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与人生哲学:挥之不去的流放感

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间飞逝。


他们陷身于峰顶与深渊的中间,上不上,下不下。不是在那里过日子,而是在不住地浮沉,被遗弃在没有定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之中。


——《鼠疫》 阿尔贝·加缪

航班取消、高速封闭、列车和城市公交停运,封城已经好些日子了。农村的戒备是森严的。小喇叭天天巡回播放,家家户户不准出门,街头巷道也都拉起了封锁线,凛冽的寒风中,有村民志愿者整日整夜地轮番值守。

不能上班的日子,一家人落得清闲。但时间一长,无所适从的焦虑开始滋生、蔓延。第一个坐不住的是爱操心的母亲,因为接到许多顾客的采购电话,一个又一个地回绝,内心却始终不安。特殊时期,供给有限,仅有的小商小贩们便很是忙碌,需求大增。放着送上门来的生意不做,自然是不甘心。人最怕跟人比了,看着别人忙活,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开导了很多次,还是寝食难安。

临时被告知要赶紧收拾东西,下午一点半到XX卫生所体检,到村委和市政府开通行证,尝试回市里返工。只能尝试,没有十成把握,但若是成功了,一时半会儿就不能再回来了。得到消息的时候,母亲还在做饭,一家人等待吃午饭,距离出发时间不到一个小时。

匆匆吃完午饭,囫囵地收拾行李,因为时间仓促,许多不太紧要的东西都拉下了。几天后,母亲还不无遗憾地说那么好的蔬菜可惜没来得及收拾。临走之前,仓促地跟卧病在床的爷爷告别,只有三言两语。这些天一直是爸爸日日夜夜无微不至地精心照顾,爷爷很是不舍,感觉他的病情好像一下子就严重了许多。但没有办法,只能互道保重。

《鼠疫》与人生哲学:挥之不去的流放感


一瞬间就明白了《鼠疫》中的流放感。那种茫然不知所措、却不得不被推着往前走的慌张无奈。前些天,总是劝服母亲,既来之则安之。她一时被我劝服稍得平静,一时又再次焦虑起来,反复在这样忽上忽下的情绪中起伏。所有人都在观望,若是突然有了新政策,都要尽早行动的。

流放感是一种不在其位的倒错感,且没有办法自主沉浮,只能随波逐流。人生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事与愿违是常态。只不过在寻常日子里,流放感不那么明显罢了。

而如今与日俱增的流放感,源于灾难让我们体验到了更多的生存真相。当远方的哭声逐渐逼近,危及到我们的同胞、乡亲、家人,我们才意识到每一个人的痛苦都与我有关。

疫情又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灾难,使人们既互相团结又互相排斥。当我们从传统的人情社会快速过渡到疫情社会,就要面临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一方面我们为深陷不幸的个体悲痛不已,一方面又默默地担忧未来的生计。个体同国家一样,面临着健康和经济的两难。生存压力从未离开。在解除危机之前,健康大于一切,但危机过后,生存现实又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任何情况下,生存哲学在都可以概括为近处与远处、当下与未来、个体与集体、短暂与永恒、理性与感性……多个二元对立面的平衡。界限是模糊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只能靠直觉和经验来找准最合适的位置。

从终极意义来看,“人生漂泊,如无根之萍”,流放感是无法驱逐的。但找到最合适的位置,能够把流放感降到最低。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找和调整这个位置。

正如《鼠疫》中所说,当前必须要做的,就是该认清的事情要认清,然后驱逐无用的疑虑,采取适当的措施,阻止疾病的蔓延,同时做好自己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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