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元载（756）五月，杜甫带领全家人从奉先到白水。六月，唐王朝命运的转折点来临了——安史之乱。安禄山叛军攻破潼关后，诗人携家眷逃难北上，最后将家人安置在鄜州羌村。七月肃宗在甘肃灵武即位，杜甫离家，打算从芦子关出去奔赴行在，途中被叛军捉住，俘往长安。个人的不幸成为文学的大幸，目睹长安沦陷后的种种惨象，使他能够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亲笔录下这动乱时代的真实面容。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逃出长安，奔向肃宗所在的凤翔，五月拜左拾遗。一度因救房琯得罪肃宗，后获释复职。此后到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第二年三月他从洛阳回华州，一路上看到相州打败所造成的兵荒马乱的景象，而官府到处征丁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遂写下了"三吏"、"三别"这两组传世名篇。在这里，借《新安吏》浅析杜甫在战火中的真实体悟和思想矛盾。以下是《新安吏》原文。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贴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白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客行新安道"，杜甫一个人走在异乡的路上，是将自己置身于战火之外呢，还是早已洞悉了这火之所以燃起来的缘由而无可奈何地只能做一个旁观者呢？"瘦弱的杜甫耳中充满了军官们咋咋呼呼要征兵，百姓畏畏缩缩哭哭啼啼的喧闹声，是又一场战争的前奏。杜甫走向一个小吏问："朝廷规定二十三岁的男丁才能被征入行伍，像新安县这么小的地方，恐怕没有二十三岁以上的成年壮丁了吧？"小吏却说这次战事紧急，战书连夜下达，若再征不到二十三岁的，十八岁到二十三岁之间的男性也直管征军入伍。杜甫以其冷峻的笔锋描摹着客观事实，而这事实就是一个县的成年男性全部战死，留下这已经残破的家庭，而伤痛就能于此画上句点吗？不，一个家中只要还有男性，就只管"点"来。是这基层的小吏太凶恶，太没有人性，要这样将一个个贫苦的家庭活活拆分，然后毁灭吗，还是这战事就是如此凶险，非得让自己的百姓消蚀殆尽，让这个多灾的小县就此承受历史长河中的痛点？战争从来不是天然或偶然的，他在阴暗的凶谋中剥夺了一切属人的东西。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来说，战争是罪恶的。
这些话，杜甫没有说，他只是笔锋一冷，写下"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小吏没有回答。他是被杜甫问住了，还是不屑于这个多舌的杜甫，亦或是，杜甫只是问苍天，问大地，问这荒乱的时代，问这潦草的世道罢了，一个小吏能有什么权力来左右这一切呢？这些还没有成丁的孩子们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守卫王城的重任呢，他们只不过是围绕在娘膝前的一群未晓人事的毛头小子。然而这一切，却只是"局外人"杜甫徒然地感喟。
热战之中，杜甫不过一粒尘埃，既无法左右历史的进程，甚至自己的性命都无法存全。可杜甫的伟大就在于，即使如此，他依旧保持儒者的心胸与风骨，眼中笔下是有血肉有情意的具体的"人"，才得以让我们看见在历史转折关头，一部兴亡治乱的"国史"内人的悲欢挣扎、人的苦痛矛盾。爱具体的人，是爱总体的人的先决，关心个体的情感意志是关心整体的民族的情感意志的首要，这是杜甫心生而然的信条。
当娘亲送小儿上战场，这里哪有什么为国捐躯、精忠报国之类的口号，全是肝肠寸断的血泪、惶恐不安的惊惧。天，渐黑了，泛着苍白色的江水依旧往日般向东逝去，是这山自身也为这疾苦的百姓而哭泣，这哭喊声绕山不绝，向上苍诉说着自己沉重的灾难。无情之景映衬的正是这无奈之人，"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且忍住内心的伤悲，收回生命的哀恸吧，即使你流尽了血泪，这天，这地也不会因为你的不幸而动容分毫的啊！正如你头顶的天子，竟然会因为你的挣扎而就此放弃争权夺利的战斗吗？
这不是正义之战。"安史之乱"根本在于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矛盾，是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然而充当牺牲品的却是无辜的百姓，杜甫被贬华州，也是受肃宗大规模罢免玄宗旧臣的政治事件的牵连，而两次成为最高统治者之间勾心斗角的牺牲品，一直"奉儒守官，未置素业"的杜甫难道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斗争的实质吗？事实上，这一次玄宗旧党被大规模排斥，消灭了玄宗时代最后的一点政治影响。从此以后，以杜甫的政治倾向和人事关系，很难再找到重回朝廷的归路。最后他在华州弃官，显然是因为对自己从政的遭遇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和思考，破除了对朝廷的幻想。也因此，这场战争没有别的出路，没有任何的退让，只有，成王败寇，只有，你死我活，伤的是百姓，亡的是百姓。此时的杜甫面临的是一个实存的客观矛盾，即站队问题——为非正义的王事摇旗，还是为苦痛的普通人呐喊？
从前文中杜甫"何以守王城"的诘问和"莫自使眼枯"的安慰来看，杜甫好似站在百姓这边，而下文杜甫又松动了立场。"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从"军""贼"的用字来看，杜甫显然是支持平叛乱贼，而对王师的期待和溃败的谅解也证明了杜甫倾向君王一边。接下来又鼓吹阵地不远，旧京可依，牧马掘壕的劳役不重，王师主帅爱护士兵，这分明是"主战"的思想，这分明是在国与民之间选择了牺牲人民而成全野心勃发的君主啊，杜甫好似在欺骗无助的百姓，把打仗说得像出操练兵一样轻松，这些鼓励征招"绝短小"的中男去"守王城"的语辞好像忘记了战争带给真实的人的痛苦，杜甫此刻已经换上另一幅面孔了。
这是一场无可避免的战斗。自己一个小小的华州司功参军又如之奈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又能避免得过吗？杜甫是复杂的、矛盾的，他一方面告诉给百姓这样一个光明的战事，激励他们走向战场，为国出力。另一方面，对战争对人的戕害他也没有回避——男孩子们还没有成丁就要面对残酷的战争，无论有母亲相送还是孤苦伶仃，都让人于心不忍。这种两边站队、两面态度却都是自然的、真实的，是人性复杂的必然反映。
杜甫并不是俯视人间的"诗圣"。他没有高高在上凌视人间事，没有把自己只当做笔工，局外人一样记录时政。他不是空喊口号的政治家，也不是戾气逼人的愤青。他也并不知道自己可以活成"诗圣"，他不过唐朝茫茫璀璨诗星中的一颗，可他的光却能够如此持久，穿越时空的限制，照射到今天、并将遥远的将来，竞在于，一方面，杜甫对普通的、具体的人的关怀。他首先看到的是真实的人的悲欢，是鲜活的生命，因而才有真实的痛苦，诗人的心首先是一颗爱个体的人的心。正是出于对个体的人的体谅，才有对无数真实的人组成的全体的人的仁爱。另一方面，正由于坚持对真实的关注，杜甫才能说出"真话"。说出他的真实的见闻，说出他的见闻后的矛盾和挣扎。"真话"必定不只有一种声音，真相必定不是单一的湖面。只有真实的东西才具有生命力，才能动人，才能引起共鸣、启发思考。面对鲜血淋漓的真相，依然不改仁爱之热忱，这是杜甫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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