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凤拙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通俗小说应该就是白话文形式的文学小说。
以文学和小说为载体的作品有很多种，通俗小说明显区别于其他带有功利性的小说，是真正的文学作品，无关功利，也不为服务于其他目的。
至于在人物塑造.叙事方式.内容安排上有什么审美特点，需要通过对比古代小说来说明。
1:文字更通俗华，只要认字都能看懂。
2:故事更多出自民间出自百姓，更加贴近多数人的生活，不在只围绕少数达官贵人。
3:人物塑造也更加贴近人物的内心，会有很多心里活动。
4:叙事方式和内容安排也更加丰富和多元化，不再围绕单一的目的展开故事，而是更加丰满，富有感染力。
梨树长在麦田中
自古以来，中国通俗文学的审美价值自成体系，确定其体系的主要因素是大众文化，因而它总的取向是世俗化、平民化，而与先锋走向相反。它的世俗倾向既有历史的传统，又与整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有相当的一致性。
总体上来说，近现代以来，中国的通俗小说在审美上体现了人物塑造的类型化、叙事方式的模式化、内容的情趣化特征，我将从这三点出发回答问题。
01 通俗小说人物塑造的类型化
自古及今的小说无其数，可小说中的人物能立体地、鲜明地洒在读者心目中的却极少。人们记住的往往是他们的类型特征，小说人物类型化的特点在通俗小说中反映得尤为明显，甚至基本构成了通俗小说的审美特征之一。
小说人物类型化的特征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有深厚传统，旧小说中，对公子、小姐、老爷、太太几乎总是有着其固定的表现方式与行为特点，所以人们记得的往往是他们的总体特征，而不一定记得他们是何许人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征呢？这是因为中国小说最早的表现形式是口耳传授，听者往往是一般市民中不识字的愚夫愚妇，一种最为简单的人物类型便于一般大众的接受。
所以，《水浒传》中的王婆几乎是一切媒婆与不道德的勾串活动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老而风骚的女人的一个表征，所以她既是《水浒传》、《金瓶梅》中的重要角色，也延续其类型影响到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身上，从市井到农村的一切风骚妇女，都有王婆的类型折射，小说家对这类人物的描写是不会往内心与灵魂的深度上努力的，小说人物的外在类型化成了大众接受的重要条件。
中国人对文学作品中类型化人物的偏好有历史的传统，老百姓对类型化人物既熟悉又有兴趣，因为它符合大众的接受水平，又与他们在表演艺术形式中接触的对象相一致。
中国小说在历史发展的传统中与戏曲的关系很密切，很多小说的故事同时在戏曲艺术形式中存在，小说中的人物常常受到戏曲人物的影响，当然更多的影响是以双向的形式进行着，在元明戏曲中就有很多的《水浒》戏，它们与后来的《水浒》长篇小说形式的确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戏曲人物对小说的影响往往以脸谱化最为突出，如黑脸的包公，红脸的关公等等，其次戏曲人物在表演动作上也以程式化为主要特征，无论脸谱还是程式，都养成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中的类型化定势。
这个传统延续到近代，与时代的潮流相激荡又产生出种种带有新的时代特征的类型化形象，如近代著名的武侠小说家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中对女革命党人“英雌”的形象类型的描绘。再进－步又有了“交际花”、“纨绔子弟”、“大款”等现代类型化人物，有了港台等通俗作家笔下的种种职业女性的类型形象。
探究中国小说中的人物通俗类型的文化根源，我们会发现其与中国的人际关系的密切关联。中国往往以家族为核心文化意象，而在家族伦理中的中国人的相互关系是固定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每一个中国人都习惯于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中的固定地位，他们还没有想到要进行有理性意识指导的反抗。
中国人眼中的“家”的意象是一种道德的美，比如“四世同堂”、“五世其昌”，层层的家庭等级关系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是一种莫大的天伦之乐。因而每个人都有责任在这种关系中充当同一的类型角色。
所以，我们的文学中有的是孝子、慈母、严父、节妇、淫妇类型。潘金莲是淫妇类型的人物，为了对家族伦理关系的维护，为了不使“家”的意象失去文化光彩，为了使人物在伦理道德关系中各安其位，就必须由武松来完成确定其道德类型的地位。所以杀了潘金莲，决不是杀了一个女人，而是杀了一类淫妇。
同样，中国人在家庭以外的生活中的伦理关系，也确定着他们在虚构性文学生活中将人物类型化。传统的中国人只知道有家、国、天下而不知有所谓社会，大众不理会个人的社会责任，只有知识分子在天下兴亡时才能感受到“匹夫”的责任。
所以通俗小说中的家庭以外的生活中的人物，有关国家天下的，有的只是忠臣与奸臣，有的只是贤良与奸佞；有关普通人的生活类型，只是在朋友人伦中作文章，于是有“酒肉朋友”和“侠肝义胆”。
小说中的生活表现，在朝廷则有忠言直谏与巧言吝色之间的人际斗争，在民间则有酒肉朋友的反面无情，和侠义人物的及时拯救。真正的个人，在传统小说中没有出现过，那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种类型的人物与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之间交往与斗争。
这个传统在中国近现代的通俗小说中被全面继承了下来。传统小说中对类型的超越，常常在性格标志上作文章，或在境遇遭际上对人物进行区别。即如在粗犷豪放一类中，有张飞的莽、有李逵的粗鲁。
南海神鳄剧照
这种传统到了现代，通俗小说家也仍然依照这样的方法对类型化人物作标志，如金庸《天龙八部》中的南海神鳄，这个人物就是典型的类型化形象，但金庸在他的身上加上了偏执与怪僻，使之与一般的粗犷类型人物有了区别。
此外，性格标志以外的人物遭际，类型化人物也有了种种区别的标志。同样是侠义英雄，都是有“为国为民”的愿望的“侠之大者”，郭靖与乔峰就有鲜明的性格区别，一个朴实厚道，一个稳重宽厚。
郭靖的生活道路有种种的巧合机遇，帮助他武功成就；乔峰的种种灾难性境遇导致他的重重苦难，他在复杂的民族矛盾的旋涡中进行着深明大义的选择，终于自杀。
这里补充说一点，通俗小说的类型化人物与雅文学中现代作品中的具有深刻独立的个性的人物之间的区别究竟何在？我认为在于灵魂的深度。传统的通俗小说中的类型化人物大都是从外在的事件中表现人物，而雅文学中的现代小说却善于从人物内心来表现。
总之，类型化是中国小说人物塑造的传统，是中国人伦理生活的一种表现，是现代通俗小说仍然在秉承的写作方法，这是一种有缺陷的小说作法，却又是一时难以避免的写法。
只要有世俗的生活、只要传统文化仍发生着影响，就会有对世俗的认同态度，一旦这种态度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就会有通俗的类型化的小说人物，就成为通俗小说审美价值系统的重要部分。
02 通俗小说叙事的模式化特征
通俗小说家在叙事手段与叙述内容方面都追求模式化，在表现社会历史内容上，他们注重生活事实的拟真性；在表现言情内容方面他们注意人物关系的平面几何规划：三角或多角关系；在侠义题材的表现上他们又围绕着几个固定的主题模式进行。
通俗小说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客观事实的充分尊重，并不等同于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们对事实的感受来源于现代社会的新闻业的兴起。
民初到二三十年代的通俗小说家们的小说作品中有大量的社会新闻的记录，这些事实材料的堆砌，使小说变成了社会“黑幕”的集览，于小说叙事艺术非但没有贡献，而且有副作用。
当年的都市社会小说朱瘦菊的《歇浦潮》、曹聚仁的《上海春秋》、平襟亚的《人海潮》（这三部都是揭露近代上海社会“真相”的小说）也曾因事实的拟真而成为由内地到上海来的人的生活教科书。
随着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新文学的创作方法也被通俗文学的作者吸收采纳，那种纯粹事实的连缀式的作品，在当前的小说创作中已经不大见到了，而且各种文体之间的界限也被小说家们的实验消解了，虚构的小说与非虚构性作品之间的界限也渐渐被打破。但这一次的新闻与小说之间的文体关系与民初已经不是一回事，那时是混淆，这时却是有意的融合了。
其标志就是当今纪实文学的兴起，由较短篇幅的报告文学发展至洋洋巨制的长篇，如赵瑜编写的《马家军调查》这样的作品，已经取代了许多文学作品的地位，成了备受欢迎的大众读物。
事实的拟真或者是全真，这已经成了召回日益流失的文学作品的读者的一个重要手段与审美要素。当代人已经越来越求实际，对虚构性的作品的想象性美感经验失去了兴趣与感应能力，对非虚构性的通俗文学读物的需求占消费性阅读行为的大多数，尤其是中青年读者，纪实文学被来自不同文化阶层的人列为首选读物。
通俗叙事的另一种审美特征是感伤与人物情感关系的多角化。从民国初年最有影响的言情小说徐枕亚的《玉梨魂》来看，一个青年男子与一个守寡的青年妇女之间有了一段情景，然而客观情势不允许他们有更深的交往，更不用说结合；于是女的推荐小姑代嫁，终于不能成全，酿成悲剧。
这段故事符合三角的构成方式，同时也是在情感层面上进行的充满感伤色彩的事件，是典型的言情叙事模式。三角乃至多角的关系，会给叙事带来各样的意外与曲折，这也成了言情小说的经典范式，任何一个言情小说作家都不肯放弃这样一个简便而又对世俗社会充满魅力的方式。
对一个习惯沉溺于个人生活、个人情绪的读者来说，《玉梨魂》式的叙事方式恰好提供了一条被压抑的内心的替代性发泄的渠道。
所以，这样的小说总是一代代地具有读者大众，而作者也总是“江山代有人才出”。比如到了当代琼瑶的《情深深雨蒙蒙》中的何书桓与如萍、依萍两姐妹三角爱情纠葛的故事模式。
从民初的徐枕亚到当代的琼瑶，她们的作品的时代色彩变了，主人公的类型有了变化，其命运也不一定全是悲剧，但她们的故事的结撰方式仍然是平面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三角似的几何图形构成方式。
通俗叙事在表现武侠生活时也往往遵守着自己的叙事模式。按不同的结撰方式，可以概括出武侠小说的各种叙事模式。我将武侠小说的叙事模式粗略地分为下列几种：
1、“秘笈模式”，这是武侠小说家关于虚拟的一个武侠们的理想目标。有那么－部武术秘笈，谁得到它就能称霸武林。于是天下武侠个个为之所动，群起争夺，而最后这部秘笈必定归于一位后起的英雄，这人也定是位武德与武功堪称绝顶的人物。
2、“争雄与抗暴”，争雄乃是当时天下大乱，在乱世里必有不仁不义之辈暴虐武林、荼毒天下，于是有起而抗争者。这些不仁不义的一般都是异族，而抗争者又有种种身份不明的障碍，但成功是必然的。
3、“正义复仇”，名门正派的人物遇上冤家的诡计陷害，其子孙幸免于难，长成以后，刻苦锻炼，成为－代武林的新盟主，终于冤冤相报，或以德报怨。
4、“比武较技”，天下英雄为某原因约定在某时某地“论剑”，一时群豪激荡，终于邪不压正。
在这诸多的模式中有一点是不变的，正派武侠都是秉持一腔正气，“义”字当先，号令天下，由除邪恶，显示出道德上的胜利。同时又有种表现形式变化莫测但基本主题不变的男女情爱。
凭着这些模式，二三十年代有那么多的人迷上了平江不肖生，四十年代的人们迷上还珠楼主、宫白羽等，从六十年代至今，华语世界里的一般人都被金庸征服了，梁羽生、古龙也让亿万人倾倒，甚至在学术界也兴起了一股“金学”热潮。
通俗小说叙事模式的另一重要表征是“戏剧化”。通俗小说中无论是言情还是武侠题材的叙事，都离不开戏剧性“悬念”的设置。大众对文学的基本兴趣集中在“故事性”上，这正是通俗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的一个典型特征。
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世界的表现不同，它重“事”胜于重“人”，追求事实的刺激与奇巧，而刺激力最强的莫过于“悬念”的应用。
在武侠小说中“秘笈模式”、“比武模式”都是以一个悬念的设置紧紧抓住读者的心，所以金庸的小说总是让人爱不释手。
在言情小说中，主人公的爱情生活的成功与挫折都深深地抓住读者的心，唤起人们的同情。
在侦探小说中，简直就是依靠着悬念设置来组织小说的结构。人类的好奇与探险的潜在欲望保证了这些作品的成功。
03 通俗小说内容的情趣化特征
通俗小说为广大世俗社会欢迎，主要在于它的内容富有情趣，有消遣游戏的娱乐功能。大众对文学的娱乐功能有强烈的感受，对通俗文学的热爱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消除疲劳、休息放松的现实目的。
为什么通俗文学让人有放松感，有助于去除人的身心疲劳？关键在于通俗文学常常比严肃文学更富于情趣。大致说来，通俗小说的审美情趣集中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是它的游戏消遣的趣味性，其二是它的社会风情、民俗意味，以及小说作者对世俗生活的认同态度。
以民初著名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的刊物《礼拜六》的编者眼光来看，一个会享受娱乐的人，才能健康地生活，于是阅读小说与休闲杂志变成了保持身心健康的养生之道。
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在问：小说是否具有特殊的游戏趣味，让人们可以像面对NBA那样说，“我喜欢这个比赛”，《礼拜六》式的休闲刊物能否真正调节个人的紧张生活？或者说通俗小说是不是真有其休闲价值，使人消除疲劳、放松身心，保持健康的心态？中国现代以印刷媒体承载的通俗小说正是为适应这个需求诞生的。
通俗小说的游戏娱乐功能在一些种类的小说上反映得尤为突出。按范伯群先生对民国通俗小说的分类方法，多数的通俗小说都具备娱乐功能，分别有：武侠传奇、江湖会党、言情姻缘、社会讽喻、侦探推理、倡门狭邪、黑幕揭秘、滑稽笑柄、别裁游戏。
其中“别裁小说”的游戏文字，娱乐趣味尤其浓厚。他们在刊物上以“集锦小说”、“悬赏小说”的形式不停地变换着法子吸引读者：
这类小说的写法是诸人合作，第一人先写一段或一章，用“点将”的方法，在结束的句子里嵌入另一作者的名字，指定由他续写。第二人再点第三人，如此往复，终至一人机智地将此篇完结。
这个游戏由许多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作者共同完成，在操作过程中，读者一致期待着点将者为被点者出个难题，同时他们又为被点者的机智而折服。于是，在读者与作者的共同参与下，这种小说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大众投入热情。
这种游戏性质在从西方移植的通俗小说类型侦探小说中也体现得很分明。当年程小青创作的《霍桑探案》等小说一下为中国生产了许多侦探小说迷，许多“霍迷”。它更有通俗文学自身的力量——出于游戏愿望的读者、作者与编者的共鸣。
通俗文学便利于读者接受的内容情趣化特征，还表现在作者在意识层面上并不想摆升世俗的意识水平，如在言情小说中作者往往与书中的人物处于同一认知水平、同一情感层面上。
如果按照现代文学的严肃看法，也许认为这是一种低级趣味。但应该认识到，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高尚情操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有限的。中国小说从“说话”开始就很难得有严肃的作品，所以周作人对待古代文学有“非人”的文学一说。
对现代通俗小说，必须认识到它大都既不诲淫也不诲盗，只是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相当的距离。从接受者方面说，不同的读者层次有不同的需求，但多数的读者只是对通俗文学作品抱一种适度认同的态度，读者并不要求通俗小说都是尽善尽美。现代读者对通俗文学的态度与其对待影视的态度一致，是将它当做一个消费对象来使用的。
正如人们使用各种品牌的商品一样，消费者对名牌的要求自然很高，对大众用品是不用提过高要求的。通俗文学作品那么多，读者又有那么多，但社会上通俗文学的读者大众对待阅读对象的要求是不高的，他们往往只求基本满意就行。
出于吸引读者的情趣化的考虑，通俗小说的作者们在作品中大量地展示着当时当地的风俗文化与人情。如在晚清与民初的狭邪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妓院的大量的描写，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了风俗文化史式的读物。
从雏妓到先生（正式接生意）的成长历史及血泪和强颜欢笑，老鸨、龟奴的奸诈，从政界到经济界来院中打茶围、轧相好的客人……；先生房间内的铺陈，花洒的程序与人物的种种作态，民初上海张园、一品香等游乐场所，租界、交易所等中国早期殖民经济状况……，种种人与物质的社会相，为中国社会史留下了形象、丰富的印证材料。
即使是武侠小说，通俗文学的作家也不放过可以展示风俗民情的机会。平江不肖生对湖南乡野蛮风的展示、对中国留学日本的官费学生种种行为的记录，都是方志与正史所不载的。
总体来说，通俗文学内容的情趣化审美特征的背景是中国文化中的民间传统。在旧中国，民间的传统与朝廷的主流意识相去甚远，所以它既不是儒家文化的入世，也不是道家文化的出世。其主要成分不外：酒、色、财、气。在言情小说中偏重的是财色，在武侠小说中偏重的是酒气。但我们不能据此而否定记录了过去时代中国人生活面貌种种的民国以来的通俗小说。
总而言之，通俗文学的丰富性提醒我们，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不是目前的社会科学所能一朝一夕能分析解剖的，所以民国以来的通俗小说的存真价值是其它的文字材料无法取代的。但必须承认的是，通俗小说中的许多价值观念是对过去、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的现代化有负面影响的观念，所以通俗文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受到批判，对急切地要把中国提升到某一层面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是有充分理由的。
回过头来看，当前的通俗读物不如民国以后的通俗小说具有和新文学的森严壁垒，加之各种文体的边缘模糊，使我们更有了一种认识上的困难，所以事实上，直到今天，对通俗小说的的审美价值并未完全获得一种有效审视的距离。
回答完毕。
佐书妍
纪传体长篇小说《仇焱之》一一由一一巨国青（北漂）女作家一一历经一一8年一一呕心沥血一一创作一一而成一一由一一新华社一一投资一一全国出版发行一一书中一一描写一一囊括了一一上世纪一一20年代至80年代一一全世界一一几百位一一充满一一传奇一一色彩的一一著名一一收藏家一一波诡云谲的一一传奇一一收藏一一故事……
书中一一人物描写一一达一一63O余人一一创一一世界文学一一单部小说一一人物描写数量之最……
是世界文坛一一目前一一惟一一一由一一女性作家一一创作一一完成一一非自费出版一一公开发行的一一唯一一部一一百万字长篇小说…
汉子诗人
通俗小说的生产和消费虽异常活跃,但理论研究却相当沉寂,其原因主要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功利性文学现对通俗小说的偏见所致。近年来,一些学者对通俗小说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通俗小说的概念仍无固定的含义。如果动态地考察通俗小说的古今流变,则判断通俗小说的标准原本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以文体标准分辨雅俗,“五四”时期以思想艺术标准分辨雅俗,但实际上高雅小说与通俗小说既相互对峙竞争,又相互影响渗透,其界限至今已不太分明。尽管如此,从通俗小说的实际存在和具体流变中,仍可概括出它的三个主要特征：大众化品格、世俗化表达、娱乐性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