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洪耀，国家一级编剧、知名电视策划人，中国电视界环球拍片第一人。从事电视采编33年，策划制作电视剧、专题片、纪录片，专栏节目，出版发表数百万字小说、纪实散文，代表作《真话俱乐部》、《走路长征》、《混血儿》和《笑傲东非》等。1995、1998和2000年，刘洪耀三进非洲拍片，深度亲历非洲十来个国家、地区，他用诙谐生动的笔触，以亲身体验的视角，勾勒出一个个性化的非洲，本文选自刘洪耀近期完成的《东非、北非采访历险记》，以飨读者。
坦赞铁路，可以说是国人心中颇具知名度的外国铁路了，它的起点是坦桑尼亚的前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终点为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它是中国援建的，被誉为友谊之路、自由之路和希望之路。当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这条铁路就已如雷贯耳，那时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会亲自去东非看看这条铁路。
“中国，好”
1995年12月5日下午，我们四川省政府新闻采访团一行匆匆结束了在桑给巴尔岛的拍摄，返回达累斯萨拉姆市，在如河流一样快速奔腾的车河中，赶赴达累斯萨拉姆市西边的坦赞铁路车站。我们将第一次在国外乘坐列车，到坦桑尼亚中部基汉寺草原采访，那里有中川国际公司的电站工程。
中国在非洲搞了很多大型援建项目，在非洲当地人民心中树立起了非常好的形象。在东非三国采访的日子里，当地老百姓都会激动地夸耀——
“中国，好！”
“周恩来，好！”
在海关、过边境、进动物园、逛博物馆，只要一提起卡萨拉尼、坦赞铁路，他们会优先放中国人进去，并享受当地人的收费待遇，弄得同路的西方人云里雾里、不知究竟。古人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也。
我们去采访的那个地方，离达累斯萨拉姆市有500多公里。进站前，我们听中国专家介绍了坦赞铁路的管理情况。当我们和当地人一起排队进站时，心中有一股强烈的自豪感。站台上，一个黑人列车员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他大声地用普通话和我们打招呼：“你好，朋友，到哪里去？这是去卢萨卡的车！”
“我们去姆林巴。”
黑灯瞎火的小站
我们上了火车，车厢很挤，一个包厢四个铺，跟国内的硬卧差不多。
列车在天色将晚的时分启程，穿越坦桑尼亚那片大草原。车厢晃动得厉害，车速比我想象的快。看着窗外那些飞速后退的晚霞、草丛树木、非洲人的小草屋，以及向我们友好地挥手的非洲当地人，一种特别的情愫油然而生。在非洲，这种历史性的联络感非常强烈。
当晚，我们一行人在一个小站下了车。黑灯瞎火的，没有一个中国人。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们没办法和草原里的工程队取得联系，在这个没有警察、没有电话的地方，万一出点意外，如何收场？
原来，坦桑尼亚通讯不太发达，电话一直打不通，即使打通了，在噪声中，我们到达的时间对方也听不清楚。工地上来接我们的汽车直到凌晨3点40分才开来。汽车开了近两个小时，我们才到达基汉寺电站工地。
第二天上午醒来，我们才看清楚此地到底什么样：这里杂草丛生、赤日炎炎、荒无人烟、动物出没。一群来自中国四川的工人，正在这里建设电站。他们下了飞机直接来到基汉寺，连达累斯萨拉姆是什么样都不晓得。有一个工人，把他每天抽的烟盒整整齐齐码在工棚角落；另外一个工人，在这里饲养了一只小猴子。即使生活再苦，他们也坚强地做下去，既为了国家的荣誉，也为了养家糊口。
为了采访他们，拍摄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我们和他们一起上工地、吃食堂，在草原深处的工棚里，我们共同生活了两天两夜。我们真正体会到在国外搞承包建设的点点滴滴，并开始去理解当年修坦赞铁路的岁月。
所以，当我们从基汉寺工地返回达累斯萨拉姆后，专程到位于西郊的陵园，向长眠在那里的60多位中国工程人员致以迟到的敬意。
记得那天的天气一反常态，强烈的阳光没有了，天上布满了厚云。当我们的小车驶进陵园时，丝丝细雨纷纷扬扬地洒下来。我们心情沉重，缓步走进鲜花盛开、松柏长青的陵园。我们几位记者均来自四川，此时在异国他乡，发现墓碑上的名字多是三十来岁的四川老乡时，禁不住更有一番愁绪上心头。我们在陵园纪念碑前一次又一次地鞠躬，以表达我们对这些献身于国际友好事业的同乡的深深敬意，并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些非凡而又无名的先驱者：罗毓升，33岁，成都人；刘光福，25岁，乐山人；向永举，34岁，南部人；戴先利，26岁，江津人；……
1996年3月30日晚，以上内容在四川电视台《荧屏立交桥》节目中播出了。没想到，就在成都，有一位观众，罗毓升烈士的妻子，她第一次看到了丈夫在东非洲的归宿地……
镜头勾起了她对亲人深深的怀念。我们到她家里，拍摄了她收存的烈士照片，欣慰地得知，烈士的儿子后来考上北京一所高校，毕业后去国外留学，现在科威特的中国公司承包项目上做项目经理，子承父业。烈士在天之灵有知，也当含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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