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南归以后，实际并未得重用。南宋王朝先将辛弃疾统率南归的万余名义军解散，被当作南下流民安置在淮南各州县。随后，任辛弃疾为江阴签判。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赵构传位养子赵（孝宗）。孝宗即位之初主张抗金，收复失地，一面召回被秦桧贬黜流放外地的主战大臣胡铨、王十朋辛次膺等，一面起用主战老将张浚，筹划北伐。孝宗隆兴元年1163）夏，出师伐金。交战之初，宋军先后收复淮河以北若干失地，野为之鼓舞。但关键时刻另一主将邵宏按兵不动，使宋军在符离战役中遭致失败。北伐受挫，投降派卷土重来，孝宗也一改支持北伐的态度。隆兴二年（1164）四月解除张浚兵权。秦桧余党汤思退出任宰相，宋与金达成更为可耻的“
隆兴和议”。
辛弃疾纪念公园
从此南宋王朝又恢复了苟且偷安，含垢忍耻，万马齐喑的历史局面。辛弃疾南渡后的最初十年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下渡过的。他先后任江阴签判建康通判司农寺主簿等。虽然辛弃疾未得信用，官职低微，无权参与军国大计，但他仍一如既往为抗金复国这一头等大事奔走呼号，献计献策，展现出对国家民族的一片忠诚。他先后撰写出《美芹十论》、《九议》、《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议练民兵守淮疏》等重要政治军事论著，提出了一系列克敌制胜、反攻复国、实现统一的重大战略与策略设想。《美芹十论》又名《御戎十论》，全文共分“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 ”、“详战”十个部分。前有一简短序言，是向孝宗进奏的劄子，其中简要介绍了自己出身家世以及起义南归的经过。
辛弃疾
同时批评了朝廷以“持重”为“成谋”，实则畏敌如虎、坚持投降的政策。文中希望孝宗认清形势，下定决心，“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计”，立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完成复国统一之伟业。《十论》前三部分着重研究与分析敌情，“言虏之弊”，指出金国貌似强大实则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均存在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文章结合亲身体验揭露女真贵族奴隶主的民族高压政策中原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只要时机一到，便会揭竿而起。文章认为观察形势不应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应看到事物的本质。只有如此，才不会“沮于形”、“眩于势”，看到敌人可以战胜的依据，从而在战略上藐视敌方，树立坚定信心，战而胜之。
辛弃疾绘图
《十论》后七部分，陈述方略，“言朝廷之所当行”。针对南宋近四十年妥协投降所造成的恶果，文中提出一系列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建议与切实可行的措施。如在第四《自治》中批判了“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亡国论。希望朝廷坚定信心，“以光复旧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势而自卑 。”建议改变“待敌则恃欢好与金帛之间，立国则借形势于湖山之险”的错误方针，具体的办法是：“绝岁币”、“都金陵”。有此两项措施，必然会大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天下有战形矣，然后三军有所怒而思奋，中原有所恃而思乱”，上下一致，军民一心，内外呼应，“则恢复之功可必其有成。”在其五《守淮》中，辛弃疾详细分析了两淮地区的重要战略价值。如放弃淮南，则长江天险便失去屏障，江南之地亦不可保。一定要吸取弃淮守江而遭致灭亡的历史教训，把两建成进可攻、退可守的坚强阵地。
长江天险
第六《屯田》与以后所写的《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议练民兵守淮疏》等，都是这一战略策略思想的补充、发挥与具体化。在以下几章中还谈到治军方略与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的问题、防奸保密以及持久抗金的领导班子建设等问题。《十论》的最后一章是《详战》辛弃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北伐复国的战略战术。既然战争已不可避免，那就应当“出兵以攻人”，不能“坐而待人之攻”。即变被动为主动，把战争引向金人统治地区。他还认为应以山东居战略地位。因为“兵出山东则山东之民必叛虏以为我应”。“山东已下则河朔必望风而展，河朔已震则燕山者臣将使之塞南门而守。”果如此，则恢复中原便指日可待。《美芹十论》的提出，充分反映了辛弃疾政治家与军事家的才能智慧，充分反映出他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和胆识《十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珍贵历史文献，今天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军事家辛弃疾
如当时南宋统治集团能认真采纳并付诸实施，南宋的历史也许会有所变化。遗憾的是这部爱国抗敌重大战略著作并未得到重视，也未能稍有施行。辛弃疾经多年积累、长期思考才提供的此一改变南宋悲剧命运的苦口良方，竟然变成一纸空文。这真是莫大悲剧。南宋的灭亡已是必然的了。乾道六年（1170），宋孝宗召，辛弃疾，右丞相虞允文在场。辛弃疾借机详细论证抗金有利条件与必胜基础，提出完整的作战方案。但“
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宋史·辛弃疾传》）之后，辛弃疾又把他的意见写成《九议》呈虞允文，重述他在《美芹十论》中的正确主张，同时还补充一些新的建议。他在《九议》前言中还提出保证：“苟从其说而不胜，与不从其说而胜，其请就诛殛以谢天下之妄言者。”这说明，辛弃疾甘愿为国家民族献出一切。这是他挽救南宋灭亡命运的第二次努力。
辛弃疾作诗
然而，他的努力又落空了。和《十论》一样，《九议》也成空文一纸。辛弃疾的失落与苦闷可想而知。在此期间，为了宣泄忠言见弃、报国无门的苦闷，他开始了诗词创作。但对辛弃疾来说，诗词创作仍不外是政治这一大主潮之外的“余事”而已。他不会想到他后来竟能成为第一流大词人。此时的作品，跟他的政治军事论文一样，贯注着抗金复国的堂堂正气，唤醒世人不要忘记失陷的大好中原。“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建康史致道留守席上赋》）另方面他也感到正确主张难以采纳，南宋国事堪忧“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这些词句充分反映他对南宋前途的关注。
虎踞龙蟠
乾道八年（1172）春，辛弃疾由司农主簿调任滁州知州，做了一系列兴利除弊的好事：“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宋史·辛弃疾传》）他在任上贯彻并实践他在《十论》与《九议》中提出的主张，使滁州的面貌在短期发生显著变化。淳熙元年（1174）春，辛弃疾被调往建康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秋，经丞相叶衡推荐，孝宗在临安再次召见辛弃疾，任为仓部郎官。翌年四月湖北荆南爆发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商军起义所有进讨均接连失利。六月，经叶衡推荐任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讨捕茶寇。”（《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到任仅百天内即将震动南宋朝廷之茶商军起义全部平息。淳熙三年（1176）秋末冬初调襄阳任京西路转运判官，次年春又调为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
辛弃疾
淳熙五年（1178）春又任隆兴知府，三个月后又调临安任大理少卿。当年秋又出为湖北转运副使。第二年春又改任湖南转运副使。在任二年间，辛弃疾除勤于政务外又创建了“飞虎军”。这是他《十论》《九议》主张的又一次实践。“飞虎军”在捍卫边防以及后来同金兵作战中均发挥了积极作用。淳熙七年（1180）冬，辛又被调江西隆兴（今江西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目的是让他救荒。次年冬被调任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诏令公布不久，监察御史王蔺便进行弹劾，罪名是“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宋史》本传）同时反对他的人又罗织许多罪名。当局既不查证核实，也不容分辩，便罢了辛弃疾的官。以上便是辛弃疾南渡近二十年的为官生活，从此，又掀开他十年隐居生活新的历史一页。
辛弃疾
近二十年为官生涯中，辛弃疾始终利用时机向朝廷提出抗金复国的方略，从未妥协。在近二十年内多次任职期间，他尽最大可能来贯彻并实现自己的主张。但另方面，南宋妥协投降派却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辛弃疾的正确主张置之不理，并把他在地方上调来调去，从未委以重任，他的文韬武略与伟大抱负均未得发挥施展。对此，他一面坚持斗争，一面也产生了退隐思想。所以当他被罢官时，便欣然回带湖隐居去了。辛弃疾的罢官与退隐，说明贯穿南宋历史的“和”、“战”之争，以主和派取得胜利而告终。在近二十年为官期间，辛弃疾写下了70余首词。在这些词里反映了他抗金复国、重整河山的豪情壮志，抒发了对妥协投降政策的义愤，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初步形成了他雄豪悲壮的词风。《菩萨蛮·书江西皂口壁》、《水龙吟·建康赏心亭》、《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木兰花慢·席上呈张仲固帅兴元》与《祝英台近·晚春》等名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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