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史上最幸运的人!却为何没有幸福?

  • 幸运招手,商鞅入秦

秦孝公凝视着挂在墙上的“六国版图”,面沉似水,一语皆无,他心中只有一个目标,让秦国强大。


商鞅,史上最幸运的人!却为何没有幸福?

历史,总是反复无常,却又重走“老路”。自大周解散以来,各诸侯国纷纷登台,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场不如一场。总觉得天下闹哄哄得不像个样子,得有人出来主持局面,大家表面上打哈哈,心里特明白,都想一统天下。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诸子百家,蜂拥而上,推销各自的“治国之道”,希望被国君采纳。

“道家”第一个被淘汰出局。他们“无为”而治的理念与现实“背道而驰”,冰炭不同炉,道家弟子即便是抬出他们的祖师老子,也无济于事,在国君看来,他们是痴人说梦,南辕北辙。主张“仁爱”的儒家也上不了台面,他们的祖师孔子曾游说六国,却碰得鼻青眼肿。墨家的“兼爱非攻”夹在儒家和法家之间,可有可无,他们“扶弱惩强”,“毙暴主仁”的主导思想,也难入统治者的视线。

<strong>道家、儒家、墨家皆被抛弃,现实选择了法家,选择了商鞅。


商鞅,史上最幸运的人!却为何没有幸福?

不论是早期的李悝,申不害,还是后来的韩非子,和他们比,商鞅无疑是最幸运的。李悝、吴起灵光一现。而韩非子压根就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只能终身“纸上谈兵”,终老韩国,将胸中韬略倾注于书简,因为他是韩国国君的儿子。而商鞅不同,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跳槽,是这一时代的热词。吴起去了楚国,李悝去了魏国,但他们都没有商鞅幸运,商鞅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 我自独开,等君归来

秦孝公,商鞅此生难以割舍的“恩公”与“宿命”。

秦孝公发誓强秦,开出了历史上最优厚的招聘待遇-与之分土。换言之,谁能让秦国强大,国家将有他的股份。商鞅三见秦孝公,双方反复试探,摸清了对方的底,二人心如明镜,要将秦国折腾得天翻地覆,没有“一意孤行”的决心和“一条道走到黑”的意志是不可能完成使命的。商鞅誓作利剑,定将秦国的痼疾砍去、剜除。刮骨疗伤,何其痛也,没有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变法必将夭折。

商鞅忠心秦孝公,秦孝公不负商鞅。商鞅一心为国,于公而言,要使秦国强大,于私而言,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而至于个人爵禄,商鞅不在乎,客卿、左庶长,丞相,于商鞅而言,不过称谓罢了,它只是附加于自己变法的一种手段而已,目的是为了更好推行变法。甘龙、杜挚,公子虔,乃至太子,整个贵族的利益被商鞅连根拔起,商鞅利剑所到之处,哀嚎遍野,怨恨如山,弹劾、暗杀不断。


商鞅,史上最幸运的人!却为何没有幸福?

秦孝公力排众议,决议和商鞅一道将变法进行到底我。从变法的那一刻起,他的眼里只有国家,只有商鞅,所有对商鞅的非议和弹劾,都被他拒绝、驳斥。商鞅要什么,他给什么,商鞅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同李愧、吴起、申不害、韩非子比,商鞅是人间的幸运儿,他和秦孝公的当属“非常君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商鞅相秦十年,《史记》记载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 君子归去,我欲何求

商鞅应该预料到他的未来,难道是他不愿意说出来,是因为害怕,还是他原本就不相信?

赵良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商鞅,“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在一语中的之前,赵良还说“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子危若朝露,尚将余寿延年益乎?”


商鞅,史上最幸运的人!却为何没有幸福?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商鞅何等聪明,难道他听不出弦外之音?商鞅明白,但他却不太相信。商鞅一生,光明磊落,一意孤行,体现了他的“专”和“忠”。专于国家,忠于秦公,以至于他“无己”。心中“无己”的人,没有朋友,没有情感,没有圈子,没有利益纽带,没有人情世故,只顾“个人理想”,而无人间烟火,以至于“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他痴迷于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法度,走火入魔,钻进死胡同,全然忘记了这一切是依附于秦孝公和他共同打造的政治权力的框架上,权力给了他的,也一定能剥夺,秦孝公死后,商鞅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瞬间跌落神坛,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这就是他打造的政治权力怪圈。商鞅之死,与其说被敌人杀,不如说自杀。


商鞅,史上最幸运的人!却为何没有幸福?

结束语:商鞅入秦,自掘坟墓,不仅自死,亦为大秦挖好坟墓。商鞅是心无杂念而唯有“自我”的犟人,是一心为国而心中“无己”的硬人;是完全被体制化了的身无“旁物”“专人”,是一个极其简单而又异常“复杂”的怪人。他创造了历史,而历史却抛弃了他,他是一个成功者,更是失败者。毋庸置疑,他既是幸运者,又是不幸者。

图片来源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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