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应该算是一本“性价比”极高的书，不到200页，这本书虽然薄但却很有“分量”。回看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发展的轨迹有许多相似之处，过去遇到的问题，略改面目又会重新遇到，许是因为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只是在不同时期表选出不同的时代特色罢了。参考前人的解决之道，着手解决当前的问题，又为后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大概是“以史为鉴”的价值所在了。
以本书为例，作者所处时代背景是一个“破旧立新”大变革时代，然而所谓的“旧制度”是否真的黑暗专制、一无可取之处需要完全摒弃，新的制度又需要怎样建立，是人们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面对当时“制度决定论”及排斥一切的旧文化、旧传统的社会环境，作者心平气和的对传统文化、政治进行检讨，力图消除人们对传统文化之误解。这应是作者写作之目的所在。
这本《中国政治得失》可读性极强，可能因为是讲稿修改而成，所以读起来很是顺畅，亲切自然，娓娓道来。内容上作者选取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为主要的讨论对象，分别从“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四个方面来对政治制度做以分析评说。整体来看，钱穆先生对这五个朝代的评价与传统的评价一致，推崇汉唐，认为宋代积贫积弱，明清则专制加强。但具体细看，又有区别，作者对汉代的地方政治给予极高的评价；唐代的贡献则主要在制度的建设方面；宋代“宋之于唐，只好像说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到了明代政治制度有所退步；及至清代已经谈不上什么制度了，“只能叫做事件或者法术。”
虽然是本从宏观角度梳理政治制度的书籍，但却没有只关注制度，而是同样注重制度的落实，制度和人事的结合。 作者强调制度的建设，认为“汉光武帝自身是一个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政策……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仔细一想，正是因为对于皇权约束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一代代中国普通农民，只能“盼明君”，把希望寄托在出现一位圣明君主，但显然，这种事得很随机，并且早年英明神武的，晚年多半也昏庸多疑。
讲明代时候，作者举例张居正的例子，也是说明如此问题，建章立制、名正言顺之重要，“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府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之传统……虽然他在当时有很大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是因为认为他是一个权臣而非大臣。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而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言…张居正并未能先把政治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上有利弊不相抵之所在”。
张居正生前权势滔天，他一死，全家就被抄，若在唐宋，张居正可算得上是一代贤相，但到了明代却落得全家惨淡下场，着实可惜。但追根到底是明代与之前制度不同了。从这也能看出建章立制之重要，有时候我们很难说是结果正确重要还是程序正确更重要，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是追求结果正确可保证一时，程序正确才是根本所在。正确的程序虽不能保证结果一定正确，但正确的结果却多数来源于合理、合法、合规的程序。
尽管钱穆先生抨击中国古代越往后，皇权不断加强，相权衰落，但亦不得不承认这种趋势并未一人或者一朝可以形成。唐代宰相上朝尚可有座位，并赐茶，到宋代宰相也一同站着，“据说当时宰相是为了避嫌起见，为了表示忠诚拥戴新皇帝起见，所以过自谦抑，逊让不坐，这样才把政府尊严皇帝尊严渐渐提起，渐渐恢复了。就事论事，这也该有可愿。固然这也是当时大臣不知大体，又兼之以一种心理上的自卑感，才至于如此。若使在唐代，由门第传统出头的人来处此局面，他们决不会如此干。又像西汉初年一辈朴讷无文来自田间的人，也不会如此。那是晚唐五代进士轻薄传下的一辈小家样的读书人，才如此做。但他们当时的用心，终还是可原谅的。不过事情隔久了，这事情演变之本原意义忘失了，后人便只见得皇帝之尊严与宰相之卑微了。”
钱穆先生对此段分析，很是精妙，把中国文化中以及传统中国人心理那点“不可捉摸”、“不好直言”传达的很是到位，尤其是对于晚唐进士的心理把握，仔细一想也确实如此，古代是，现在又何尝不是？战乱多年，最不好过的是普通穷苦人家的读书人，一介书生无用武之地，生活上也紧紧巴巴。宋代，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但却一下子被推举到众人面前，又没有家势撑腰，于是官场上难免胆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兢兢业业、生怕一步走错，丢了来之不易的机会。
钱穆先生在书前言中列举了讨论政治制度所应注意，其中第六点对我们至今仍有重大启示。“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广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我们讲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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