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武侠小说中的“打狗棒”源自乞丐生存需要，也是乞丐群体的权力象征，是丐帮社会正统化的艺术表现。通过“打狗棒”与生存策略结合的分析，可以探究丐帮“权杖”打狗棒的文学表现、权力转移的社会意义与民俗渊源。
而还珠楼主将丐帮帮主置换为女性，偏重展示女性在江湖世界中的调和平衡作用，有如女仙神话给女性生态主义提供精神支柱。女剑仙神话的深层暗示，提醒不能因女性体能相对低弱，就忽略女性生存智慧及内在能量。现世丐帮的社会构成与结构性质决定了其成员之间，需要通过“打狗棒”的身份标识来增强凝聚力和自信心，以对抗凡间的生存压力与强势打压。“打狗棒”及其丐帮叙事的多样性存在，是世俗社会秩序缺失的文人关怀、重视女性性别价值的体现，也是还珠小说社会意义和现代意识的审美表达。
一、“打狗棒”:民国小说中丐帮的特殊标识
游离于世俗社会的特殊群体———丐帮，以及被正统社会边缘化的乞丐，在武侠小说中有特殊重要地位。还珠楼主的同事朱贞木说:
“摇天动……明知今江湖上最不好斗的，是僧、道、文士、女子、乞丐，五种人。这五种人，能在江湖上管闲是非，打抱不平，定有特殊的本领……”
其中“不好斗”(不好惹)角色之一便是“乞丐”，他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有生存本领。《独手丐》第三十五回王鹿子称:“照我门中规矩，也要拿上一百天的打狗棒，而我门中弟子明为叫花，并非真个伸手向人，专以乞讨为生，最主要是运用本身智能，以力自给，进而隐迹风尘之中，济困扶危，帮助一班穷苦的人脱离苦境……我门中弟子虽非全数出身叫花，至少也非富贵中人，无什多余钱财，全凭心力救济穷苦。”
一般而言，乞丐必备的随身配备是“讨米棍”、布袋之类。棍子的材质与形制往往与持有者在帮中的身份地位、武功高低有关。有意思的是，世俗社会里乞丐的重要身份标识———“讨米棍”，在文学中演化为意味深长的“打狗棒”，成为正统力量辐射下的江湖游民社会权力标识。本文就以还珠楼主的作品为例，探究民国丐帮“权杖”打狗棒的文学表现、权力转移的社会意义与女性意识的转变。
1．“打狗棒”：丐帮中力量的象征与权力的化身
世俗“讨米棍”转变成文学化的“打狗棒”，也是生存意识的根本性变异。“乞丐之有丐头，尽人知之，而不知丐头必有杆子以为证，如官吏之印信然。”而类似“印信”的杆子文学化为“打狗棒”，几乎与现代武侠小说兴起相伴生。
平江不肖生对此有开启之功，说柳迟、陆小青途遇跛脚、背负七袋的叫化，手撑拐杖甚是粗壮，弯弯曲曲，左一个节右一个包，分量不轻:“只怕是一个有些儿来历的人，不是寻常的叫化。”而《江湖奇侠传》又写柳迟猜想这老太婆(朱师伯母)必八十开外，手中是水磨纯钢杖，杖头金色凤的凤尾聚起恰可手握，重量至少五六十斤，老太婆提在手中像拿一条轻巧竹杖。
“打狗棒”的沉重及形状怪异的造型，形象地显示出拥有者的力量与威势，也暗示了行走江湖的基本功底与传统规则。
2．“方竹杖”：人格象征与神话色彩。
惯性思维下的“器物”，其材质与形制往往会与深层的民族精神相契合，而生成超越物质本体的文化魅力。如“方竹杖”就不再是防御和攻击的武器，而侧重于身份、资历、为人及其气节象征。
《兵书峡》写那花子瘦小，翻着怪眼，“右手一根方竹杖，色已发红，打磨得又光又亮，腰间凸出一块，像似一个葫芦。”
依照武侠小说惯常套路，武器表明其身怀绝技。“又光又亮”，暗示这棒伴随着主人岁月持久，经历许多艰难险阻，派上不少披荆斩棘的用场。《云海争奇记》也说无赖马琨与邱义兄弟路遇一花子持方节竹杖:“打磨得又光又亮，竹色已然发红……跟着又发现花子走路脚尖对直，起落甚轻，连那满口白牙都是异处。”不知此人正是江湖人称“神丐”的前辈车卫，他与丐仙吕瑄、女铁丐花四姑并称“江湖三叫花”。小说将“打狗棒”行头进行身份暗示，与故事悬念、情节演进融为一体。台湾学者叶洪生认为:还珠对江湖丐侠形象营构非常有开创性，
“在近世武侠小说里，所谓‘风尘异人’、‘江湖怪杰’皆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分子。他们即或不是书中主角，至少也是唱做俱佳的‘硬里子’;往往左右开弓，神出鬼没，能充分发挥烘云托月及穿针引线的奇妙作用。其中又以‘丐帮活宝’居多，而诨名‘怪叫化’的穷神凌浑，正是《蜀山》一奇;且成为50年代以降港台武侠小说的‘丐侠样板’，颇值得一述。”
二、“打狗棒”的文本书写及民俗渊源
一般认为，丐帮约宋元时在江湖上形成。南宋后汉族文化中心南移至临安，围绕着西湖周边地域、济颠(周颠、僧丐)等类型人物多有故事流传，影响到武侠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确立。而打狗棒，不仅促进了《西游记》中金箍棒的出现，也扩散了棍棒兵器的民间影响。《弦杖图》中叙述:“风流乞丐走江湖……道路崎岖一杖扶”。竹制打狗棒的威力也说明乞丐世界的独特性，而民国小说“打狗棒”书写又显然与民俗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早期及同时代文本书写惯性与互文借鉴。
“打狗棒”作为江湖奇人防身之物，常随身具有特异功能。乞丐至少要具备两个必需品随身携带，饭碗(或瓢等器皿)与打狗棒。乐钧写通州街市之丐:“一瓢一杖，衣不襟，鞋不底，腹患疮臭恶，一市皆掩鼻。逢人则呼曰:‘肚里饥，肚里饥!’”吃饭家伙与护身之棒，构成乞丐“食物(生存)———出行(发展)”基本存在方式。
仙凡共具的特征见于八仙小说写铁拐李的拐杖:蟠桃大会上采桃女子把树枝弄断一截，王母将断枝赠给祖师，其能识晴雨寒暑，能御妖魔，但颜色嫩黄，宛如新杖，因笑道:“身子这么黑漆漆的，光这根拐杖要它美观则甚?”
清代小说写张员外把云游仙长报恩所留神煞棍棒转赠赵匡胤，称此宝仙家制炼，“必须非常之人，方可得此非常之物”。平时束腰上为带，阵上可迎风一纵变成棍棒，还可辟邪。
2．是“特殊群体”的存在必要
与打狗棒本身的实用功能相比，还珠楼主更加关注其精神掌控力与象征性。《大侠狄龙子》第五回中，北天山剑侠是白眉禅师的同胞弟兄:“所持桫锣杖乃星宿海西昆仑绝顶所产，看似一根木杖，实则比钢铁还坚，原是千年神木所制。”神龙露首不露尾，特殊兵器已超越了其工具性的形而下层面，成为江湖上令不逞之徒丧胆的剑侠威严象征。
白化文先生曾寻究如意的瘙痒功能何以成为“副业”，注意到其成为高级人物(政治军事领导、清谈家、高僧、隐士)手中常持和耍弄的东西，带点显示身份作用的世界文化史价值，比如《傲慢与偏见》《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男主人公手中常拿一个手杖，
“那时的洋‘绅士’手杖是不离手的;鲁迅的《阿Q正传》里中，那位著名的‘假洋鬼子’，其外在标志性特征之一，就是有一根‘打狗棍’。至于十八九世纪的洋‘淑女’，外出时一把小洋伞是不离手的。二三十岁的健康男子汉是不需要拐棍的，主要为显示身份之用。当然啦，用来指点什么，那是顺手得用的。”
打狗棒对于丐帮首领的显示身份功能，也应该是这样一种道理。
3．民俗传统的潜移默化
对于有悠久历史的江湖游民组织，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也已成富有生命内蕴的社会结构形态，而构成复杂的社会组织核心魅力，就是成员的群体认同感、共同体壮大的使命感与自我实现的自豪感。
孟德斯鸠认为，有时“贫穷”亦可成就个人，“‘我满足，因为我贫穷。当过去我富裕的时候，我不能不阿谀那些告密者，因为我知道他们陷害的机会多，而陷害他们的机会少……我现在已经贫穷，我倒获得了威权;没有人恐吓我，我倒可以恐吓别人。……我再不用怕丢失什么，但希望获得什么。”
在那些适应并满足自己乞丐生活的群体中，手持打狗棒且随着个人资历、才能与功劳提升，身上“布袋”数量益增，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个人愿望的“奋斗历程”。此为丐帮特殊制度下初级平等社会生活的内驱力，打狗棒亦顺理成章成为游民乞丐们的文本符号。
民国武侠小说中那些走乡串镇的乞丐携带、运用打狗棒，印证并强化了自己乞丐身份和群体向心力，借此温习、催动江湖自由气质和习气。可以说，竹杖，保护了丐帮个体口腹满足，也在精神上提供组织成员以意志支撑，而竹杖在被认同的过程中浸润着的民俗观念信仰，最终成为武侠小说表现丐帮社会的一个精神化存在。
三、女帮主的“打狗棒”:性别置换的现代意趣
民国武侠小说最具有现代意识的，是女丐成为帮主的文学描写。权力掌控者的性别置换，更是丐帮生存模式的现代化变革，由以力相搏、适者生存转而重视生存智慧的现代气象。在寻求与世俗社会的部分妥协与接洽中，更好地融入洪流激荡的现代社会。如还珠“女铁丐”故事令母题别有一番意味，自此女性手持着带有身份标记的打狗棒，才使文本存在意义进入最为丰富活跃的现代阶段。
还珠“打狗棒”母题叙事特别关注女性乞丐的生存状况与存在价值。其中，微妙的“性别意蕴”，展示出民国女性社会化的时代趋势。也就是说，江湖女性由被动、呼应角色，转而为执掌权柄主动遵行江湖规则。但作为处于文化变迁时代的民国小说家，还珠小说对江湖女性社会功能尚难确定，女性传统特质正除旧布新，尚游移不定，显示出女性观念的复杂与矛盾性。
1．“女铁丐”：丐帮帮规的解读者
打狗棒在丐帮组织中至高无上地位，却由一个女乞丐道出，绝非偶然。还珠描述丐帮广、浙两帮派系争斗时，女铁丐花四姑身受重伤仍当众宣示，早期创帮者所持竹棒制作的“刑杖”，就是伴随着丐帮成长的“家法”象征，丐帮神堂所供“竹竿老祖”即有此由来。
《云海争奇记》追忆明朝天启年间化子群中出了高人，即神堂所供“竹竿老祖”，重订行规，永不许徒子徒孙再与官家联合。
“为免互相争夺，便将平日处罚徒子徒孙的大小五根朱漆刑杖，分断成大小二十七节，传授二十七位门人，分任十八行省、二十七团的团头，各管各地，一直相沿至今……不明事体的徒子徒孙，一时冒失犯了过错。向来多是主人让客，看在对方师长情面暂时容让，再去告他师长，事后处罚。即便双方起了争执不肯甘休，也只请出本行有名的老前辈，按着行规评理，结局总是各把徒弟当众略微处罚，使大家都过得去。”
软中带硬的家法执行，借助“朱漆刑杖”，实际上对当下寻衅闹事的邢飞鼠敲山震虎。花四姑辈分较高，凭真本事在丐帮中搏得“话语权”。她对丐帮“规矩”来龙去脉如数家珍，借助“竹竿老祖”名号与家法竹杖强化威慑力，成了竹竿老祖的现世代言人，对众多派系男性头领的“男性中心”构成挑战。
因此，不能否认其含蕴的现代平等意识、“反男性中心”的进步意义。
2．女帮主的成长史显示了独立的现代意识
还珠楼主虽将丐帮统领置换为女性，但整个群体包括帮主本人，仍以专制暴横来管理。花四姑与其他江湖帮派女首领类似，是由温顺柔弱一步步成长为强悍残暴、贤妇与悍妇的结合体。此类崇尚权力忽略性别的特殊人物，在清代的小说中也经常出现。
如朱克敬《瞑庵杂识》称嘉庆时，齐二寡妇以白莲教起事，剽悍无敌，她曾随夫卖艺各地，夫死，老尼被诬，她才率众劫狱。能臣张船山曾题壁感慨她的才能错位:“……请缨便是秦良玉，可惜征苗失此材。”
打狗棒崇拜也是世俗社会权力崇拜折射，打狗棒执掌者的性别置换并没有实质上的社会结构调节意义，但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体系性权力崇拜的惯性。丐帮群体中，如果一个成功的权威女性担当首领，召唤力会更大，也带有反“压迫系统”的说服力。
值得关注的是，还珠楼主的叙事中对女性的江湖化蜕变，似还有某些游移不定，女帮主成长过程中，不言而喻地显示出独立的现代意识，而传统社会赋予女性道德价值观念也随之蜕变。
3．“绿玉杖”：仙界的信物与通行证
还珠楼主写宝物“绿玉杖”结合女剑仙及其女性师门身份，有力地强化了打狗棒的女性性别色彩，扩展了其特殊功能特别是作为“信物”、权威的象征性。
《柳湖侠隐》第四回写赵霖、王谨路遇女剑仙萧十九妹，后者骨秀神清，穿着雪白道装，“非丝非帛，宛如雾縠冰纨，纤尘不染，看去仿佛神仙中人”。念在大师姊情分，她借给二人绿玉杖一支。竹杖遇险时竖起有宝光护身，便携式，三寸长形似玉钗，迎风一晃，“化成一根通体一色碧绿的鸠顶玉杖递过来”，他们凭此参谒洞主金姥姥，守山兽神犼也避让三分。
剑仙因“神圣的绿玉杖”而自信，与明清民俗心理趋同，其精神张力源自神仙救度现世苦难的法宝崇拜，与宝物神授等类型接近而寓意更加明朗。
4．女仙比男侠更有同情心和正义感
萧十九妹主动出借宝贝绿竹杖，与女剑仙性别身份颇契合。而“绿玉杖”成为进入参谒前辈女仙的“信物”，与金庸写“打狗棒”作为丐帮女帮主黄蓉的权杖，有明显的互文性。有如女仙神话给女性生态主义提供了精神支柱，这一凝聚女性、仙话潜质的“绿玉杖”，也成为打狗棒母题文本间性彰显女性魅力的初始能量，令人想起女娲五色石、观世音净瓶柳枝及仙话中拥有宝物的骊山老母、妈祖等。
女剑仙原型的深层暗示，提醒不能因女性体能相对低弱，而忽略了女性生存智慧及内在能量。“权杖”———打狗棒与“绿玉杖”，在仙凡两界的运行规则实“同中有异”。<strong>现世丐帮的社会构成与结构性质决定了其成员之间，需要通过“打狗棒”的身份标识来增强凝聚力和自信心，以对抗现实中的生存压力和打压。而剑仙世界中因女剑仙的性别色彩与神奇力量渗透，打狗棒便由专制权力象征物转而成为人格魅力、修行品级及门派信仰的信物等超物质魅力象征物。
至于“拄杖”作为信物，与女性美丽温馨有关，源于“青梅竹马”记忆、老祖母拐杖及其民间传说。唐代有故事称卢、李二生曾同学，后李生负债羁縻扬州，重逢“习吐纳导引之术”的卢生(卢二舅)，经其引入贵府见善弹箜篌美女，美女允婚并赠拄杖为信:“将此于波斯店取钱，可从此学道，无自秽身陷盐铁也。”波斯商人惊讶地认出此为卢二舅拄杖。
拄杖作为仙道意味的人物身份标识、特殊工具，偏为女性赠与。由此看来，还珠写江湖女性如女帮主形象，经艰苦努力跻身权力结构中，往往如男性一般成为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其文学传统源远流长。而艰苦修炼成就的女剑仙，摆脱物欲追求，也坚定地践行信义至上的江湖伦理。
虽在伦理价值内涵上并未超越传统，但却推动了处于边缘、被动地位的女性，进入江湖社会政治舞台，是对女性存在价值的一种肯定。
结语：
作为传统伦理精神的文化载体，民国武侠小说“打狗棒”叙事，其实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压力由直接关系。据记载，清末民国乞丐阶层庞大，1925年北京乞丐28466人，上海1932年乞丐约25000人，天津1934年乞丐约万人，广州1935年乞丐达4万人占总人口十分之一，而河南方城县流民乞丐有63029人。自光绪初年华北五省“丁戊奇荒”(1876－1878)以来，自然灾害与诸多社会矛盾促成的多区域乞丐流民问题，积重难返，武侠小说书写“打狗棒”之于丐侠、丐帮的功能，是还珠楼主现代文人情怀、重视女性性别价值的体现，也具有民俗心理向往回归秩序与道德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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