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全球關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時，東非正陷入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沙漠蝗蟲災害，其情景堪稱2005年4月上映的《蝗蟲毀滅日》裡的現實版。

據12日《華盛頓郵報》中描述：

“從遠處看，它們就像一股濃煙，隨著它們不斷靠近，數十億隻呈現在你面前，像暴風雪一樣洶湧，像雨滴一樣難以計數，像貪婪的怪物一樣令人驚恐地撲來。它們猛烈拍打著翅膀，像不祥之雲擋住太陽。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都熟知和害怕的害蟲，正在入侵東非。”

從這段描述中我們可以感覺到蝗群是多麼地可怕！當然，對於蝗災，不光是東非或者近代才會有發生，其實在我們古代就已經遭受過很多次蝗災了。許多古文中對於蝗災也有類似的描寫，比如：蝗飛蔽天、草木葉牛毛皆盡、田禾俱盡、民食蝗、人相食……等等，當時的現狀慘不忍睹。

蝗災對人類的生活危害這麼大，對於科技技術發達的現代社會來說，可以想出很多種方法來治理蝗蟲，但是，古代的人們又是如何面對蝗蟲災害的呢？

古代人對蝗蟲的認識

蝗，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曰：”蝗，螽也。“《廣雅》中曰：“螽，蝗也。”

而關於蝗災的記錄中國的古籍中也早有記載。《呂氏春秋·不屈篇》記載：“匡章，孟子弟子，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蔽天狀如霜雪，是歲天下失瓜瓠。”可見，早在先秦時代人們就已經知道蝗災的危害。

正因為蝗災的可怕性和災害性，唐代歐陽詢在所編撰的《藝文類聚》中，並沒有將“蝗”字放在“蟲”部，而是放在“災異部”中，在這個災異部類中，首先便是“旱”、“祈雨”，然後就是“蝗”。可見，蝗災在農業自然災害中居於顯要的位置。

明代著名科學家徐光啟在《除蝗蔬》中將水災和旱災與蝗災也作了比較：

“兇飢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澤有偏被，水旱為災，尚多幸免之處，惟旱及而蝗，數千裡間草木皆盡，或牛馬羊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於水旱也。”

沙漠蝗蟲

因此，在古代的三大農業自然災害中，蝗災是最為嚴重的自然災害之一。

蝗蟲俗稱“螞蚱”，屬直翅目，包括蚱總科、蜢總科、蝗總科三大類，全世界有10000種以上。蝗蟲主要包括飛蝗和土蝗，其中沙漠蝗是世界上最具毀滅力的成災蝗蟲。一個普通大小的蝗群大約有4000萬隻蝗蟲，每天可移動150公里，並可以吞噬掉3400萬人一天的食物。

而我們中國的飛蝗主要有：東亞飛蝗、亞洲飛蝗、西藏飛蝗三種，其中東亞飛蝗一直以來是我國分佈範圍最廣，危害最嚴重的種類。

昆蟲的一生，它的外部形態與內部器官要經歷幾次很大的變化才能成蟲，我們稱它們的變化為“變態”。大多數的昆蟲如蝴蝶、蒼蠅、蜜蜂等都要經過卵-幼蟲-蛹-成蟲這四個時期，就叫做完全變態。而蝗蟲的一生只有卵-若蟲-成蟲這三個時期，沒有蛹期，被我們稱為不完全變態。

蝗蟲的“若蟲”期也被稱為“蝻”，只有翅芽還不能飛，只能跳。當然這個我們古代人們也早已通過細緻地觀察也已經知道。《太平廣記》的《昆蟲七·螽斯》中就有記載：“羽翼未成，跳躍而行，其名為蝻。”

明末清初時期，明朝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時，阮大鋮專權，當時為了打擊以東林黨為首的政敵，就作了一本《蝗蝻錄》，喻東林黨為“蝗”，以東林社為主導思想而後建立的復社則為“蝻”，企圖把他們一網打盡。

因此，從阮大鋮的《蝗蝻錄》這個題目我們可以看出，那時候我們古代的人們就早已發現蝗蟲的三態變化了。

但是，對於蝗蟲的來源，古人卻並不太知道。

比如，李昉的《太平廣記》記載：“蝗之殘民，若無功而祿者然，皆貪撓之所生，先儒以為人主失禮煩苛則旱，魚螺變為蟲蝗，故以屬魚孽。”說蝗蟲是由小魚、魚螺化生而來。

再比如，歐陽修《新唐書》：“蝗之為孽也，蓋沴氣所生，螽斯臭腥，或曰，魚卵所化。”認為蝗災是魚卵造成的災禍。

在《酉陽雜俎》中更是認為江中的小魚不僅可以轉化為吃五穀的蝗蟲，百年後還可能轉化為老鼠。

這些古人對蝗蟲的初步認識都是緣於蝗蟲多發生於河灘荒地，又加上蝗卵和魚卵分不清，所以才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總的來說，在不斷與蝗災作鬥爭的過程中，古代人們對於蝗蟲的認知也在逐步加深。

八臘廟與劉將軍廟的驅蝗神信仰

在古代社會里，由於人們對蝗蟲的認知有限，所以，面對蝗災防不勝防、措手無策，所以就有了當時普遍存在的“天譴”思想。

“天譴論”的思想是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而產生的，他們常常認為，上天對人類降下的災禍和祥兆，是上天對人類的懲罰和嘉獎，而且人的行為也能感化上天以改變原來的安排。

《漢書·董仲舒傳》中記載：“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這就是漢代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應”的思想。他的言論得到了漢武帝的支持，從而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種思想一直被各個朝代的統治者所接受，影響了中國幾千年。以至於蝗災來臨，許多的地方官員，都不是忙著治理蝗災，而是忙著發佈“通飭”，命令各個州縣去祈禱許願、唱戲修廟，以得到上天的護佑，將蝗蟲早日驅逐去境。

因此，建廟祈神，是當時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非常盛行的事情。

中國著名地理學家陳正祥說：“有八蜡廟或劉猛將軍廟的地方，一定有嚴重的蝗蟲災害；反之，沒有蝗災，或偶有蝗災而並不嚴重的地區，也就不必此等神廟了。”

《禮記·郊特性》記載：“八蜡以祀四方。”據東漢經學家鄭玄註釋：四方，方有祭也，蠟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因此，建“八蜡廟”則是為了除蟲捍災御患的神袛，到八蜡祭發展到唐代時，已經是十分隆重了，皇帝與人民都要參加。

到了南宋，又興起了祭祀劉猛將軍廟以驅蝗蟲的習俗。

劉猛將軍廟主要流行於江浙一帶，其中以蘇州地區的各縣農村最為盛行。據《崇禎吳縣誌·風俗》記載：

“十三日詣吉祥庵謁揚威侯，俗稱劉猛將。燃巨燭如桮棬，至半月始滅。七月初，田夫耕耘甫畢，各醵錢祀猛將，曰燒青苗。橫塘、木瀆等尤盛。”

那麼，劉猛將神又是如何發展為驅蝗神的呢？

宋室南渡時期，由於中原淪為金朝統治區，朝廷想要依靠忠勇之士收復失地，則是當朝統治者最為迫切的希望。於是，南宋出現了對忠勇之士不斷賜號追封的現象。同時，也對這些忠義之臣不斷地神化，欲借這些神力來激勵人心，捍衛朝廷。

此外，當時宋代對於祠廟、神靈的加封和賜額的政策也形成了一套廟額爵號加封的制度。男性的爵位分為侯、公、王。女性神位則分為夫人、妃兩檔。道教神分為真人、真君。而且同一檔次的爵位所含的字數分為二字、四字、六字三等。到了南宋，從六字擴充到了八字，而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了南宋末年。

所以，對於劉猛將神的加封，也是在當時封賜制度盛行下產生的。而當時劉猛將神也不止一人，其中有：劉錡、劉銳、劉仲偃等，都是南宋赫赫有名的武將。

南宋景定四年，在今天的蘇州建立揚威侯，後加封為“吉祥上義中天王”，所以又名吉祥庵，後人又稱為劉猛將軍廟，或猛將軍堂。當時舉行祭祀、廟會演戲的習俗一直延續到了清代。

清代，雍正二年（1724年），劉猛將神則被雍正皇帝換成了元末江淮指揮使劉承忠，並被列為官方驅蝗正神，記入祀典。

劉承忠也是唯一位由官方祭祀、列為驅蝗正神並記入祀典的一位驅蝗神。

雖然民眾修建八蜡廟和劉猛將神廟進行祭拜祈福，帶有一定的荒謬和迷信色彩，但也在逐漸演變的過程中，沉澱了極富中國文化特色的一種民風習俗。

從消極對蝗到積極治蝗的轉變

儘管“天譴論”的思想深入人心，但由於歷年的蝗災給人們帶來的危害有增無減，所以，也有些官員提出了滅蝗的措施，唐朝的宰相姚崇就是其中一人。

《舊唐書·姚崇傳》記載，唐玄宗時期，河南發生了一次特大蝗災，只要是蝗蟲飛過的地方便寸草不生。然而，此時的人們還是沉迷於消災祈福，致使災情越來越嚴重。宰相姚崇看不下去了，於是給玄宗上奏摺，說蝗蟲只不過是一種害蟲，完全可以消除的。玄宗十分信任姚崇，於是馬上批准了奏章，姚崇開始實行用火攻滅蝗的行動。

但是，汴州（今河南開封）刺史倪若水拒不執行，上奏給玄宗說：“蝗是天災，自宜修德。”認為只要虔誠地設祭祈恩，燒香禮拜就可以了。一時間朝廷上下官員也都認為除蝗不妥，連玄宗都有種殺蟲作孽的心理了。

姚崇以前朝的蝗災舉例加以反駁：“昔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忍不除，致使苗稼總盡，人至相食。後秦時有蝗，禾稼及草木俱盡，牛馬至相啖毛。”如果再放任不除，則又會導致人相食，牛馬互齧毛的慘狀了。

而針對玄宗殺蟲作孽的心理，姚崇說由他一人處理，如果“因緣致禍”他一個獨受。就這樣，玄宗才終於答應下詔滅蝗。當時僅汴水一地，運用姚崇的焚燒之法就捕蝗十四萬石。可見當時的蝗災有多麼嚴重。

在當時“天譴論”思想十分嚴重的背景下，姚崇的滅蝗取得了很大成功，以事實向廣大官員證實了蝗蟲是可以防治的。這在中國治蝗史上意義重大，後人只要提起滅蝗，就必然想起姚崇。

這也說明，“德化蟲災”的思想也不再像以前那麼根深蒂固，使唐代成為由消極對待蝗災向積極捕除蝗蟲的轉折朝代。

唐代的職官制度上已經有專門掌管災害的官員，據《新唐書》記載：“每歲，尚書省諸司具州牧、刺史、縣令殊功異行，災蝗祥瑞，戶口賦役增減，盜賊多少，皆上於考司。”也就是說，蝗災也是考核官員功過的一部分。

而對於瞞報者，《唐律疏義》中則規定：“諸部內有旱澇霜雹蟲蝗為害之處，主司應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覆檢不以實者，與同罪。”

姚崇滅蝗只是第一步，後來，接著又有了“募民捕蝗”、“以蝗易粟”、“以蝗換錢”的舉措。這都可以從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中可以看出當時募民捕蝗的情況。

河南長吏言憂農，課人晝夜捕蝗蟲。

是時粟鬥錢三百，蝗蟲之價與粟同。

實行這些措施以後，無疑調動了老百姓捕蝗蟲的積極性，得到了當時官員和百姓的熱烈響應。

後來，明朝著名的科學家、政治家徐光啟寫了一本《除蝗疏》，從中歸納了歷代許多除蝗蟲的方法。受徐光啟的影響，進入清朝，有關治蝗的書也漸漸多了起來。如湖廣佈政使俞森的《捕蝗集要》；山東蒲松齡的《捕蝗蟲要法》；江蘇顧彥的《治蝗全法》；浙江陳方生的《捕蝗考》等等。

雖然古代人們的治蝗觀念，在今天看來是不科學的，但也有其現實的意義。

中國自古就是農耕社會，如果發生了蝗災，具有“天人合一”的民俗思想的人們，難免會因“天災”引起“天譴”的聯想。又因為蝗災的發生具有其地域性和季節性，地方官員對於天高皇帝遠的許多地區來說，又何嘗不是百姓眼中的“天”？而對於那些貪官汙吏，在老百姓的眼裡，又何嘗不是比蝗蟲還要可惡？

所以，把地方官員的行為表現與蝗蟲的災害對應起來，寄予一種“以德化災”的願望，也其實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所以，恩格斯說：“即使是最荒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類本質的永恆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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