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战争”的发现最难在哪里?《信息战》作者谈“信息战的崛起”

紧接昨文《“野战排”里做着“星球大战”梦:战争能不能在电脑里打响?》

部队换防下来搞总结,我参与编辑了《丛林奇略》。这部近50万字的书稿,收录了筛选出来的157篇文章。

在前线那些日子,我对战争有了很深切的认识,有了一些来自于战场的感悟与启示,还发表了47篇文章。1995年5月29日,《解放军报》发表我的《战友,请审视一下自己的本领----寄自前线某团的调查报告》,就是对以往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进行了深刻反思,如体能训练、土工作业、排雷技术、自救互救等平时不起眼的课目,在战时却用途很大,报社还因此配发了《照照镜子》的编后语。

但是,当我读着战友们这一篇篇战场“纪实”时,心灵被震撼了。这些战争亲历者一得一念中形成的文字,还留着战场的余温,是将士们“以小的代价取得了大的胜利”换来的经验乃至教训。

那时间,自己的军事学术思维被拎到了“控制战争、减小战争破坏性”的崭新阵地,信息战梦想植根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肥沃土壤,3万多字的《信息战的崛起》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成稿。

这期间,最难逾越的是“创新”这道鸿沟。古今中外军事理论至深至要,孙子兵法等兵家著述浩如烟海,大道至简、悟在天成,躬下身子、专心体会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就需要训练记忆力、观察力、思考力,找准方向、吃苦耐劳、登高望远,能够以古说古论今看未来。

为了敲定“信息战”这三个字,我曾备选了一大堆名词:信息战斗、信息作战、信息战争、信息角逐,情报战、通信战、电脑战……

后来知道,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没有闲着:1983 年科恩第一次提出“计算机病毒概念”;1984年空军开始使用“信息战斗”术语;1985年小阿尔贝·加洛塔少将发表《电子战与信息战》论文……

部队班师回营,我奉调原成都军区。那时,能写会画的官兵会被高看一眼,我因有七八十篇“橡皮块”“豆腐干”大的文章,在部队颇被看重,9年换了9个岗位。

调到大军区机关工作,使我如鱼得水,比如处理“三大件”,就能受益匪浅。“文件”有着严格的分级制度,机关大看的文件等级高,拥有的信息量就大,只要有心,脑洞大开。“批件”有各级直至“顶级”领导的,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若能思量,眼力更尖。“稿件”的处理,需要换位思考,能养成同步思维甚至超越思维。

那一年的“百万大裁军”,无疑是对我军实行脱胎换骨的“大手术”,是我军建设史上一个伟大转折,引领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启航,新组建了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部队,加强了特种兵建设……但也有人,尤其是我们仍在战场的一些军人感到不解:前方在打仗,后方为啥要裁军?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役。”因为在大机关工作的缘故,我能够领会到高层对裁军“消肿”的考量。“百万大裁军”基于“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判断,是帮助我军摆脱长期“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走上和平时期的建军轨道,在“忍耐”中迎来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腾飞。

站在这样的战略高度,我的学术视野终被引向了“军事战略研究”的全新高地。培养战略意识,开展战略研究,决不仅仅是决策者的事,我坚定了研究“信息战”的信念。

战略魔力撑起想象翅膀,一个一个新奇的想法,不断在自己的脑海里闪现。信息时代,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是否也将改变人类使用暴力的观念和方式?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了,新的战争会不会出现?能不能设计一种“文明”的理想战争,释放那些随时可能迸发的战争破坏力。

那期间,我在北较场军区大院完成了22万字《信息战》和27万字《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初稿。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