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982年張芷《楊樹達先生年譜》、1985年白吉庵《楊樹達傳略》及《積微居日記》（摘錄楊樹達1920～1922年《日記》）等論著的問世，以及1986年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友朋書札》的整理出版，楊樹達與陳寅恪之交往始引起學界關注。楊樹達（以下簡稱樹達）1942年揮賦七律一首談自己與陳家的“辱知三世”：
朋交獨畏陳夫子，
萬卷羅胸不肯忘。
一別五年縈夢寐，
辱知三世豈尋常。
攻金僭欲追荀羕，
說籀頻思補懋堂。
聞道蒼梧富山水，
未知遊蓋幾回張。
詩人自注：“君先德中丞公甄錄時務學堂諸生，先兄及餘皆與其選，而校閱文字者散原公也。”至於“荀羕”（金文家孫仲容）和“懋堂”（文字訓詁學家段玉裁）二典，則表示自己的學術追求，及其仿效前輩問學、請序之意。
樹達以“朋交獨畏陳夫子”視陳寅恪（以下簡稱寅恪），寅恪以“一代儒宗”之視樹達，二位學者年齡相差五歲，早年生活於湘地，相惺相惜。因此，樹達1942年這首感時、懷舊、念友之詩，既是他對於老友寅恪的推重，又是他對於“畏友”的牽掛，可視為二人一世交誼之提綱，亦本文論述之導引。筆者希冀勾勒二位前輩學人的交往，初步歸納其學術交流，以啟示當今學界。
一、不尋常的“三世”知交
楊樹達字遇夫，湖南長沙人，對傳統的“訓詁小學”如古漢語語法學、語源學、文字學、古文字學（甲骨文金文），文獻學，以及古史、考古學等均有獨到的研究，所著《周易古義》、《老子古義》、《中國修辭學》（《漢文文言修辭學》）、《詞詮》、《論語疏證》、《漢書窺管》、《積微居金文說》、《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等經典之作，影響深遠。
樹達一生，與義寧陳氏家族結下不解之緣。寅恪祖父陳寶箴於1895年出任湖南巡撫，“功績聲聞昭赫耳目間，為士民所信愛”。在長沙興辦“時務學堂”是措施之一，受聘為“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的梁啟超記道：
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而啟超與唐君紱丞等同承乏講席，國中學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學科視今日殊簡陋，除上堂講授外，最主要者為令諸生作札記，師長則批札而指導之，發還札記時，師生相與坐論。
起初，陳寶箴擬聘康有為主講時務學堂，詢之陳三立，三立對以“曾見新會（梁啟超）之文，其所論說，似勝於其師”，故寶箴乃改聘梁啟超。梁以《孟子》、《春秋公羊傳》為教本，鼓吹“民權革命論”，遂使康有為公羊維新之義，傳播於衡山湘水之間，深刻影響了時務學堂。
是年（1897），十三歲的樹達成為時務學堂首批40名學生之一，後來回憶道：
湖南巡撫義寧陳公寶箴、按察使嘉應黃公遵憲與湘紳鳳凰熊公希齡、瀏陽譚公嗣同等合力創辦時務學堂。考取第一班學生四十人，伯兄及餘皆與焉。第一名為慈利李君炳寰，字琥生，後以庚子起義殉國。第二名為邵陽蔡君艮寅，後改名鍔。袁世凱稱帝，蔡君起義於雲南，攻克四川。袁不得已，取消帝制，遂憤鬱以死。堂中中文總教習為新會梁任公先生（啟超），西文總教習為吳縣李嶧琴先生（維格）。梁先生用《孟子》及《公羊春秋》為教本，主張民權革命之說；學者思想為之一變。
在時務學堂的一年求學生涯中，因入學考試閱判試卷者即陳三立，樹達與三立遂有師生之緣。1932年12月，樹達在北京前往寅恪寓所謁見三立，三立老人“已知餘，謂餘留意著述云云。蓋寅恪已先言於先生矣。先生告餘，時務學堂考試校閱試卷者即先生雲。”三立詩歌造詣極高，為士人所推重，樹達在1940年與友人的唱和詩“散原逝後詩歌歇，今日荒陬著此公”，表明對於散原詩之推崇。
此後不久，樹達繼續在求實書院肄業，1905年留學日本，直到武昌起義後返國，在長沙各校教授中國文法與英文。五四運動前後，他是湖南新文化運動的關鍵人物之一，與湖南教育界同道發起“健學會”，響應新潮。這一切，尤其是樹達在湖南新文化運動中的表現，與他早年在時務學堂的學習大有關係。共和國成立後，樹達亦念及三立。
陳寶箴父子創辦的時務學堂是樹達心中永遠的“情結”，他尤其在意時務學堂的記述。1937年7月他發現《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中相關文字，即認真披覽，注意後人如何評說時務學堂。1952年讀石醉六自述的《六十年的我》，指出書中有不實之詞。
樹達與寅恪祖孫三代均有識見之緣，“辱知三世”，為師為友，跨越兩個世紀。三世之中，樹達與寅恪是同輩學人，關係更加密切，尤其是學術交往頻繁，留下一段學林佳話。
二、傳燈“清華園”十一年（1926～1937）
寅恪、樹達均光緒中葉生於長沙：樹達“生於長沙北門正街宗伯司臣坊側之賃居”；寅恪則“生於長沙通泰街周達武故宅”，周故宅又稱“周氏蛻園”，系唐代詩人劉蛻故宅之地。
1925年9月，清華學校增設大學部及國學研究院。研究院導師梁啟超推薦樹達任清華國文系教授。樹達時已執教北京師範大學，擔任教授數年，且與陳垣、胡適等學人締交論學，學術聲望日隆。樹達1926年6月應聘清華。7月初，回國不久的寅恪也應聘國學研究院導師而至清華園。9月7日，樹達亦至清華園。可以說，寅恪、樹達均在1926年7月前後就聘清華，從此直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二人成為清華園的同事共11年。
這11年中，樹達執教清華，教研成果豐碩；寅恪則前五年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後六年則任中文、歷史合聘教授，生活安定，身體健康，成果亦豐富。
二人共事清華，治學的範圍各有側重。樹達治學，重在小學、古史，1926年他的《老子古義》、《周易古義》等出版，重在與錢玄同等談音論韻。寅恪則專注佛經翻譯文學、塞外民族文化、敦煌學等領域，並用梵文、藏文來研究蒙藏源流史。二氏治學各有側重，這在二人對於先秦文獻的一次論學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對於戰國燕將樂毅報燕惠王書中“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之句，自來聚訟紛紜，樹達釋為“薊丘之植，植以汶篁”，即釋“於”為“以”，並在1922年與錢玄同、胡適討論過《詩經》之“於以”問題，得到了二人的贊同，胡適認為“我覺得他很有見解”。寅恪回顧諸說認為：“夫解釋古書，其謹嚴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習見之義。故解釋之愈簡易者，亦愈近真諦。並須旁採史實人情，以為參證”，故應釋作薊丘之植隨留徇齊地之燕軍，移植於汶篁。汶即齊國汶水。寅恪五十年代在嶺南的課堂教學仍舉此例，這說明其對語言文字之考釋，是置於文化史背景之下，善於從一個字來釋讀背後的文化史。
寅恪學貫中西，早年即驚服哈佛同窗吳宓、柏林學友傅斯年。對於樹達擅長的音韻、經傳之學，寅恪也有所研究。
二人交流之最早記錄，繫於1928年3月23日之清華園，樹達記錄到：
在清華。陳寅恪來。言在上海時，見鄒叔績《讀經札記》手稿，厚尺許，說《左傳》者頗多。刻遺書時蓋以未見，漏未刻入。藏者為叔績之孫，意欲付與寅恪，寅恪以無副本，不敢攜來。寅恪又云，札記中頗有與俞蔭甫書闇合者。
寅恪所說《讀經札記》中有不少見解與俞蔭甫（樾）著作闇合，樹達無異議，二人對於經史的看法，屢有所見略同之處。
二人此後往來頻繁，如1928年4月初，狩野直喜、小平兌治等人來京，樹達與之有往還，且於5月宴請狩野一行，邀寅恪、陳垣等作陪。寅恪是日因夜深不能返回清華園而宿於楊寓。
1934年5月，樹達“偕陳寅恪到其家”；1931年11月20日，寅恪至樹達寓，樹達示以近著，並徵詢寅恪之意見；26日又贈以《漢俗喪禮考》講義，寅恪以盛讚“精確”來答謝。
寅恪欽佩樹達之學問，曾在助教浦江清、學生吳其昌等人面前“極加稱許”。因國文系內部爭糾連綿，寅恪乃邀樹達在歷史系兼課以避，獲同意，不久樹達成為歷史系兼職教授。
在寅恪心目中，樹達的學術成就已臻“漢聖”勝境：“漢事顓家，公為第一，可稱漢聖”；又謂：“湖南前輩多業《漢書》，而君所得獨多，過於諸前輩矣”。寅恪稱樹達為漢書專家，終其世不變，即在六十年代撰述《柳如是別傳》時亦然。
寅恪的評價決非諛揚阿私之辭。樹達六歲習經史，後嗜好《漢書》，在1925年就出版了《漢書補註補正》，糾正了宿儒王先謙《漢書補註》六百餘事，深獲學界推重，後來此書擴寫為《漢書窺管》。餘嘉錫（季豫）、黃侃（季剛）等名家均讚譽“漢聖”樹達，餘嘉錫認為所謂漢聖者無以遠過樹達；黃侃認為樹達於《漢書》有發疑正讀之功，其學問過於先賢王先謙；胡適讚許《漢俗喪禮考》等講義，認為樹達解決了鮑永等是否行三年喪之疑，殊值佩服。
樹達對其《漢書》研究自視甚高，“餘於《漢書》治之頗勤，亦稍有自信”，而寅恪與餘、黃、胡諸君乃當代著名學者，“其言如出一口，足見真實之業，自有真賞音，益喜吾道之不孤矣。”樹達視寅恪為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相知，多有共識。寅恪認為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據《竹書紀年》以訂《史記》之誤，令人耳目一新。極有心得，故表示欽佩。
二人對於當時學界某些現象，能坦誠交流看法。寅恪1936年8月告訴樹達，近來學界老輩張爾田（孟劬）剜板改訂《蒙古源流箋證》時，多處採用了己說而不註明出處。寅恪運用梵文、藏文，通過藏文《嘉喇卜經》比勘，發表了《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等系列論文，完整地辨析了蒙藏民族史的重大問題，故張氏引用未註明出處便難辭掠美之嫌。寅恪的憤彈得到了樹達之共鳴，他附和道：“許維遹集釋《呂覽》，於卷二十《行論》篇‘官實’，用餘撰《左傳軍實解》之說，而不言出自餘”，雖不滿不良學風，卻未予公開，維持了老輩學人的臉面。
樹達從1930年秋研究“《爾雅》、《說文》、《廣雅》及諸訓詁小學之書，蓋得以聲聯義之例證數百事”，寫成論文《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寅恪讀後，大為稱賞：“頃讀大作，精確之至，極佩極佩！公去年休假半年，乃能讀書。弟則一事未作，愧羨愧羨！”樹達以寅恪為“謙言”。二人互勉互勵，由斯可見。
寅恪1933年撰成宏文《四聲三問》，從音韻學的角度，借古代印度“五明大論”中的“聲明論”，論證為何南朝周顒、沈約發明四聲，而非五聲或七聲，其緣由在於當時佛教僧徒的轉讀。寅恪同年12月以此文相示樹達。樹達讀後，高度評價寅恪“立說精鑿不可易。以此足證外來文化之輸入必有助於本國之文化，而吾先民不肯故步自封、擇善而從之精神，值得特記為後人師法者也”。
1929年夏，寅恪改為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合聘；樹達則從1932年起為中文、歷史系合聘教授，二人在文史二系共同指導了學生，指導諸生考試（含口試）的簡況見表一。
此外，寅恪、樹達二位還應共同指導過多位學生。如寅恪1933年指導的歷史系學生張慧筠、邵循正、朱延豐，1934年指導的歷史系學生王信忠、馬奉琛，中文系學生田德望，1935年指導的歷史系學生張德昌等，均系樹達兼任歷史系教授後，故可能參與了指導。
1937年5月樹達以父病重返湘探望。不久，盧溝橋事變發生，樹達乃於8月應湖南大學之聘，留居長沙。大約此時，寅恪一家居於北京，三立絕食而逝後，寅恪一家從北京出走，歷經顛沛流離，先後前往長沙、昆明執教。同年，原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由滇發函，邀樹達前往執教，被辭謝。10月，長沙告急，樹達一家隨湖南大學疏散到湘西。此後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寅恪、樹達二人天各一方，聚晤難期，只能魚雁互通了。
三、八年兵烽未斷緣
自1938年4月寅恪至滇，10月樹達至湘西，寅恪“守傖僧之舊義”，樹達著《春秋大義述》，二人堅守民族氣節，堅決不與日本侵略者合作，堪與陳垣《通鑑胡注表微》相輝映。在流亡期間，二位學人雖然地各一方，但仍聯繫不絕。
1940年7月，樹達致函寅恪，並附贈近作。時寅恪全家擬赴英倫，滯於香港，覆函中抒發國難中的憂愁：
昨始奉到七月七日手示並大作，慰甚佩甚。當今文字訓詁之學，公為第一人，此為學術界之公論，非弟阿私之言。幸為神州文化自愛，不勝仰企之至。
弟九月間仍須返西南聯大（聞有遷蜀之說，恐不易實行）授課，而云南地高，於患心臟病者不適宜；（弟前數月患怔忡病，幾死於昆明）港居又以物價匯價之故不能支持。歐戰正劇，亦難浮海西行，真所謂進退維谷者矣。
1942年5月，寅恪脫險回內地，任教於廣西大學。樹達隨時關心寅恪的行蹤，他在當年4月間，以“未知寅恪何在”，以“廿六年以後文稿一冊寄馮芝生，請其轉寄寅恪”。
8月，教育部公佈部聘教授名單，寅恪、樹達名列其中。樹達日記記道：“教育部聘教授名單發表，餘與焉。此前陳寅恪、吳宓、吳有訓、莊前鼎，皆清華同事；周鯁生、楊端六、梁希皆一高同學也。”9月初，樹達聞知寅恪從港脫險，在所作《報載教育部聘教授名錄餘與其列感賦》詩下自注曰：“畏友陳寅恪，名亦在部聘錄中，近始聞其從香港脫險”。繼續稱老友為“畏友”，可見樹達對寅恪之欽佩深篤。
年底，樹達“以近著金文跋若干篇寄陳寅恪求教，並請為《小學金石論叢續稿》撰序”，寅恪欣然命筆，寫下了一段直抒胸臆的名言：
先生少日即已肄業於時務學堂，後復遊學外國，其同時輩流，頗有遭際世變，以功名顯者，獨先生講授於南北諸學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間輟。持短筆，照孤燈，先後著書高數尺，傳誦於海內外學術之林，始終未嘗一藉時會毫末之助，自致於立言不朽之域。與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見者，肥瘠榮悴，固不相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後世當有能辨之者。
寅恪序文表示了對友人三十餘年焚膏繼晷、獻身學術精神的欽佩，這正是1931年其《吾國學術的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所提倡之精神。此序既是寅恪慰釋友人，也是寅恪夫子自況，由斯亦可見二人處世治學境界之純正高尚。
寅恪隨序寄出的先後兩封覆函，稱“承示金文跋尾，讀之欽佩至極。論今日學術，公信為赤縣神州文字、音韻、訓詁學第一人也。囑為大作撰序，為此生之榮幸。他年賤名得附以傳，乃公之厚賜也”。寅恪順告友人，所撰《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等書已付印。
樹達接到寅恪之二函及序文，大受感動，稱“良友獎藉，令人感愧。其執詞謙退，尤令人惶悚之至”。寅恪撰序，12月22日樹達賦詩答謝，即本文開頭所引的七律。寅恪之序於1943年1月到達湘西，樹達感奮道：“摯友慰藉窮愁，不惜過加獎藉，殊可感也。”
1944年，樹達六十壽誕，寅恪已從桂林播遷成都，仍賦詩為“一代儒宗”賀壽：
魯經漢史費研尋，
聖籍神州夜夜心。
一代儒宗宜上壽，
七年家國付長吟。
蔽遮白日兵塵滿，
寂寞玄文酒盞深。
莫道先生貧勝昔，
五詩猶抵萬黃金。
樹達接詩，大感欣慰：“寅恪學人，而詩極富風趣。惟語重，餘不克當耳”。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樹達返長沙，繼續執教於湖南大學。寅恪1946年夏就醫英國治療眼病歸國，“雙眼完全失去復明的希望”。樹達聞訊傷感，贈詩寅恪以慰藉：
天欲減君悲憫意，
暫教眸子暗西莊。
懸知海宇清塵日，
不刮金鎞已有光。
1948年初，中山大學邀請樹達前往講學，寅恪於7月初函詢樹達：“前聞令郎言先生往廣州講學，想已早返長沙。近日大著倘蒙賜寄一讀，不勝感幸”。為答謝畏友關注，樹達由《論語古義》擴寫而成《論語疏證》之後，即索序於陳。同年，寅恪、樹達這一對“部聘教授”，雙雙成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1月初，樹達赴粵。寅恪應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之聘，舉家南下，1949年1月抵廣州，棲身嶺表。
在寅恪抵穗的第五天即1月24日，樹達趕往嶺南大學訪問寅恪。自1937年北京分別後，兩位故友十二年來首次重逢。老友相見，分外親切，樹達見寅恪“容貌豐腴，精神健旺，殊為可喜”，並面謝陳為《論語疏證》作序。
此後時局急轉直下，廣州一片混亂，“人心惶惶，中大同人紛紛作應變之計”。5月，樹達乃決計返回湖南。之後，陳粵楊湘，雙方再未晤面。
共和國成立後，直到樹達於1956年2月14日去世，二人仍有書函往來。據現有資料，除《論語疏證》序文外，主要是互相詢問近況。如寅恪1952年12月致函：“湖大改組，公何所歸？能退休否？弟現仍授課作文，但苦多病，恐無相見之日”，一語成讖。
二人相互關注。寅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嶺南學報》發表了《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關係》等數篇“說唐詩文字”，引起了樹達的關注，他感慨寅恪文章“鞭辟入裡，令人解頤”。12月，嶺南大學出版了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一書，寅恪即寄贈樹達。後者得書“連日閱之”，深感此書“既博且精，詩家箋註從來未有也”。樹達旋“書與寅恪，贊其著書之美”，同時“附告二事求教”，樹達認為寅恪對元白詩之箋證在某些“詩義”上“過求甚解”，並不贊同；但在函中肯定寅恪新著為“語詳事核”、“美富卓絕”之作：
竊嘗私謂古來大詩人，其學博，其識卓，彼以其豐富卓絕之學識發為文章，為其注者亦必有與彼同等之學識，而後其注始可讀，始可信。否則郢書燕說，以白為黑，其唐突大家已甚矣。
這表面上講述箋註古詩之困難，實際則褒揚老友箋註之成績，同時也有自己的保留意見。
1951年秋，“老革命家兼學者”杜國庠到嶺南大學演講，對寅恪、容庚二學人頗有讚辭。隨後，杜國庠多次到校拜訪寅恪，禮遇有加，談道論學，成了“私交極深的朋友”。樹達從廣州友人來函中得知此事，認為“官吏尊重學人，固大佳事”。
1953年11月，樹達收到侄子楊伯峻的北京來函，謂中央將邀請楊陳二人入京“從事研究”，樹達認為“為學術計，此事至可喜，不關個人也”。1954年3月，二人的門生姚薇元致函樹達，雲“寅恪以多病辭不北行，舉陳垣自代。且謂寅老不滿意於科院，謂解放數年，絕不重視史學，至此老成凋謝之際，乃臨時抱佛腳，已有接氣不上之象云云”。
1955年，中國科學院召開學部成立大會，按照其學術成就、對科學事業的推動等標準，全國遴選了61位社會科學知名專家為學部委員，寅恪、樹達這一對學人再次名列其中。
無論是戰亂年代，還是和平歲月，寅恪、樹達間，始終由友情和學緣連在一起。若說前者是積微居之畏友，則也可謂後者是金明館之摯友。
四、舊序言的新風波
1951年，中國科學院函商樹達，擬從其舊作《小學金石論叢續稿》中抽取金文部分，出版單行本。樹達函告寅恪，擬置寅恪舊序於卷首。樹達6月收到覆函，寅恪除答應楊氏之請外，更讚道：“杜詩說極精，漢聖之名，真不虛也”。
1952年4月，中國科學院致函樹達，稱“經研究後，陳寅恪序立場觀點有問題”。5月2日，樹達接函，恐失信於友人，又不滿於科學院的出版審查報告，“原審查人於訓詁及語源之學並無研究，學力不足，故失口亂道，將有作無”。10月《積微居金文說》出版，果然不見陳序，編譯局來函實際上宣佈了序文之命運。這種“與時代不合”的陰影，給了寅恪一次莫名的打擊。
細讀寅恪序文，除歷數樹達治學之路、讚揚友人學術成就外，不外乎就是對四十年代時局的暗色描述，如“自剖判以來，生民禍亂，至今日而極矣”，這是四十年代的真實情況。橫遭襲擊的寅恪只能把“不幸”強解為“非不幸”了，他1952年底致函樹達：“手示敬悉。大著尚未收到。賤名不得附尊作以傳，誠為不幸。然拙序語意迂腐，將來恐有累大著，今刪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
寅恪越是自謙以慰友人，樹達越是感到愧對友人。寅恪收到樹達專著後回函雲：“頃奉手示，而大著適於前二日收到，以事忙病多，未能即復，致勞遠念，歉甚。季玉先生處重複之本可不必寄來矣。大著多古文奇字，俟請人代讀；然此書為近年出版物中第一部佳作，雖不讀亦可斷言也”。收讀寅恪信函後，樹達自認為“寅恪於餘阿好如此，可愧也”。
由於序文風波及時局的影響，此後的樹達更加專注於著述。他1955年在《漢書窺管》自序：“癸巳之歲，僻處麓山，賓朋希簡，發奮補苴，遂終全帙。卅年精力，幸資小結”。此書同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學界反響強烈。樹達《論語疏證》1954年將刊行，致函寅恪，請寅恪將六年前所作之序加上新式標點。胡適早在1929年給寅恪之信中就已委婉批評寅恪撰文作序均不標點。收到友人來函，寅恪一反常態，迅即照辦，7月10日覆函：
前屢承寄示大作，今日有此等純學術性著述之刊行，實為不可多得之事，幸甚！喜甚！佩甚！拙序寄還，並加標點。《出三藏記集》乃一書名，“出”即譯出之義，下文《賢愚因緣經》上之“出”字，乃是弟文中所用之動詞，故不加曲線也。（“學等”乃“曇學等”之省稱，僧徒行文例略名上一字也。）先生平生著述，科學院若能悉數刊佈，誠為國家一盛事，不識當局有此意否？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去冬有一短詩，附呈以博一笑。
《答北客》
多謝相知築菟裘，
可憐無蟹有監州。
柳家既負元和腳，
不採蘋花即自由。
學界對於《答北客》之古典、今典已有箋註。此函表明，二人之友誼並未因舊序風波而變。但是，樹達心目中的“畏友”的確是越來越“畏人畏寒”了。
五、治經治史之法的“冥會”
寅恪、樹達均年少時遊學異邦，受到了西方學術的影響，具有貫通中西的學術品格。
樹達通英、日二門文字：“我研究文字學的方法，是受歐洲文字語源學的影響。少年留學日本，學外國文字，知其有所謂語源學”。在《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中，他說自己之討論“皆語言之根，歐洲人謂之Etymology，所謂語源學也”，就是明證。寅恪遊學歐美日多年，跟從過美歐學者路德施、繆勒、蘭曼等教授學習梵文、藏文、巴利文、中亞古文字等，在治學方法上尤其受到德國語文考證之學的影響，“他研究中西一般的關係，尤其於文化的交流、佛學的傳播，及中亞的史地，深受西洋學者的影響。”
學貫中西的優勢，使二人能站在異於同輩學人的高地，做出非凡的研究，從二氏對馬建忠《文通》的批評，就可體現此點。樹達“自一九一二年始讀《文通》，頗持異議”，他依據英語、日語特點，結合漢語進行比較研究，在承認馬氏《文通》學術價值的同時，指出“馬氏之失，約有十端”，這在1929年的《馬氏文通刊誤》中有詳論。寅恪贊同此點，其《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有闡述。二人在批評馬氏《文通》以西洋語法附會中國語法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二人出發點略有不同：寅恪從段王之學、歐洲歷史語言之學相結合入手，通過多種語言的比較，如“中藏文比較之學”來評判馬氏《文通》“何其不通”；樹達則深於王氏之學，更多從傳統小學本身入手進行批評。
按治學方法而言，二人亦有許多“冥會”之處。試以文史為例舉兩點。
其一，重視校勘是楊陳二人治文史之學的要途之一。
樹達早年受業於葉德輝，葉氏精於版本、目錄、校勘之學，樹達受其影響甚大，以至《漢書窺管》等專著均重視校勘。寅恪遊學柏林大學，受路德施教授等人常用同一文獻的不同文本、譯本進行互相比較對勘之法影響較深，後來他在佛經校勘、歷史文獻校勘等領域，用了很大氣力。
關注語言文字學，也是二人的共同之處。樹達《詞詮》指出：“餘生顓魯，少讀王氏書而好之，弱冠遊日，喜治歐西文字；於其文法，頗究心焉”。他在湖南大學執教文字學，撰寫了《中國文字學概要》、《文字形義學》諸書。據寅恪表弟俞大維言，寅恪“幼年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曾用過一番苦工”，後留德期間進一步認為“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所以，寅恪研究外國文字，吸收西方語文考證學派的精義，在訓練方法、運用材料、發明議論上，取得了與沈曾植、王國維可相提並論的成就。
其二，二人治學，實均淵源於宋儒治史之“長編考異之法”。
寅恪認為，宋代史學今古罕匹，中國史學莫盛於宋，“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他在樹達《論語疏證》序指出：“先生彙集古籍中事實語言之與《論語》有關者，並間下己意，考訂是非，解釋疑滯，此司馬君實、李仁甫長編考異之法，乃自來詁釋《論語》者所未有，誠可為治經者闢一新途徑，樹一新模楷也”，所以寅恪認為樹達治經之法與自己相同，而與“宋賢治史之法冥會”也。寅恪重視《通鑑》，推崇司馬光、李仁甫等宋代史家之治史方法，寅恪的治史方法正如此。
二人積有厚學，在各自的治學領域均是先驅。樹達《漢書窺管》、《論語疏證》等書，無不給後人以軌則，近人陳直先生《漢書新證》等書體例仿自《漢書窺管》，陳直說：“《漢書窺管》在《漢書補註》之後，對於訓詁學、校勘，很有參考之價值”。朱自清認為，樹達有些方面“開了獨立研究的風氣”。寅恪是“開風氣”者，以敦煌研究為例，不僅首創“敦煌學”一詞，論證了敦煌文書的巨大價值，而且身體力行推動研究，開了一代學術新風。
樹達與寅恪家族“三世”之交不同尋常，寅恪稱譽樹達為“一代儒宗”、“漢聖”、“赤縣神州訓詁小學之第一人”；後者以“畏友”、“學人”相視，二人共同執教清華等校，同為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首任院士、中國科學院首任學部委員等，研究方法亦多“冥會”，同氣相求，相惺相惜，極大推動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按寅恪《王國維遺書》序文之標準，“其學術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示來者以軌則也”，則是開風氣、示軌則之“大師鉅子”，以此度量寅恪、樹達二位學人，均是卓然成家之“大師鉅子”。回顧這一對學人追求真知、崇尚自由併為之恭行踐履的學術人生，足以垂範後昆，值得世人追念並效法。
來源：《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閱讀更多 古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