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拐點,區域洗牌,生生孩子吧


人口拐點,區域洗牌,生生孩子吧

中國的人口拐點正在加速到來!

近日,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19年末,大陸地區總人口達到140005萬人,首次突破14億大關。同時,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出生率為10.48‰,出生人口創自1962年來的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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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口數創新高,出生人數卻創下新低,意味著什麼?又會帶來哪些經濟影響?

『生育率降低無可避免!』


從近些年的數據看,國人生育意願的下降,已經成為無可避免的趨勢。

以出生人口數為例,1949年以來,中國經歷了三波嬰兒潮,每次嬰兒潮的出生人口都在2000萬以上。即便是進入新世紀,歷年出生人口都在1600萬左右。受開放二孩政策影響,2016年和2017年都超過了1700萬。

2018年,出生人口數相較前一年銳減200萬,2019年1465萬的出生人口數,較前一年再次減少58萬。由此,開放二胎的生育堆積效應已全面釋放完畢。

這種轉變,在曾經被公認“最敢生”的山東身上表現的尤為突出。

二孩政策放開的2016年,山東的出生人口數達到177萬人,其中二孩佔比達63.3%,當年山東的出生人口數的全國佔比甚至逼近10%。但兩年之後,“二胎大省”山東也不想生了,像青島2018年出生人口直接下降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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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對比國外還可以發現,國人生育意願的下降趨勢,比我們想象的要快許多。

根據聯合國的數據,1950-2015期間,美國總和生育率從3.3降至1.9,日本從3降至1.4,而中國從6到1.6,降幅遠超其他國家。

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大起大落,其實並不奇怪。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僅用短短几十年時間,濃縮了一些發達國家上百年的發展進程。所以生育環境和觀念的變化,也來得相當劇烈。

總和生育率降低到1.6,意味著一個育齡婦女平均只生1.6個孩子。她們之所以不想生、不敢生,除了養兒防老的社會功能下降、受教育水平提高等之外,生育成本提高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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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任澤平在《中國生育報告2019》中,就提到了抑制生育的三大問題——住房、教育和醫療。

以住房為例,2004-2017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44%。為了跑贏通脹,實現財富的增值,很多人開始瘋狂加槓桿。在這種情況下,生育帶來的養兒成本,將會是一種降低生活品質的巨大負擔,影響生育意願。

所以別說生孩子了,現代人對結婚都是充滿畏懼的。之前江蘇民政廳的數據就顯示,江蘇人的初婚年齡,已經推遲到了34歲左右。


『人口拐點將提前到來!』


國際研究通常認為,要維持正常的代際更替,總和生育率要達到2.1,每個育齡婦女要生育2.1個孩子。

達不到2.1,意味著人口總數不久將開始萎縮,面臨負增長。

2019年發佈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提到,中國總人口將在2029年達到峰值14.42億,然而如果總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人口負增長的時間將提前到2027年。

而實際上,2019年的出生人口數據,按照推算,總和生育率只有1.5左右。那麼,預想中的2027年人口拐點,還將比我們想象中更早到來。它將會帶來哪些影響?

首先,新生兒數量不斷下降,將會加劇人口結構的老齡化局面。事實上2018年全國65歲及以上人口在總人口的比重,已經達到11.9%。按照7%為老齡化、14%為深度老齡化的國際通行劃分標準,我們離深度老齡化社會已經近在咫尺。

深度老齡化來臨,將會帶來很大的養老負擔。比如,遼寧、黑龍江等省市養老金收不抵支的新聞,就有過多次報道。之前“用全國的養老金救東北”的消息,還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在中央調劑制度下,收不抵支當然不等於發不出錢,但收支平衡的壓力會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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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獨生子女來說,在4-2-1的家庭模式下,他們可以享受獨一無二的待遇,不用擔心和兄弟姐妹競爭資源,但等到他們成年之後,卻得面臨沉重的撫養負擔。

2018年,全國的撫養比為16.8%,而一些老齡化比較突出的城市,早就超過了20%。也就是說,平均每5個勞動年齡的人口,就得贍養一個60歲以上的老人。

出生率下降,當然不僅僅是給家庭帶來贍養壓力,給公共財政增加養老負擔而已,在經濟層面,同樣會有諸多連鎖影響,首當其衝的便是勞動力減少。

其實2019年年初的數據就顯示,2018年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7586萬人,相比2017年末的全國就業人員77640萬人,為最近多年的歷史首次下降。

中國經濟過去幾十年高速增長,就建立在勞動力紅利之上。而勞動人口數量首次下降,意味著用工成本將不斷上升,沿海地區每到春節前後的用工荒會越來越嚴峻。

隨著人口拐點到來,那些勞動密集型企業,接下來將迎來更艱難的時刻。

『區域競爭將重新洗牌!』


就在出生人口數據公佈同時,統計部門還公佈了另一個數據——2019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6%,提前一年完成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設定的目標。

大量廉價勞動力,以及迅猛推進的城鎮化,這是過去中國經濟增長的兩條重要主線。人口拐點和城鎮化拐點雙線疊加,大變局正式來臨,會重塑經濟結構,也會讓區域競爭重新洗牌。

以老齡化為例,總體上,受經濟發展水平、計生政策執行情況等因素影響,北方地區要比南方地區嚴重,沿海地區要比中西部地區嚴重。

比如東三省的城鎮化率一度全國領先,老齡化也是獨此一檔,年輕人大量流失,鶴崗等地的房子甚至低到5萬一套的白菜價。

東北的沒落,很大程度也和城鎮化、人口增長兩大關鍵引擎的熄火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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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崗房價低到5萬一套


另外,即便是最發達的三大城市群之一,長三角不僅城鎮化接近見頂,其衰老速度,也比我們想象得快。比如智谷趨勢對49個城市進行了梳理,統計顯示,14歲以下人口占比最低的10個城市中,長三角就佔據了6個。

而作為對比,珠三角明顯要年輕很多,65歲老人佔比最低的12個城市中,珠三角就達到了7個,其中年輕的深圳,和聚集了500萬左右產業工人的東莞,佔比都不到5%。

當然即便是快速衰老的長三角,憑藉著發達經濟水平對外來人口的虹吸效應,也能夠保證有源源不斷的年輕人補充進來——出生人口下降,老齡人口占比提高,不同地區消化上述壓力的能力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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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一二線城市中,65歲及以上老人佔比最高的10個城市,分別是南通、瀋陽、長春、成都、紹興、嘉興、濟南、大連、青島和哈爾濱。

以成都為例,它的老人撫養比已經超過了20%,但2018年的常住人口增長,依然達到28.53萬,全國排第5名。

而作為對比,同樣在榜單上,且誕生了計生紅旗縣如東縣的南通,2018年公報顯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2‰。

像成都、重慶以及北京、上海等城市,雖然老齡化相對嚴重,但人口自然增長更多不是依賴本地的新出生人口,而是外來人口。

這解釋了為何近一兩年來,一二三四線都在送戶口送補貼,火力全開地搶人。也解釋了,為何東莞、中山、惠州、佛山等城市會如此年輕,它不僅是生育觀念和生育文化影響的結果。

按照國際經驗,城鎮化率超過60%後,人口會加速向中心地區、城市轉移。在出生人口下降前提下,城市對農村、一二線城市對三四五線城市的人口虹吸,將繼續加劇。

年輕人大量流失的中小城市和農村,會面臨嚴重的老齡化發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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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不久,廣東宣佈放開放寬除廣州、深圳外的落戶限制,作為人口流入的大省,廣東此舉意味著開放落戶迎來標誌性節點。

隨著戶籍堅冰打破,城鎮化和人口拐點的雙線疊加,將讓區域發展進入全新的競爭階段。對各地而言,接下來要想保持持續的增長,就得意識到一個基本常識——人口不是經濟發展的負擔;而缺少年輕人的城市,也將失去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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