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金陵女子大學，人們會自然而然地會想起曾擔任校長的吳貽芳女士，而實際上還有一位校友對該校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巨大，她就是金陵女子大學董事會主席徐亦蓁女士，她與吳貽芳同為該校1919年第一屆畢業生，而吳貽芳之所以能夠出任金陵女大校長，也完全是徐亦蓁力薦的結果，而吳貽芳能夠皈依基督教併成為虔誠的教徒，也正是受到了徐亦蓁的影響。
徐亦蓁
徐亦蓁（1894—1981）江蘇崑山人，1894年1月5日出生於上海，徐氏家族是江蘇崑山的名門望族，從明末清初就曾出過三個狀元和十個進士，故有“一門三鼎甲”和“五子登科”之譽，曾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明末大儒顧炎武就與徐氏家族沾親帶故，徐亦蓁曾祖父徐退三於同治十年（1871年）創辦了崑山浸禮會分會，主持募捐建造了當地第一座教堂並擔任牧師，是崑山基督教會的領袖，1887年宋嘉樹作為上海美國南方衛理工會佈道團的傳教士，曾在新婚妻子倪桂珍陪同下前往崑山傳教。
徐亦蓁的父親徐崇敬曾是上海聖約翰大學歷史系和文學系教授，同時還是一位詩人和作家，其叔叔徐崇欽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而母親徐程蓁不僅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還是一個慈善家和教育家，曾擔任崑山浸禮會女子學校校長，徐亦蓁還有三個弟弟，大弟徐士浩是上海灘的名律師，二弟徐振東與嚴蓮韻結為夫妻，三弟徐旭莊則英年早逝。
徐亦蓁母親與晚輩合影
徐亦蓁出生於基督教家庭，從小就生活在英語環境中，8歲起就在教會學校接受西式教育，當位於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於1915年正式招生時，徐亦蓁成為該校第一批學生，在校期間主修歷史，副修心理學，1919年該校第一屆畢業生只有5人，而徐亦蓁就是其中之一。
金陵女大第一屆學生合影
金陵女大學從1919年至1951年，共有畢業生999人，平均每年的畢業生只有30多人，這樣的辦學規模，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這絲毫不影響這所女子學校的聲譽，金陵女子大學可謂是蜚聲海內外，由此可見一所大學的知名度，不在於規模的大小，而是由它的辦學質量和特色所決定的。
1919年春夏之間，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到南京參觀訪問時，即將畢業的徐亦蓁為杜威擔任英文翻譯，當年夏天徐亦蓁從金陵女子大學文科畢業後，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任教，1922年前往美國留學深造，慕名考入位於紐約曼哈頓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主修教育行政、副修心理學。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曾有許多中國留學生在此求學，男留學生不計其數，而女留學生卻是鳳毛麟角，曾擔任江蘇省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長的張默君和曾擔任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的楊蔭榆，都曾於1918年入讀哥大師範學院，成為美國教育家杜威的女弟子，而徐亦蓁則於1923年6月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
徐亦蓁從紐約回到上海後，從事母親徐程蓁曾從事的工作，先後主管盲童學校、教會免費學院及孤兒院等工作，1924年2月徐亦蓁遵照母命與哈佛大學醫學博士牛慧生結婚，牛慧生的母親倪桂清與宋子文等人的母親倪桂珍是同胞姐妹，因此牛慧生與宋靄齡、宋慶齡、宋子文、宋美齡、宋子良、宋子安都是表兄弟和表姐妹的關係。
徐亦蓁與牛慧生結婚照
徐亦蓁婚後放棄了自己的事業追求，協助丈夫牛慧生和大伯哥牛惠霖經營“霖生醫院”，“霖生醫院”主樓是一棟呈淡黃色三層英式老洋房，整個外觀呈刀把型，西部建築立面最為漂亮，一排尖尖的紅屋頂右下側，綴著一個半圓形的門廊，東部有池水和噴泉，周圍都是香樟樹和玉蘭樹，這座建於1920年的英式別墅，至今已經整整是100年的歷史了。
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攻佔南京時，有許多西方傳教士被槍殺，這其中就包括金陵大學的副校長，在這種恐怖形勢之下，金陵女子大學的外籍教職員工也紛紛提出辭職回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要求所有教會學校要向中國政府註冊，建立以中國人為多數的學校董事會，並由中國人擔任校長。
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德本康夫人審時度勢，決定將金陵女大的主持權移交給中國人，並對董事會進行了改組，具有深厚背景和廣泛人脈的校友徐亦蓁，被推舉為金陵女子大學執行委員會和董事會主席，此時學校還急需一位華人女性校長，徐亦蓁極力遊說各方舉薦自己的老同學吳貽芳出任校長，儘管此時吳貽芳還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但還是願意等待她的歸來。
金陵女大校長德本康夫人
1928年11月3日，徐亦蓁作為董事會主席主持了新校長吳貽芳的就職典禮，她用流利的英語向老校長德本康夫人告別，並用國語發表了精彩的演說，出席典禮的嘉賓除了南京、上海一些大學的校長外，時任教育部長蔣夢麟也派代表出席，而最為引人矚目的是，宋美齡女士也親自蒞臨南京出席就職典禮儀式，而徐亦蓁與宋美齡也是親戚關係，依據其夫家與宋家的關係，她也是宋美齡的二表嫂，從這一天開始，金陵女子大學開啟了徐亦蓁和吳貽芳時代。
就職典禮後的合影
徐亦蓁的丈夫牛慧生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醫監委會委員也參加了這次就職典禮，徐亦蓁出色的表現，刷新了他對夫人的認識，使他認識到夫人在金陵女大的地位和聲望，於是開始轉變態度支持徐亦蓁的工作，甚至還專門購買了一輛別克牌轎車並配備司機供徐亦蓁從事公共事務時使用。
徐亦蓁也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協助丈夫牛慧生募捐善款，在徐家彙路852號開辦了私立上海骨科醫院（又稱牛慧生骨科醫院），這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一所骨科醫院，也曾被譽為遠東唯一骨科專科醫院，擁有醫師21人，病床75張，每年收住病人近1000餘人，由於其在醫學界卓越的聲望和地位，還曾於1932年9月當選為中華醫學會會長。
徐亦蓁與丈夫牛慧生和兒子合影
1930年12月，金陵女子大學在國民政府教育部重新註冊之後，依據當時頒佈的《大學組織法》，將學校更名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但無論是學校學生還是社會上，依然習慣於稱“金陵女大”，可見一個學校的校名就是學校的品牌，其價值無可估量，而徐亦蓁也擔任了十年董事會主席，直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遷址成都華西壩。
金陵女大課間
牛慧生接受過非常完整的西醫教育，具有精湛的醫術和高尚的醫德，在中國醫界享有崇高的聲望，在病患者中具有良好的口碑，自從在上海行醫以來，既沒有星期天，也沒有節假日，長期超負荷的工作，嚴重透支和損耗了他的健康，最終於1937年初春英年早逝，其獨子尚不滿10歲。
“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後，徐亦蓁先後擔任了國際紅十字會上海分會執行委員、難民營衣服工作組負責人、志願護理大隊長、搶救負傷市民醫院院長及全國學生和孤兒救濟會主席，積極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動中。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租界孤島也徹底淪陷，徐亦蓁選擇離開上海赴美，曾在36所大學作巡迴演講，為戰時中國教育事業募集資金，她還於1943年再赴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攻讀人事管理及學生輔導博士學位，並於第二年即獲得女生訓導長專業執照，1945年成為美國女生訓導長協會會員，她也是唯一中國女性會員。
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制憲大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來自51個國家的代表共同簽署了《聯合國憲章》，中國代表團團長兼首席代表是宋子文，他也是徐亦蓁的表弟，而老同學吳貽芳是中國代表團成員中唯一的女性，身穿黑絲絨旗袍並戴著一副金絲眼鏡的吳貽芳也在《聯合國憲章》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
吳貽芳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徐亦蓁與吳貽芳這對好姐妹在美國再次重逢，並被吳貽芳聘請為私人顧問，聯合國制憲大會之後，吳貽芳因過度疲勞而病倒，徐亦蓁日夜陪伴在其身旁，精心照顧她的飲食起居，使吳貽芳感受到了溫暖並很快就恢復了健康。
1946年6月，徐亦蓁出任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中國代表，每當她在會議期間以優雅的舉止和流利的英語發言時都特別引人注目，其它國家的代表也都對這位東方女性的風采和魅力刮目相看。
1946年10月，徐亦蓁去國多年之後再次回到中國，組織創立了全國大學婦女協會並擔任副會長，金陵女大校董會成立諮詢委員會時，徐亦蓁被推舉為主席，不久之後又再次回到美國。
徐亦蓁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金陵女大旅美校友會”在紐約發起成立時，德高望重的徐亦蓁出任第一任會長，並在已過花甲之年被俄亥俄州西方女子大學歷史系聘為講師，還曾擔任新生輔導和訓導主任等職，直到1959年滿65歲時退休，並被學校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徐亦蓁的晚年生活在佛羅里達州聖彼得堡市療養院，並於1981年去世，享年87歲，其骨灰被撒入大海，這也是她生前的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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