者。睹危急則惻隱，將赴救則畏患，是有仁而不恤者。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慾則內荏，是有厲而不剛者。然則慈而不仁，則吝奪之也；仁而不恤，則懼奪之也；厲而不剛，則欲奪之也。)
《後漢書?班固傳》評曰：“昔班固傷司馬遷雲：‘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固亦自陷大戮(班固附竇氏勢，竇氏敗，固坐之，死洛陽獄中也。)，可謂智及之而不能守。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邪？此昏於勢者也。(議曰：夫班固傷遷，公論也。自陷大戮，挾私也。夫心有私，則智不能守也。)”
《屍子》曰：“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為殉。中國聞而非之。及怒，則以親戚殉一言。夫智在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怒奪之也。(此昏於怒者也。)
好亦然矣。語曰：莫知其子之惡。非智損也，愛奪之也。(此昏於愛者也。)
是故，論貴賤、辯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范曄曰：“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則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則能恕而自鑑。”
(議曰：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由此言之，心苟有私，則失其本性矣。《屍子》曰：“鴻鵠在上，彀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曰：‘不知也。’非二五難計，欲鴻之心亂也。是知情注於利，則本心亂矣。”)
解釋翻譯
精神是智慧的源泉，精神清爽智慧就會明朗。智慧是心志的標誌，智慧公正就表明心志正直。現在卻有精神清爽、智慧明朗而偏偏不明白成敗道理的人，這不是困為他愚蠢，而是因為音樂、美色、財物、利益、發怒或偏愛把他的智慧弄得昏暗不明瞭。為什麼這樣說呢？過去孔子曾代理魯國的國相，齊景公聽到這件事後很害怕，說：“孔子當政，魯國必然成為霸主。魯國一成霸主，我國高它最近，必然被它先吞併掉了。”犁且說：“除去孔子就象吹動一根羽毛那麼容易。你何不用重金聘請孔子來齊國，送美女和樂舞給魯哀公。魯哀公喜歡美女和樂舞，必然荒於國事，荒於國事孔子必定勸諫，哀公不聽勸諫，孔子必然離開魯國。”於是便選齊國中八十多名美女，部穿上漂亮的錦繡衣服，並教會她們康樂之舞，然後送給魯哀公。哀公接受齊國的女樂之後果然荒於國事，三天沒有聽政。孔子說：“有了那些婦人在那裡唱歌，我可以離開魯國了。”於是便前往衛國。這就是被音樂和美色弄昏了智慧的例證。
［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國考察，秦穆公認為由余既有才，又有德，就問內史廖說：“我聽說鄰國有聖人，就是敵國的禍患。現在的由余，就是我的禍患，該怎麼辦呢？”內史廖回答說：“戎王處在偏僻閉塞的地方，從未聽過中原的音樂。你何不送給他女樂來腐蝕他的精神；替由余說好話來離間他與由余的關係；挽留由余不讓他按時回國，使戎王怪罪他，懷疑由余的忠誠呢？
再說，戎王喜歡女樂必荒於國事。”穆公說：“這個主意好。”於是把十六部女樂贈送給戎王，戎王接受了，非常喜歡這些女樂，一年到頭興趣不減。
由余勸諫不聽。穆公派人晴中邀請由余，由余便投降了秦國。
魏王在範臺宴請各國諸侯。魯國的國君說：“過去堯帝之女、舜帝之妃命令儀狄作酒。酒非常美，儀狄把酒進獻給禹。禹飲了之後覺得非常甘美，於是便疏遠了儀狄，戒了酒，說：‘後代一定有因為縱酒亡國的。’齊桓公半夜感到餓了，易牙便煎煮，燒烤，調合五味，獻給桓公，桓公吃得非常美，說：‘後世必然會有因為貪圖美味而亡國的。’晉文公得到南之威為妃後，一連三天不臨朝聽政，於是便疏遠了南之威，說：‘後世必然有貪圖美色而亡國的。’楚王登強臺，眺望崩山。左邊是大江，右邊是大湖，高興得連生死都忘在腦後，於是再也不登強臺了，說：‘後世必然會有貪戀高臺美池的景色而亡國的。’如今你的壇中裝的是儀狄那樣的美酒；你的美食象是易牙烹製的美味；左邊擁著白臺，右邊抱著閭須，都象是南之威那樣的美色；前邊是夾林，後邊是蘭臺，就象是楚國強臺那樣的美景。人君貪婪其中一項就足以亡國，而你現在四項全佔了，豈可不警惕呢？”魏王聽了，連說：“講得太好了，講得太好了。”由此說來，弄昏人的智慧的並不是一種途徑啊。］
司馬遷說：“平原君真是亂世中的風度翩翩的公子哥兒啊。但是他不懂得大道理。由於惑於馮亭邪說，使趙國失陷長平，四十餘萬士卒被秦國坑殺，首都邯鄲險些被攻克。這都是因為被利弄昏了智慧。”［《人物誌》上說：
“仁愛出於慈悲之心，但卻有慈悲而不仁愛的；仁愛的人本應拯救困境中的人，但卻有仁愛之心而不去拯救困境中的人的。嚴厲的人有剛烈之氣，但卻有嚴厲而並不剛烈的。象那種看到別人可憐，便熱淚交流，將要讓他捐獻些財物就吝嗇得很，這是慈悲但不仁愛的人。看到別人處境危急，就產生憐憫之心，真要讓他前往拯救便害怕招至禍患，這是仁愛卻不去幫助別人的人。
無事之時講起道義聲色俱厲，一看到利益和慾望之所在，便怯懦起來，這是嚴厲卻不剛烈的人。慈悲但不仁愛，是吝嗇的緣故；仁愛而不去拯救，是恐懼的緣故；嚴厲而不剛烈，是有慾望的緣故。］《後漢書·班固傳》評論說：“過去班固慨嘆司馬遷知識淵博，卻不能運用智慧避免腐刑。可是班固自己也身犯大罪。［班固依附外戚竇氏，竇氏勢敗後，班固也受到了牽連，死在洛陽監獄中。］這可以說是智力已經夠了，但在行動上卻不能恪守所明白的道理。占人所以反覆慨嘆，人能明察秋毫，卻看不到自己的眼睛和睫毛。班固能看清別人的禍患所在，但自己也身陷大禍，這是因為被權勢弄昏了自己的智慧。
［趙子議論說：班固慨嘆司馬遷的不幸，這是公平之論。身陷大罪，是由於心懷私利，這就是智慧不能自守的道理。］屍佼說：“吳越等國的風俗。
用臣妾為君主殉葬，中原地區的國君聽了很不以為然，認為野蠻。但一旦發怒，卻因一句話，殺自己的親戚。智在公道，可以愛及吳越等國的臣妾，由於私心則忘了被殺者是自己親戚。［這並不是智力消退了，而是被怒氣奪去了智慧。］
愛好也是如此。有這樣的說法：“不知道自己兒子的過惡。”這並不是智力不夠，而是被愛奪去了智慧。
所以評論貴賤，明辨是非時，必須出自公心來說話，出處自公心來傾聽，然後才能弄清楚。所以范曄說：“與自身沒有利害關係時，和他商量事情，他考慮問題就沒有私心，判斷是非時就果斷正確。如果能遍觀別人的智慧受到各種因素影響的情形，然後反觀自己，就能寬容別人，也就能正確瞭解認識自己了。
［孔子曾說：“我沒見過剛直的人。”有的人回答說：“申棖不就是個剛直的人嗎？”孔子說：“申棖的慾望那樣強烈，怎麼會剛直呢！”由此說來，假如內心懷有私慾，就會喪失他的本性。屍佼說：“鴻雁在天上飛，有人把弩弓扯滿等待射下鴻雁，好象要放箭，而又猶豫不決的時候，如果問他：
‘有二隻還是有五隻？’他必然回答：‘我不知道共有幾隻。’並不是二隻或五隻這麼簡單的數字難於計算，而是想得到鴻雁的心已經亂了。由此知道心專注在利上的時候，他的本性就會迷亂。”］
(劉厲雲：“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萬物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昭日月之四蔽。”由是觀之，政之貴卑也久矣。是以先生設官，分職而共治耳。)
《淮南子》曰：“濟溺人以金玉，不如尋常之纏。”韓子曰：“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肯。”(故曰：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也。)此言政貴卑以濟事者也。何以言之？韓非曰：“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也，今為眾人法而以為上智之所難也，則人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厭者，不待粱肉而飽；短褐不完者，不須文繡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務也。今所治之政，人間之事。夫婦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難論，則其於人過遠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務也。”
(又曰：“世之所謂烈士者，離眾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夫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言論忠信不可以恍惚之言。然則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又曰：“察士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為智全也。夫人未盡察之也，唯賢者而後能行之，不可以為法也。”)
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又曰：小人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為者，極于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也。)
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欲絕眾。夫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正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也。
(故曰：為善者，使人不能得從；為巧者，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故所貴聖人之理者，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也。所貴工倕之巧者，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文子》曰：“夫先知達見，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貴於人。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傲世賤物，不汙於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為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為國俗。故國治可與愚守，而軍旅可與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議曰：據文子此言，以為聖人不可用先知遠見、博聞強志、傲世賤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皆行此道，用為風俗。今但任其風土，化以農稼軍陣，曲成於物，而俯同於俗耳，非貴於獨能獨勇者也。)
故聖人任道，以通其險。(《淮南子》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離朱之明，察針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泉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此任道以通其險也。)
立法以理其差。(《文子》曰：“農、士、工、商，鄉別州異。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生。”此立法以理其差也。)
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此至理之術。
故叔孫通欲起禮，漢高帝曰：“得無難乎？”對曰：“夫禮者，因時世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時俗之務而貴奇異，是餓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說矣。
(議曰：昔楚之公輸、宋之墨翟，能使木鳶自飛，無益於用。漢之張衡，能使參輪自轉；魏之馬鈞，能使木人吹簫，苟無益於用而為之，則費功損力，其害多矣。《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無所用其巧。”《文子》曰：“夫治國在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飧挹，聖人措而不言也。”由是觀之，事貴於適時，無貴於遠功，有自來矣。)
解釋翻譯
［劉安在《淮南子》中說：“太陽、月亮是最光明、最偉大的，然而卻仍有照不到的地方，是因為它們高懸在萬物之上的緣故。油燈和蠟燭雖然非常微小，但世上卻不能缺少它，因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陽、月亮所照不到的犄角旮旯。”由此看來，治國以能普遍實行為貴，是由來以久的道理。所以古代聖君設置官吏，使他們各司其職，從而達到合作共治的目的。]
《淮南子》上說：“救助溺水的人，給他金玉等珍寶，不如給他一根平常的繩子。”韓非子說：“很多天吃不上飯的人，讓他等有了黃粱米飯和肉食之後再吃，餓著的人一定不同意。”［所以說治療飢餓，不寄希望於寶鼎煮出的美味；拯救溺水的人等不到行步端正的慢性子。]這就是說，治理國家以淺近易行為貴，才能把事情辦好。為什麼這樣說呢？韓非子說：“人們所說的智謀之人講的微妙高深的道理，即使是智力較高的人也是感到難以理解的。現在為普通人立法，卻盡講智力較高的人也難以明白的道理，那麼普通人也就更無法弄明白了。所以糟糠都吃不飽的人，是不會等待有了黃梁米飯和肉食後再去吃飯的；連粗麻織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須有了繡花的綢衣才喜歡穿的。由此說來，治理國家的事，急迫的事還解決不了，可以緩一步的事情就用不著去做。[韓非子還說：“現在人們所說的英烈之人都是些與眾不同。行為怪僻的人。他們標舉恬淡的學問，講些恍惚的道理。我認為恬淡，是無用的道理，恍惚是沒原則的說法。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侍奉君主，孝養父母。侍奉君主，孝養父母是不能用恬淡無為之人的，必須用講究忠誠信義的人。而講究忠誠信義就不能恍惚。可見恍惚的道理，恬淡的學問，都是迷惑人的邪術。”韓非子還說過：“非要考察別的人怎樣做才能明白，就不能認為他有完全的智能，因為人是考察不完的。有才德的人才能做的事，是不能當做取法的標準的。]所以《尹文子》說：“凡是雖有些道理卻對於治國沒有幫助的，君子不去談論它；雖然有能力但於具體事情上沒有好處的，君子不必去做。所以君子所說的道理，不越出名法和權術的範圍；君子所作的事情，不超出種田務農，行軍佈陣的事情。這就是說，合於急用的才努力去做。[所以說：小人所說的都是關於儒家、墨家孰是孰非的爭論，所做的都是些固執、偏激、偽飾的行為。這不過是追求名聲而已，所以英明的君主要誅殺他們。］
現在世上有些人，品行想要比所有的人高，辦事要比所有的人強，能言善辯想要出群，勇力想要超眾。但是，出眾的品行卻並不能教化人民；超眾的辦事能力並不能合於急用；傑出的口才也不能挨門挨戶地去遊說；過人之勇，卻不一定能和大家一起去行軍打仗。總之，這四種超眾之處，不過是產生禍亂的根源而已。
［所以說，行善的，使人不能隨心所欲；弄巧的，使一般人不能插手。
這獨善、獨巧的人，其實也未窮盡巧和善的道理。所以應該以聖人之理為貴，不以一人獨自治理為貴，以能和大家一起共同治理為貴。應該以工捶的巧技為貴，不以一人獨巧為貴，而以能有和大家一樣的巧技為貴。《文子》說：
“先知先覺，通達的見解，這是人材的過人，但太平盛世，不把這當作比別人珍貴的東西。廣博的知識，超人的記憶力，能言善辯的口才，這是人聰明智慧的流露，但是英明的君主不把這當作要求臣下的標準。做視一切，輕賤別人，不受流俗的汙染，這是士大夫的高尚的品行，但太平盛世不把它當做教化百姓的標準。所以，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現，不能做為衡量百姓的標準。
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不能當做一國的風俗。所以國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成；軍隊強大，可以和怯懦的人並肩作戰。用不著等待古代英俊傑出的人物出現而人可以自我充實的原因，就是按他們所現有的品質、能力兼容並用他們而已。”《文子》這些話，是認為聖明的君主不能用先知遠見、博聞強記、傲視別人三事來教化天下。假如讓百姓都把這作為行動的規範和風俗是行不通的。如今只要隨其風土人情，以務農耕稼、行軍作戰為教化，娓婉地附合眾人，隨同流俗而已。而不是以獨能獨勇為貴啊。］所以古代聖明之君隨順大道來通過險阻。［《淮南子》說：“能夠體悟大道的就會安逸而不會走入窮途未路；依仗自己巧妙的一定勞而無功。有離朱那樣明亮的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的縫衣針，卻看不到泉水中的游魚。有師曠那樣能分辨各種音調的耳朵，卻聽不到十里之外的聲音。所以，任用一個能力強的人，不能把三畝大的宅院治理好；遵循大道的規律，依從大地之自然法則，宇宙六合也不難治理的均衡公正。這就是順隨大道來通過險阻的意思。］
樹立法度來理順各種差別。《文子》說：“農民，士大夫，工匠，商人，無論在鄉里、在州縣，都是有差別的。農民和農民談論收穫；士大大和士大夫談論品行；工匠與工匠談論巧技；商人和商人談論利潤、價格。所以士大夫不會失去品行；工匠不會有做不了的活計；農民不會花費無用的氣力，總有所收穫；商人不會折損本錢。這就是用各安其位的方法來理順各種差別。］使聰明的人和愚笨的人不互相輕視，能巧的和粗俗的不互相拋棄，這是最好的治理國家的辦法。所以叔孫通要制定禮儀，漢高祖說：“不會很難吧！”
叔孫通回答說：“禮這種東西，是隨著時世人情而制定用來節制虛文的。”
張釋之對文帝講論治國的道理，文帝說：“講得淺近些，不要有太高深的道理，只要現在可以施行的就好。”由此看來，如果治理國家不依從時俗急需的事去做，而以奇異為貴，那就是犯了餓了多日的人讓他等待黃梁米飯和肉食，借給別人金玉珍寶去拯救溺水者一樣的錯誤理論。
［過去，楚國的公輸般，宋國的墨翟，能使木製的飛蔦飛上天，但並無實際用途。漢代的張衡能使車的三個輪子自己運轉而不靠馬的拉力。魏國的馬鈞能製出會吹蕭的木人。但假如沒有實際用途，做這些東西，就是廢功損力、勞民傷財，它的害處太多了。《莊子》說：“朱汗漫跟支離益學習殺龍的技術，花費了千金的學費，但學成之後，卻沒有使用這種技術的機會。”
《文子》說：“治國的根本在於仁義、禮樂、名法、刑賞，超出這些去弄別的，即使能統括天地，纏繞萬物，卻屬於治國之外的道理，對廣大人民百姓來說，既不能吃，又不能用。所以古代聖人置之不言。”由此看來，做事在於切合現實，不應好高騖遠，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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