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的问题上，英国是逐渐由“中立”走向与清廷合作，干涉太平天国运动的。
1862年初，太平军第二次围攻上海所形成的攻势使得上海地方官、士绅、外国侨民都很渴望寻求一种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反击太平军带来的严重威胁。
虽然，在太平军进攻上海之前，上海地方官甚至江苏巡抚薛焕已经在“借师助剿”的问题上已经有所接触，但咸丰帝因为对洋人的忌惮，担心引狼入室，始终不同意“借师助剿”。鸦片战争后，江南已经成为列强既得利益的所在地，特别是在上海，清廷不想让太平军控制这里，列强更不希望让太平军控制上海，当太平军承诺不进军上海的期限届满，五路大军兵临上海之际，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派公使馆参赞巴夏礼拜会江苏巡抚薛焕，希望他奏请总理衙门，说明当前上海的危急形势，希望清廷批准“借师助剿”。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的洋大人》改写
老实说，在“借师助剿”的问题上，亲西方的恭亲王奕䜣是持赞同态度的。《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在太平军1860年第一次进攻上海之时，双方达成了妥协，太平军答应在1861年底之前不进攻上海，但考虑到太平军的承诺期限即将届满，到时候他们的既得利益是否会受到挑战，这都是未知的，因而，当太平军兵临上海之时，西方表现出积极的“助剿”热情。
众所周知，列强在太平天国与清廷之间本来是持“中立”立场的，当然是利益所致，没有利益的事情，列强肯定是不会干的。距离1861年底太平军的承诺期现一天天的逼近，太平军一旦控制上海，肯定会对其试图长期霸占上海的野心是一种打击，所以，本已松动的“中立”政策更加动摇。而经历了咸丰帝去世，祺祥政变的清廷，朝局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为西方的“助剿”热情提供了契机。
对于侵略者来说，要“借师助剿”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还需要一个合适的借口，毕竟英国对天平天国曾经做出承诺，在清廷与太平天国之间保持“中立”，虽然这一政策，在1861年夏季已经出现松动的迹象，但毕竟太平天国承诺不进攻上海的期限尚未到期，英国也不好悍然撕破脸皮。但是，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当时仍然感到，上海和宁波可能将成为太平军控制的热点区域，便向恭亲王奕䜣建议，中外共保通商口岸。为此，卜鲁斯照会恭亲王奕䜣说，我必须再一次向亲王殿下说明立即采取措施，防卫宁波和上海的必要性。
卜鲁斯的建议，当时恭亲王虽然很感兴趣，但正值咸丰帝病重，朝权掌握在肃顺集团手里。后来经历了咸丰帝病逝以及祺祥政变，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联手诛杀了肃顺等人，掌握了朝权，他才对卜鲁斯提出的中外共保通商口岸的建议予以答复，表示对这个建议感到满意，并已令有关督抚认真执行。
晚清官场的洋大人
1861年底，太平天国不进攻上海和吴淞周围三十英里以内地区的界限已满，英国要求展期的愿望难以实现。面对太平军进逼上海的紧急形势，英国为实现其“干涉政策”，便迫不及待为“借师助剿”寻找借口了，这个借口仍然是以外交讹诈的形式开始的。
1861年12月27日，英国驻东印度及中国舰队司令何伯指示在南京江面上巡弋的“狐狸”号舰长宾汉给太平天国发了一份语气强硬的照会，照会说，太平天国破坏了与英国的友好关系。主要有四点：第一，太平天国曾在占领区内抢劫了英国侨民，必须作出赔偿；第二， 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与英国轮船，不应受到太平天国的检查，理应自由地航行在长江上，也不受任何其他侵扰；第三，太平天国并没有认真执行不进入上海、吴淞三十英里以内的承诺，太平天国应督促自己的将士遵守这一承诺；第四，太平天国同时应该保证，不进入九江、汉口两处三十英里以内地区，不得侵扰镇江、焦山。[1]
四点指控，太平天国方面当然知道这是侵略者为准备与太平军作战寻找理由和借口，洪秀全等十分义愤和清醒，面对如此厚颜无耻的外交讹诈，他们明白，如果继续向列强让步只能刺激他们更大的贪欲，提出更多的非理要求。于是， 洪秀全让承袭赞王爵位的蒙时雍出面复照宾汉，对四点要求一一进行了反驳。
蒙时雍的复照开明宗义重申了太平天国的外交原则，“礼遇宗教同源国家”,主张“世代交好，有如一家”、 “以礼相待，推诚相见”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对于英国提出的四项要求，天朝不敢苟同。
《剿平粤匪方略》
对于第一项要求，蒙时雍复照说这一要求并无理由。“没有证据而要求赔偿，这是毫无道理的。这种无理要求本身也是一种极不友好的行动”。
第二项要求，蒙时雍表示，1861年春天协议时英国方面并未提到，而是这一次才找借口提出的，天朝定有税制，中国商人只要按章纳税，就可通行。英国却故意向中国商人出售国旗，躲避检查，躲避纳税，显然是损人利己之举。“且前次协定只限于贵国船只得以自由航行，而并未规定贵国可以雇佣中国木船”。“清妖将会雇佣这类帆船冒充你们的商船以逞其计。……我们的防御将要增加多么巨大的困难！”这项要求表明英国追求的“只是你们自己的私利而不顾他人的幸福”,“既没有考虑加强友好关系，也没有考虑遵守你们的诺言。”
对于第三项要求，当初承诺不进攻上海、吴淞三十英里以内地区，就是考虑到太平天国与英国信奉同一宗教，但就道义而言，太平天国肩负着为上帝光复全国的命运，不能弃寸土于不顾，对外商来说，经营商务是谋生之道。但是，在太平天国看来，保卫疆土也是神圣职责，况且承诺不进入上海以来，各路将领一直遵守协定，并为进入上海、吴淞。可是，“我天兵的责任在于杀妖，怎能禁止他们履行这一项神圣责任？如果上海，吴淞没有妖兵，忠王、侍王当不考虑派兵攻取这两个地方。如果你们愿意驱逐该两地清妖出境，我天朝将派遣文官前去安定地方，不仅保护居民，而且也将保护你们的商务。是以贵国何以惧我天兵进入百里之内耶？本年将尽，协定期限也将届满，我天朝军队不能仅考虑你们的商务而不进攻这两个地方。更有甚者，今当忠王、侍王率天兵数百万克复苏州、杭州及全省之际，忽接到你们此项提议，殊觉令人诧异？”[2]
恭亲王奕䜣（骑黑马者）与醇亲王奕譞（骑白马者）兄弟合影。
对于第四项要求，要求太平军做出保证，不进入九江、汉口等地，是极端荒谬的。清朝窃据神州，不敬耶稣，却信鬼神，作为上帝子女的英国，理应帮助太平军翦灭清妖，但是，作为信仰同源的英国却趁“我们将派遗大军攻取汉口、九江、镇江、焦山之际，忽然在维护友好关系的谎言下，企图占据这几个重要据点，暗中帮助清妖，钳制我军行动，真是咄咄怪事！此项要求，我国焉能照准？俟我军攻克汉口、九江、镇江、焦山，安抚各地之后，如贵国愿照常贸易，再来与我国商谈，有何不可？”
实际上，当初英国与太平天国谈判时，在提出不进入上海、吴淞的同时，也提出了不要进攻九江、汉口一事，但太平军只答应不进入上海、吴淞。对于不进入九江、汉口的要求则予以拒绝，太平天国当时在给英国的照会也严正声明：“我国务须进攻该地，并从而取得全国，因为全国都是上帝的土地。”英国只得让步，要求太平军保护英侨生命财产，英国“愿守中立，不助任何一方”。太平天国还接到李秀成函告，对英军在上海“竟仍协助清军防守该城”，提出抗议，“希望贵国不要重复上海之事”。
当时，英国也作了让步，只要求太平军能够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英国就可以保守中立，不帮助任何一方。太平军也答应了这个要求。按说，第四项要求在春天之时就已经达成协议，现在，英国却又找借口旧事重提，蒙时雍当然要予以批驳。对于第四条，蒙时雍还声明说：“我国要严厉镇压的仅在于清妖和盗贼，我们所要求取得的是全部中国。”[3]
既然英国提出四项要求的目的是在“中立”原则外衣下，为与清军联合找借口，那么这个借口，就要太平天国难以接受。当宾汉收到蒙时雍义正言辞、有理有节的复照时。当然，立即表现出极大的反弹。他十分恼怒地在收到复照的第四天，再次给蒙时雍发出了第二份照会，仍然是围绕着四项要求，无中生有，措辞更充满着火药味。
图为“复仇女神”号，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5至1840年在利物浦建造的一艘远洋汽轮兵舰
关于第一项要求，宾汉坚持说，以及给予太平天国以有力的证据，无须再辩驳。事实上，宾汉根本无力具体申辩蒙时雍找回重的批评和指责。
关于第二项要求，宾汉则蛮横地表示，英国方面既然已经提出就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要求太平天国必须接受，照会威胁说，不允许属于英国臣民的船舰，不论是欧洲制造的，还是中国制造的，受到任何方式、或任何借口的干涉。它们有无可怀疑的权力，在扬子江上航行不受一切干扰。你们干扰它们的话，你们就要冒风险。
关于第三项要求，宾汉也充满着战争意味地说：上海和吴淞两城镇已经在英法军队占领之下。如果你们再进攻这些地方，重复做过的荒唐事，那么，你们不仅将如上次那样受到打击，而且要承担一切后果。
对于第四项，宾汉似乎不太重视，他明白以太平天国目前的力量，还不具备进攻镇江、焦山的条件。
但是，太平天国收到宾汉的第二份照会并没有做出答复，不管是洪秀全还是蒙时雍，甚至太平天国青年将领李秀成都明白，继续与侵略者纠缠并不能使侵略者妥协。况且此时，李秀成进攻上海的决心已下，正在做积极的准备。而宾汉见太平天国不予理睬他的第二份照会，知道伪装的“中立”就要撕破了，也向何伯汇报了交涉情况，何伯于1862年1月5日狂妄地发出了战争叫嚣，声称定会让太平天国变得很驯服。1月7日，太平军水陆并进，向上海进发，第二次攻打上海。英国与清军联合镇压太平军的行动也从此开始。
法国铜版画中的洪秀全及其随从
宾汉与太平军交涉的情况，四项要求无果而终。当宾汉将这一情况向何伯报告的时候，何伯向国内海军部作了汇报，报告说，看来中立政策是搞不下去了，针对太平天国拒绝承诺永远不打上海，更不愿保证不进入各个通商口岸也不愿赔偿英国侨民损失的做法，只有武装干涉来代替过了时的中立政策了。
何伯在向海军部递交这一报告后，立即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其作战计划是：第一，加强与华尔洋枪队的合作，不再排斥和干涉华尔洋枪队对太平军的打击；第二，主张应该联军亲自参加行动，攻取嘉定、青浦、松江这些地区后转交给清军守卫。
何伯的计划通过海军部转交给英国外交部的时候，外交大臣罗塞尔对何伯的计划完全赞同，要求英法联军与清军合作，“从太平军手中夺取上海四周的乡村”。
从何伯的作战计划与英国方面的答复看，英国人此时的干涉目标和范围是有限的，并不意味着干涉就要全面的挑起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进攻的范围是上海三十英里以内地区及附近郊县，干涉的目的也主要是维护自己在华攫取的条约权利，并不是无条件的支持清廷。正如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所言，我们防卫上海，不是为了清帝国的的利益，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对我们说来，哪个朝廷统治中国是不重要的。驻华公使卜鲁斯也承认，“我们支持清政府，这是出于利益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感情的动机。”[4]
虽然英国军方和外交部支持何伯对太平军动武，但实际上英国国内对太平天国持两种态度：一种认为，为了条约利益，应该予以镇压；一种则反对镇压太平军，且这种声音还是很强大的。在英国商人方面，大多数英国国内的商人认为，英国一旦介入中国的内战，无可避免的影响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同时，商人们还认为，太平天国与清廷的对外政策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区别，他们不同情太平天国，但对清廷也没有什么好印象，认为一个闭关锁国的王朝，并不能使中英贸易得以扩大。
对此， 英国首相巴麦尊为何伯等主张武装干涉的人辩解说，“英国干涉了中国事务，这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利益。……我们干涉了中国事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条约权利受到了危险，我们的国家利益处于岌岌可危之境”。[5]看来，英国人所说的，英国干涉中国事务，给中国带来好处，最终的动机仍然是为英国服务的，目的仍然是维护英国的在华利益。
正是因为如此，英国开始了的干涉活动，开始与清军合作，开始了“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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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茅家琦：《太平天国与列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17、218页。
[2]茅家琦：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215页。
[3][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326页.
[4]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1958年版，第110页。
[5][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12、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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