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類在地球上形成的時間眾說紛紜，最新的研究證明，人類形成的歷史可以追溯到600萬年前。根據是否有文字記載，歷史學家們將人類歷史分為史前史和文明史兩部分。人類作為一種群居動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社會文明演進的重要體現，而生產力是推動人類發展的原動力。
所以人類每一次的社會進步，便是人與人之間的勞動關係和生產力的相互作用。從史前文明到奴隸制社會，再到封建社會，直到最終形成現代文明社會，人類經歷了千百萬年前的進化，在這個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做出不斷的相應調整，以適應人類文明的演進。在每個社會階段，因為社會個體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不同，會造成每個個體之間權、責、利的差別，從而形成了社會群體之間，物質上貧富不均，地位上高低不同的差距。而最終導致了每個社會階段，不同的社會矛盾。為了調劑每個社會類型個體之間的矛盾，各個歷史階段的領導者，都會採取不同的分配措施，以儘可能地減少人類個體之間的內在矛盾，最終達到促進當前社會生產力最大化的目的。然而在物質的貧富，社會地位的高低之間，是人性無法被確切衡量的尺度。無論是近年來發生在杭州的保姆縱火案，還是泰國士兵的無差別槍擊案，都是在社會普遍的價值體系之下，無法被調和的個案傷疤。
近日在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的頒獎典禮上，韓國影片《寄生蟲》創造了歷史，這部亞洲電影獲得了包括最佳影片獎在內的6項提名，並最終破紀錄地獲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在內的四項大獎。這部影片不僅創造了奧斯卡金像獎典禮上第一部非英語片獲得最佳影片獎的歷史，同時也創造了韓國電影，甚至是亞洲電影的歷史。這部影片的導演奉俊昊，在精簡之後的韓國小市民心態裡，用一個個突發事件的衝擊，在銀幕上看似為觀眾按出了韓國現代社會的“密碼”，實則是勾勒出了一座屬於人性的“迷宮”。
影片的中文譯名“寄生蟲”讓欣賞影片之前的觀眾對影片的故事充滿了好奇，何謂“寄生”。在生物體相互作用的關係中，分為共棲、互利共生、寄生等三種關係。所謂的共棲指的是兩個生物共存在一起，對其中的一方有利，但是對另一方既沒有好處，也沒有害處。而互利共生關係，顧名思義指的是兩個生物生活在一起，對雙方都有利。而寄生關係指的是其中一方受益，另一方的利益則要受到損害，受到利益損害的通常被稱為宿主，而單純受益的一方則被稱為寄生蟲。在兩個類型的生物共存的過程中，宿主為寄生蟲提供食物和生存場所，寄生蟲往往在寄生的初期並不會對宿主造成明顯的傷害，但是隨著寄生蟲規模的膨脹，宿主和寄生蟲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之後，寄生蟲會對宿主造成一定的，甚至是致命的傷害。
影片中，由奉俊昊的御用男主角宋康昊飾演的基澤等一家四口，是生活在半地下室的無業遊民，他們平日裡靠著打零工為生。奉俊昊導演，用一個對準基澤家半地下室窗口的長鏡頭拉開了銀幕上的故事，跟隨著這個獨特的視角，觀眾們從地平線被拉回的注意力，迅速轉移到這個半地下的別有洞天。在嘈雜混亂的房間雜物中，棲身著生活在韓國底層社會的一家四口。從家裡兩個孩子基宇、基婷蹭wifi的場景，觀眾們開始以這個窮苦家庭的視角走入奉俊昊在大銀幕上營造的光影世界。
有不少影迷在看過這部影片之後，試圖用銀幕上的故事，去解讀韓國社會貧富差距的不公，以及民眾的兩極分化。這主要源於奉俊昊的電影語言太過於追求銀幕上的真實，讓很過觀眾在特殊的故事視角中，對基澤一家掙扎在社會上的那份切膚的人間疾苦身臨其境。然而反映一個社會問題向來不是電影的本職任務，電影人之所以將銀幕上的故事刻畫的如此真實，以至於讓觀眾在感同身受後久久回味在銀幕上的氛圍中，是為了吸引住觀眾的注意力，以便於通過銀幕上營造出特殊的故事視角，為觀眾找尋到平日生活裡無法審視到的人性內涵。
《寄生蟲》這部影片能夠獲得戛納電影節上的金棕櫚，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的四座小金人，所依靠的便是導演奉俊昊等人，在銀幕上找尋到的那條獨特的，遊走在社會兩個極端階層之間的故事視角。在這個視角的窺探下，觀眾們感受到了兩個階層之間，合理、合情卻又無法規避的矛盾衝突。導演將這種關係形象的比擬為，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基澤等一眾人對上流社會樸社長一家的寄生。
通過一次機緣巧合的機會，基澤一家人開始了對樸社長一家短暫而充滿戲劇化的寄生生活。導演奉俊昊始終把講故事的視角由基澤家出發，而樸社長一家則始終處在故事的遠端。這便使得整個故事的視角，始終如同影片開頭時那個長鏡頭的延伸，觀眾們在這樣的一個特殊視角里，對銀幕上故事始終保持著一種小心翼翼窺探的姿態。就如同樸社長向樸太太形容基澤的那樣，“他雖然有幾次處在越線的邊緣，但是他始終沒有越線”。在這樣的視角中，觀眾們感同身受的能夠體會到樸社長一家那份帶著善良、精緻的壓迫。這種壓迫來自於基澤內心深處的羨慕、嫉妒、渴望，以及對自己一家人當下處境的無法釋懷。
在這種特殊的視角里，觀眾們除了感受到基澤一家人生活的悲苦，也從更細微處體會到了那份小市民心態。雖然樸社長一家看似被玩弄在基澤一家人的謊言裡，然而觀眾感受到的，卻是基澤一家人遊走在社會法則邊緣的小心翼翼，以及他們在樸社長豪華的別墅裡，見不得光的親情關係，他們看似接近了上流生活，實則上又將自己下墜一步。 這一切都呼應著影片關於“寄生”的主題，“寄生蟲”基澤一家看似無害的謀生方式，卻潛藏著對宿主樸社長一家人，以及自己的致命一擊。
奉俊昊很好的掌握住了影片的節奏，開頭時富有寓意舒緩的長鏡頭，以及矛盾衝突時幾個相關場景的快速剪切，讓觀眾的視線始終緊貼在那種半地下的窺探狀態中，而同時又掙扎在上流的“寄生”和基層的苟活之間。觀眾的內心被兩種卑微的生活狀態輪番打擊，在半地下室的家裡是倒灌的激流，在樸社長的豪宅裡是缺乏歸宿的惶恐。而最終導演用一個終極派對，對整部影片的矛盾完成了一次徹底的對撞，並以此對現代文明社會里的人性完成一次殘忍的撕裂，讓觀眾在那個無法遊離的人性迷宮中，充滿不能擺脫的無力感。
奉俊昊通過樸社長一家居住的獨棟高檔別墅，基澤一家棲身的半地下室民宿，以及樸社長別墅原主人建築師南宮賢子留下的密室，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副韓國社會的分層畫卷。又通過基宇蹭WiFi的場景對“寄生”的寓意層層升級之後，在一盞別墅中發出摩斯電碼的走廊燈和民宿裡因為洪水倒灌無序閃爍的燈管之間的呼應中，影片的矛盾，因為有計劃的寄生，和突發事件的衝突被推向了無可迴避的境地。
而在影片快要結束時，奉俊昊導演通過基澤刺死樸社長的橋段，打開了人性潘多拉的盒子。一時間銀幕上的故事，將一個個人性中的醜陋刻印在了觀眾的靈魂深處。而這部影片的偉大之處，在於它用一種近乎冷靜、理智到極端的態度，在一個卑微的視角里，帶領著觀眾，通過“老實人”基澤的內心異化，讓觀眾領略到了人性中的醜陋和邏輯的無序。
影片中所展現在銀幕上的社會關係並不複雜，樸社長一家，基澤一家，原幫傭夫妻。各自清晰的生活在自己的定位中，就猶如他們所生活的地理環境一般。然而當人與人的關係開始對接時，特別是在失去計劃和固有的社會法則的引導之後，人性中不可控的情緒逐漸佔據了上風。而原別墅主人建築師南宮賢子留在現代文明象徵，充滿藝術氣息的別墅中的暗室，猶如人類靈魂深處封印醜陋人性的盒子。就如南宮賢子對暗室的隱晦態度一般，人們也極不情願向世人展示自己人性中的慵懶、貪婪、嫉妒、暴虐等組成部分。
而導演奉俊昊，正是在潛移默化的電影語言中，在突入起來的故事變奏中，將觀眾引入了人類共同的人性深淵。在《寄生蟲》這部影片中，我們看到的社會沒有密碼，而在清晰的社會結構之下，所掩藏的卻是人人無法逃離的人性迷宮。影片的結尾處，觀眾們在基宇的美夢裡，看到社會的奮鬥通道如此清晰自然，而基澤在那個暗室中，卻如此的無力深陷。在兩者的呼應之間，觀眾們恍然感受到社會並沒有對基澤一家設定密碼，而人性的深處卻是一座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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