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大都認同周文王是帝王群中關注老人、兒童的第一人
我國古代天災人禍頻繁。每遇災害，飢寒交迫的災民如陷苦海，或起事於鄉野，或落草于山寨。此時，無論是善根萌發的帝王，還是吶喊仁政的飽學之士，都會關注老人、幼兒問題。我國的慈善機構何時興起？又有哪些機構？值得研究。
孤獨園
《史記·周本紀》載，周文王在今陝西岐山下的周原，行仁政，敬老、慈少、尊禮賢者，為滅商奠定了基礎。學界大都認同周文王是帝王群中關注老人、兒童的第一人。之後，孔子及其門生為仁政說奔走呼號。我國從西周到魏晉，儘管各朝都有一些社會救濟措施，卻沒有專門的慈善機構，許多社會救濟任務均由郡縣官吏直接完成。
最早創辦慈善機構的是南北朝時期崇佛的梁武帝蕭衍（464-549）。蕭衍，博通眾學，才華超群，集儒、佛、道於一體，是位有創新思維的皇帝，他既重儒學，又尊佛學。普通二年（521）正月，梁武帝在京城南郊行祀天禮後下詔（《梁書·武帝本紀》）：“ 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理，主者郡縣鹹加收養，瞻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髮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這個詔令仁慈、陽光，要求各郡縣對孤寡無依的老人、幼兒給予救濟。與此同時，又在京城建康（今南京市）創辦“孤獨園”（《禮記·王制》：“少兒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這個孤獨園相當於後世的孤兒院、孤老院之類。從孤獨園的名稱和收養對象看，這是梁武帝行仁政和虔心奉佛相結合的具體體現。孤獨園既收養無家可歸的孤兒，也接收孤獨無兒女的老人，且為其負責料理後事。這是以國家之力創建的以關照孤兒、老人為宗旨的社會救濟機構，也是古代官辦的第一個慈善組織。孤獨園初建時是什麼情景？如何收養孤兒、老人？規模多大？收養了多少人？存在了多長時間？諸多問題因資料匱乏，難以詳考。
梁武帝把社會救濟列入議事日程，創辦了我國首家慈善機構，功不可沒，值得稱道。就連他的政敵、北朝東魏權臣高歡也說：“江東有蕭衍老翁，專講文章禮樂，中原士大夫南望羨慕，認為正統所造。”（《北齊書·帝祀第一·神武上》）
的確，儘管梁武帝有惡跡，但他下詔賑災貧民，關注孤兒、老人，無疑是善舉，是政績。
悲田院 福田院
歲月流逝，到了唐代，隨著國家的強盛、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慈善救濟機構呈現出新進展。
據唐代史料記載，儘管唐玄宗崇道，但他也禮遇高僧，而且有善行。開元二十三年（735年）下令設“病坊”（古代生病，輕者為“疾”，重者為“病”。唐時，兩京及州縣城郭居住地稱“坊”），即在長安、洛陽二京設置的專門收容無家可歸的老年乞丐的機構。唐末，“病坊”改稱為“悲田養病坊”，也稱“悲田院”（那時，佛教進入飛速發展階段，並普及到了社會各個階層，佛教習俗以供養父母為“恩田”，供佛為“敬田”，以悲憫之心施恩於貧困者為“悲田”）。悲田院的性質、職能與孤獨園相近，其開支由國家撥付。悲田院的主持人多為僧人。據《舊唐書·武宗紀》載：武宗會昌五年（845）滅佛，勒令僧尼還俗，悲田院一時無人主持。這年十一月甲辰，武宗下詔，規定長安、洛陽兩京的悲田院，由地方長官選派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主持其日常事務，將沒收的寺院田產作為救濟，以供悲田院的開支。
“病坊”、“悲田院”之名，到了宋代依然沿用。蘇軾《欒城集》載：蘇軾給亡兄之子的墓誌銘寫道：“遣吏挾醫，分坊治病……後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可見他侄子是一個樂於做善事的良吏。此外，蘇軾曾對弟子說：“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乞兒，在我眼中天下沒有一個不是好人。”蘇軾不歧視悲田乞兒，也是難能可貴的。
在宋代，“病坊”、“悲田院”之名雖然沿用，但正宗的官辦慈善機構卻首推福田院，福田也是佛教用語。佛教謂，積善行可得福報，猶如播種田地，秋獲其實。佛教經典中即有《佛說福田經》。在北宋宋仁宗趙禎嘉佑（1056-1063）之前，京城開封已建東西福田院兩座；宋仁宗重禮教，行仁政，嘉佑八年（1063）又增設南北福田院，收容老幼廢疾之人，這樣，京城周邊已建福田院四座。那時，每當隆冬時節，主管福田院的官吏，就要走上開封的大街小巷，把流浪街頭的孤兒、無依無靠的老人以及乞討的貧民，一起收容到福田院，供給食宿。
宋代的慈善機構到了宋徽宗時代出現了新景象，政府重視，機構日益完善，規模不斷擴大，收養的老人幼兒人數大增。據《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恩惠》記載：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下詔，命各地州府都建立福田院，以收養50歲以上的孤獨老人，次年全國各地的福田院改名居養院。居養院收養的老人，每人每天可得米一升，錢十文。之後，居養院普及到了縣城。不過，宋代的慈善機構並非盡善盡美，由於許多福田院或居養院的救濟糧不能按期撥付，凍死或餓死街頭者，依然時有發生。
養濟院與粥廠
明清時代，承襲唐宋時代悲田院、福田院的傳統，先後在京城附近設立了養濟院、粥廠等國家慈善機構，以收養老人、孤兒為己任。
明代北京在宛平、大興兩縣分別設養濟院兩所。根據萬曆年間宛平縣知縣沈榜在《宛署雜記·養濟院·孤老》中的記載，宛平養濟院規模空前，有房十二棟，收養老人達1080名。之後收容人數不斷擴大。據沈氏載，在他任職期間，人數已達2100多名。對所收養的老人，每月發給太倉米三鬥，每年給布一匹，這樣老人基本就可以維持溫飽了。
清代北京的慈善機構稱粥廠。《清會典事例·戶部》載：“凡拯救饑民，近城之地，仍設粥廠。”粥廠不僅僅是荒年或隆冬官府煮粥救濟饑民之處，也是常設的社會救濟機構。清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京城人口的增加，慈善機構較明代規模日大，收容人數劇增。據《光緒順天府志 ·廠局》載：清入關後的第一位皇帝順治，親政後善根萌發，順治七年（1650）就已在京設粥廠。到光緒時，北京設立粥廠達48所，可以說粥廠遍佈京城的四面八方，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廣寧門外的普濟堂粥廠。粥廠的初創者是廣寧門外北極庵的寂容和尚，康熙三十六年（1697）隆冬，鋪天蓋地的鵝毛大雪，怒號了一夜。第二天寂容和尚作完早課，走出寺院不遠，就看見許多老弱乞丐凍死街頭；還有不少人衣衫襤褸，蜷縮一團，目睹這一慘狀，慈悲之念油然而生，這位苦行僧含辛茹苦一次又一次地化緣，得以購房為貧民提供了棲腳處。之後，又得善心者的資助，使得粥廠日益壯大。寂容和尚的善舉在京城反響頗大。康熙四十四年（1705），順天府尹把這一善舉上奏皇帝。為政寬仁、篤信觀世音菩薩的康熙皇帝興奮不已，欣然揮毫，大書“膏澤回春”四字以示獎勵。順天府尹順水行舟，普濟堂粥廠從民辦開始轉為官辦。之後，集法王、人王於一身的雍正、與喇嘛結緣的乾隆都給予多方關照，使普濟堂成為京城最有名的官辦慈善機構。
國人歷來是向善的。
慈善業是民族情感的淨化劑、黏合劑。在這裡，學術門戶之爭、宗教派系間的內部廝殺都消失了，他們各以其精華，在傳統文化的土壤裡和諧共處，都集聚了各自的最佳正能量。筆者對古今那些為慈善事業奔走、恪盡職守者，始終懷有深深的崇敬之情，他們是我們民族的良心，也是我們社會的期望所在，慈善業是一片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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