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導演奉俊昊的《寄生蟲》，在前幾天結束的第92屆奧斯卡上一舉包攬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導演和最佳影片四個重磅大獎；這是韓國電影，也是亞洲電影第一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全世界開始認識韓國電影，認識導演奉俊昊。
隨之而來的也有不少的質疑聲，因為，他擊敗的可是美國傳奇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和剛剛捧得金球獎的英國導演薩姆·門德斯。有人問：他憑什麼？
電影創作，是導演的一次人生旅行。奉俊昊在奧斯卡頒獎禮上講得更細膩一些，他說寫劇本是一趟孤獨的旅行。
導演們通過這樣的旅行來審視身邊世界，好的，壞的，社會的，階層的，中心的，邊緣的，他們發現美，也發現醜，發現真實，也鑑別虛假，詠歎情義，也暴露衝突。他們在作品中描述這個世界自身難以聲張的一些事兒。
奉俊昊的描述，卻顯得有些不可捉摸，你看不清他到底站哪一隊。
正如《寄生蟲》裡，沒有一個壞人，但悲劇卻發生了。每個人做的事，站在他們的立場上都合情入理，為活著而做，這反倒讓悲劇顯得更加不可逆轉，無法推翻。
站在這部《寄生蟲》前，奉俊昊一如既往，扮演著他自己熟悉的角色——一個“控訴者”，他控訴一切看上去合理的既定事實和習以為常的痛苦。
這令他的控訴看上去很尖銳，卻也很虛無。
1.
１９６９年，奉俊昊出生於韓國傳統的教育文化城市大邱，他父親是位畫家、設計師，他的外公是韓國著名的小說家，他們都是某種藝術的表達者，奉俊昊身上也天然攜帶著藝術基因。
他喜歡觀察，尤其喜歡觀察人。人和人關係的微妙變化，經常會吸引他的注意力。這些都成為日後他電影作品裡的素材。但同時，他在他的電影裡，放大了這種關係，他注意到了這種關係背後站立的各個層級。
有人說，他出身於中產家庭，從小生活優渥，按理說通常會無意識地忽略下層群體。但也許是中間層的位置，恰恰賦予了他全知的視角，讓他有機會去發現每個階層生活的不同，從而對階層有了深刻的體認。
在《寄生蟲》中，他用陡峭、暗黑的三層樓梯連接上下空間，富人和窮人，豪宅和地下室，日照和黑暗，上層和底層。他們的精神世界相互隔離，但物理空間又綁在一起。富人的豪宅，死死地壓在地下室的上方，而地下室的人，做夢都想從地下室走出去，去上面穿過飄窗的、陽光沐浴著的大廳裡推杯換盞，輕歌曼舞。
但就像電影中展示的一樣，層層疊疊的樓梯，告訴你兩者之間的距離，艱難躍遷時，剛露出頭，上面就有一隻要踹你的腳在等著你。可笑的是，這個要踹你的人，多半也和你一樣住在地下室裡。
拍完《雪國列車》時，奉俊昊說，我覺得我的電影都是在講述“不得志”的人的故事。到《寄生蟲》時，連“不得志”的人設也消失了，小人物基宇的一家，似乎並沒有什麼大志向，他們安然於半地下空間，蹭別人家的wifi信號，折披薩盒維生。奉俊昊用升降鏡頭展示著狹窄的半地下空間，他的視角從夾層和邊緣處升起，我們似乎能嗅到多年沉積的黴斑和油漬的酸臭味。在電影裡，他通過富人樸社長之口，將之歸納為“階層味”——“只有坐地鐵時會聞到”。
畢業於延世大學社會學的奉俊昊，雖然說自己並不認同別人給他冠以“電影社會學家“的名號，他也說自己在大學並沒有認真學習專業課程，然而這都不妨礙他用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的思考方式，來思考社會的問題並展示這些問題。
在他的處女作《綁架門口的狗》裡，他套著喜劇的外殼，展示普通人的生活狀態，以及他們的困惑和迷茫。
《殺人回憶》裡包裹著對整個混亂年代社會“回憶”，時代開出惡之花，而身處時代的每個人，成為歷史的幫兇。
《漢江怪物》拷問無作為的政府，將普通民眾對強權的不滿與憤懣通過影片外化出來。
《雪國列車》將一整列火車喻為社會，從車頭到車尾的每節車廂，代表著不同的社會階層。車廂不同，人群所享受的條件和環境也不同。主角帶領末節車廂的人發起鬥爭，嘗試改變處境。這種暴動導致了整條列車的毀滅。
奉俊昊的視線裡，充滿著對普通人的慈悲。 “我對沒有權錢的人，沒那麼聰明、卑微的人，不健全的家庭總是好奇，而且覺得對他們有一些熟悉的感覺。也不知是為什麼，隨著這些角色，我（劇本）寫起來更輕鬆容易些。”所以，他對階層關係非常敏感，他理解相互的不同，但他控訴固化。
到了《寄生蟲》中，他讓固化了的階層散發出氣味，一種爛葡萄乾味，這是一個群體長期在地下堆成一堆而腐敗的味道。
不止於此，鄰居還會經常跑過來在你的頭頂撒尿呢。
2.
奉俊昊說，他是一個“怪胎“，童年沉默寡言，沒什麼朋友。9歲看《音樂之聲》時，他對這部溫情四溢的歌舞片，記憶最深的是片尾船長一家躲避納粹追蹤的驚險戲碼。也許他的暗黑審美觀：極端、驚悚、隱喻和黑色幽默，在這一刻就已萌芽。
12歲他愛上電影，一週能看10部片。高中畢業後，由於父母的反對，他沒有去讀電影相關專業，轉而去了韓國曆史最悠久的延世大學，主修社會學。期間，他加入了學校的電影社團，開始鑽研電影。臺灣現實主義派的導演楊德昌與侯孝賢，影響他很多，日本的社會派導演今村昌平和黑澤明也帶給他很多啟發。他們將這個中產孩子的視域拉寬，再拉寬，讓它延伸到高高低低不同層級的民眾生活中。
再加上，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段時間，正是韓國社會運動風潮迭起的年代，延世大學社會系有很多進步人士任教，學生也上街遊行示威，正在讀大學的奉俊昊很難迴避這個時代對他思想的衝擊。
9月14日出生的奉俊昊，具有典型處女座的完美主義心態，他對電影的研究笨拙而虔誠，一部片常常翻來覆去看十多遍，一幀一幀地分析鏡頭語言；為了積攢現場經驗，奉俊昊在很多短片電影的導演組工作過，甚至照明、攝影、場記等跟電影沾邊的活兒他都做過。
等他親自扛上攝影機時，他顯示出了因長期高精尖的輸入，而導致審美眼光的“刁鑽”和執著，拍《殺人回憶》的美術柳成熙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奉龜毛”。奉俊昊認為這個外號令他聽上去有點“變態”，事實上自己並沒有那麼刁鑽，只是希望“透過鏡頭中的每個部分，（令人）感受到電影劇情裡的情緒和空氣而已”。
他希望將“空氣”都在畫面中呈現出來，卻說這不算刁鑽。
他需要對影片的絕對控制權，從劇本到選角到製作剪輯，他要一手操控。這也成為他拒絕好萊塢的理由，因為在好萊塢，製片人具有對影片剪輯的權力。這是奉俊昊不能接受的。他欣賞希區柯克那樣的控制狂。
在這種高度的執著和控制力之下，奉俊昊拍出了8部電影，部部精良，其中《殺人回憶》被影評人、電影雜誌稱為“韓國電影史上最佳電影”“毫無破綻的完美製作”，而《寄生蟲》則成為韓國電影衝出亞洲勇奪奧斯卡的豐碑。也許未來幾十年內都無人能及。
奉俊昊在戛納捧起金棕櫚獎盃時，韓國總統文在寅對他說，今年（2019年）是韓國電影誕生100週年，《寄生蟲》得到金棕櫚獎是給韓國人民一份有意義的禮物。
3.
因為拍電影，奉俊昊的生活一度很窘迫，一度需要同學送大米接濟生活。他曾想過，如果票房不好，就回家開音像店。好在妻子鄭善英，始終支持丈夫的事業，並理所當然地成為他劇本的第一位讀者。
大概2016年前後，奉俊昊開始寫《寄生蟲》的劇本。他的靈感來自他長期關注的問題：
如果一個富裕家庭和一個貧窮家庭相遇，兩個在城市中佔據著截然不同空間的群體，會發生什麼？如果這兩個世界相撞，又會怎樣？這成了電影的導火線——讓貧窮家庭的兒子，去富裕家庭當家教，兩個家庭就此產生交集。
有一隻蟑螂的地方，就有一萬隻。一個兒子當家教，最後設計將全家都帶入富人家中，吸血寄生。在譏諷這種活體“寄生”生活的同時，奉俊昊將這種現象放入到了韓國社會中去審視它的由來——階層固化的韓國社會，財團死死控制了社會的上升通道，普通人如螻蟻一般哀哀求生，躍遷無望。看似貧民寄生進富人家，而富人們又何嘗不是像“寄生蟲”一般不斷吸吮著每一個普通人的血液生長呢？所以，誰才是寄生蟲？
豆瓣網友有一段評論寫得很深刻：“蜷縮地下的臭蟲，用藥劑開窗替自己殺菌；位居高處的宿主，用金錢僱人給自己消毒。富人吸著窮人的血高升，窮人寄在富人的屋苟活，人鬼同處一室分享食物，蟲獸寄生一體發育恩仇。”
影片的結局是，貧富雙方相互毀滅，階層之間未能和諧相處。最終，富人搬出豪宅，再搬進來的，仍是富人，窮人搬出豪宅，再次回到地下室。
各自運行到原有的軌道中，不存在為富不仁的跋扈，也沒有人窮志短的卑賤，人性複雜含混，只是為生存做了一些選擇。這種天然合理，成為令人細思極恐的生存境況。
4
奧斯卡的頒獎禮上，當《寄生蟲》的另一位編劇韓進元在臺上發表感言時，站在他身後的奉俊昊，側過身去，低頭端詳自己手中的小金人，笑得合不攏嘴。
我們應該感謝奧斯卡，它將獎項頒給了一個長期將視線投放在小人物生活中的導演，代表著它鼓勵我們反思，鼓勵更多導演關注民生拷問現實。
如果個人註定要成為被時代綁縛的人質，那我們也希望有人敢站出來質疑這一切註定，希望有人繼續扮演起社會的控訴者。
謝謝你，所有“奉俊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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