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提起明星，新一代青年总能如数家珍，而说起当年为新中国奋斗的科学家，他们不过知道邓稼先、钱学森等课本上的人物。
然而，在课本之外，还有很多将一生献给国家的元勋，他们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中国放卫星的任新民，便是其中一位。
一、自小立志，科技救国
1915年，任新民出生在安徽的一个殷实之家。祖父是朴实的农民，父亲是教师出生，后来一度管理当地教育事业，也是不小的官位。受父亲影响，任新民自小对知识颇有渴望。
14岁那年，他考上宣称第四中学。就读中学期间，北伐军战乱，作为学生，任新民岁不曾参与战争，却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从那时开始，他便知道，要救国，须革命，更须科技。
随后，他加入青年团，参与了几次暴动。只不过，那时的守旧势力太强，一群有志青年又怎么可能成功？
1934年，他考入中央大学，几年之后，进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那时，全面抗战已经拉开，中国地大地上遍布炮火。
任新民心中清楚，上战场，虽有个头却无武力，自己可能是个拖累。于是，他选择了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研究炮火。
在当时，论兵力人数，我国丝毫不亚于日军，但是在武器弹药上，却是望尘莫及。一味靠进口，不仅无法保证足量供给，更会多出一笔巨额费用。何况，长途运送武器，亦会多出许多风险。
1940年，任新民一方面担任兵工厂技术员，一方面担任大学讲师，为国家培养后备人才。他的研究，以黑火药替代无烟火药，最终在中缅战场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随后，任新民被送往美国深造。这次留学，也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基础。
二、家人去世，开始搞火箭
新中国前夕，任新民已经是布法罗大学的讲师，有名有利，生活惬意。
但正如巴斯德所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纵然在国外，任新民有更好的研究设备，有更高的福利待遇，但他始终心系祖国。回国之后，他成了南京科学研究室的研究员，开始研究“火箭”。
当时的中国，历经多年战乱，一穷二白，工业尚未真正起步，谈汽车都是一种奢侈，而任新民要做的，却是研究“火箭”。
从这时候开始，任新民的一生都扑在了火箭上。即便是父亲、儿子接连去世，他只能强忍悲伤，继续埋头苦干。
可是，造火箭哪里那么容易？
首先遇到的难题便是，研制火箭发动机。不管是材料还是工艺，当时的中国都缺乏太多关键技术。没有他国的帮助，以任新民为首的科学家们，只能一次次尝试。
有时候，测试发动机性能之时，他们满怀希望地尝试，却等来失败。五十来岁的任新民，在大漠中，没日没夜地寻找发动机残骸。只有如此，任新民才能分析失败原因，下一次才能离成功更近。
当东方红一号直冲云霄之时，任新民知道，他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了。
三、一生，只干了一件事
东方红成功之后，任新民并没有休息，他又进入了新型火箭研制的征程。在他的带领下，多款卫星被安全送上天空。
任新民的女儿还常常打趣：“只要父亲出差几个月，我们国家就有一件大好事发生。”
对于这个年迈的老者，同事们充满敬意，纷纷夸他是“常胜将军”。但任新民知道，在研究的过程中，哪里又所谓的常胜，不过都是用心血堆砌出的成果。
在研制的实践中，任新民特别注重细节问题，一个螺丝、一根导线，都可能造成无尽的伤亡。每次实验，他总会带领团队反复检查。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团队的力量才无穷。当有同事提出质疑事，任新民会格外重视，定要与大家商量，以实践得出结论才算满意。
他常说：“一个科技人员判断和处理技术问题，一是靠他的基础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二是靠他不断深入实际，从广大科技人员、工人那里，从实践中汲取和补充知识；三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前半生，任新民参加过革命，研制过炮火，后半生的61载中，他只专注一件事情。
晚年的任新民，用寥寥数语，概括了自己：“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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