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全球关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时，东非正陷入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沙漠蝗虫灾害，其情景堪称2005年4月上映的《蝗虫毁灭日》里的现实版。

据12日《华盛顿邮报》中描述：

“从远处看，它们就像一股浓烟，随着它们不断靠近，数十亿只呈现在你面前，像暴风雪一样汹涌，像雨滴一样难以计数，像贪婪的怪物一样令人惊恐地扑来。它们猛烈拍打着翅膀，像不祥之云挡住太阳。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都熟知和害怕的害虫，正在入侵东非。”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蝗群是多么地可怕！当然，对于蝗灾，不光是东非或者近代才会有发生，其实在我们古代就已经遭受过很多次蝗灾了。许多古文中对于蝗灾也有类似的描写，比如：蝗飞蔽天、草木叶牛毛皆尽、田禾俱尽、民食蝗、人相食……等等，当时的现状惨不忍睹。

蝗灾对人类的生活危害这么大，对于科技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来说，可以想出很多种方法来治理蝗虫，但是，古代的人们又是如何面对蝗虫灾害的呢？

古代人对蝗虫的认识

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曰：”蝗，螽也。“《广雅》中曰：“螽，蝗也。”

而关于蝗灾的记录中国的古籍中也早有记载。《吕氏春秋·不屈篇》记载：“匡章，孟子弟子，谓惠子于魏王之前曰：'蝗螟，农夫得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蔽天状如霜雪，是岁天下失瓜瓠。”可见，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蝗灾的危害。

正因为蝗灾的可怕性和灾害性，唐代欧阳询在所编撰的《艺文类聚》中，并没有将“蝗”字放在“虫”部，而是放在“灾异部”中，在这个灾异部类中，首先便是“旱”、“祈雨”，然后就是“蝗”。可见，蝗灾在农业自然灾害中居于显要的位置。

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在《除蝗蔬》中将水灾和旱灾与蝗灾也作了比较：

“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及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羊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

沙漠蝗虫

因此，在古代的三大农业自然灾害中，蝗灾是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蝗虫俗称“蚂蚱”，属直翅目，包括蚱总科、蜢总科、蝗总科三大类，全世界有10000种以上。蝗虫主要包括飞蝗和土蝗，其中沙漠蝗是世界上最具毁灭力的成灾蝗虫。一个普通大小的蝗群大约有4000万只蝗虫，每天可移动150公里，并可以吞噬掉3400万人一天的食物。

而我们中国的飞蝗主要有：东亚飞蝗、亚洲飞蝗、西藏飞蝗三种，其中东亚飞蝗一直以来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危害最严重的种类。

昆虫的一生，它的外部形态与内部器官要经历几次很大的变化才能成虫，我们称它们的变化为“变态”。大多数的昆虫如蝴蝶、苍蝇、蜜蜂等都要经过卵-幼虫-蛹-成虫这四个时期，就叫做完全变态。而蝗虫的一生只有卵-若虫-成虫这三个时期，没有蛹期，被我们称为不完全变态。

蝗虫的“若虫”期也被称为“蝻”，只有翅芽还不能飞，只能跳。当然这个我们古代人们也早已通过细致地观察也已经知道。《太平广记》的《昆虫七·螽斯》中就有记载：“羽翼未成，跳跃而行，其名为蝻。”

明末清初时期，明朝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时，阮大铖专权，当时为了打击以东林党为首的政敌，就作了一本《蝗蝻录》，喻东林党为“蝗”，以东林社为主导思想而后建立的复社则为“蝻”，企图把他们一网打尽。

因此，从阮大铖的《蝗蝻录》这个题目我们可以看出，那时候我们古代的人们就早已发现蝗虫的三态变化了。

但是，对于蝗虫的来源，古人却并不太知道。

比如，李昉的《太平广记》记载：“蝗之残民，若无功而禄者然，皆贪挠之所生，先儒以为人主失礼烦苛则旱，鱼螺变为虫蝗，故以属鱼孽。”说蝗虫是由小鱼、鱼螺化生而来。

再比如，欧阳修《新唐书》：“蝗之为孽也，盖沴气所生，螽斯臭腥，或曰，鱼卵所化。”认为蝗灾是鱼卵造成的灾祸。

在《酉阳杂俎》中更是认为江中的小鱼不仅可以转化为吃五谷的蝗虫，百年后还可能转化为老鼠。

这些古人对蝗虫的初步认识都是缘于蝗虫多发生于河滩荒地，又加上蝗卵和鱼卵分不清，所以才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总的来说，在不断与蝗灾作斗争的过程中，古代人们对于蝗虫的认知也在逐步加深。

八腊庙与刘将军庙的驱蝗神信仰

在古代社会里，由于人们对蝗虫的认知有限，所以，面对蝗灾防不胜防、措手无策，所以就有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天谴”思想。

“天谴论”的思想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他们常常认为，上天对人类降下的灾祸和祥兆，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和嘉奖，而且人的行为也能感化上天以改变原来的安排。

《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就是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的思想。他的言论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从而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种思想一直被各个朝代的统治者所接受，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以至于蝗灾来临，许多的地方官员，都不是忙着治理蝗灾，而是忙着发布“通饬”，命令各个州县去祈祷许愿、唱戏修庙，以得到上天的护佑，将蝗虫早日驱逐去境。

因此，建庙祈神，是当时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非常盛行的事情。

中国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说：“有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的地方，一定有严重的蝗虫灾害；反之，没有蝗灾，或偶有蝗灾而并不严重的地区，也就不必此等神庙了。”

《礼记·郊特性》记载：“八蜡以祀四方。”据东汉经学家郑玄注释：四方，方有祭也，蜡有八者：先啬一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

因此，建“八蜡庙”则是为了除虫捍灾御患的神袛，到八蜡祭发展到唐代时，已经是十分隆重了，皇帝与人民都要参加。

到了南宋，又兴起了祭祀刘猛将军庙以驱蝗虫的习俗。

刘猛将军庙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其中以苏州地区的各县农村最为盛行。据《崇祯吴县志·风俗》记载：

“十三日诣吉祥庵谒扬威侯，俗称刘猛将。燃巨烛如桮棬，至半月始灭。七月初，田夫耕耘甫毕，各醵钱祀猛将，曰烧青苗。横塘、木渎等尤盛。”

那么，刘猛将神又是如何发展为驱蝗神的呢？

宋室南渡时期，由于中原沦为金朝统治区，朝廷想要依靠忠勇之士收复失地，则是当朝统治者最为迫切的希望。于是，南宋出现了对忠勇之士不断赐号追封的现象。同时，也对这些忠义之臣不断地神化，欲借这些神力来激励人心，捍卫朝廷。

此外，当时宋代对于祠庙、神灵的加封和赐额的政策也形成了一套庙额爵号加封的制度。男性的爵位分为侯、公、王。女性神位则分为夫人、妃两档。道教神分为真人、真君。而且同一档次的爵位所含的字数分为二字、四字、六字三等。到了南宋，从六字扩充到了八字，而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南宋末年。

所以，对于刘猛将神的加封，也是在当时封赐制度盛行下产生的。而当时刘猛将神也不止一人，其中有：刘锜、刘锐、刘仲偃等，都是南宋赫赫有名的武将。

南宋景定四年，在今天的苏州建立扬威侯，后加封为“吉祥上义中天王”，所以又名吉祥庵，后人又称为刘猛将军庙，或猛将军堂。当时举行祭祀、庙会演戏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清代，雍正二年（1724年），刘猛将神则被雍正皇帝换成了元末江淮指挥使刘承忠，并被列为官方驱蝗正神，记入祀典。

刘承忠也是唯一位由官方祭祀、列为驱蝗正神并记入祀典的一位驱蝗神。

虽然民众修建八蜡庙和刘猛将神庙进行祭拜祈福，带有一定的荒谬和迷信色彩，但也在逐渐演变的过程中，沉淀了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民风习俗。

从消极对蝗到积极治蝗的转变

尽管“天谴论”的思想深入人心，但由于历年的蝗灾给人们带来的危害有增无减，所以，也有些官员提出了灭蝗的措施，唐朝的宰相姚崇就是其中一人。

《旧唐书·姚崇传》记载，唐玄宗时期，河南发生了一次特大蝗灾，只要是蝗虫飞过的地方便寸草不生。然而，此时的人们还是沉迷于消灾祈福，致使灾情越来越严重。宰相姚崇看不下去了，于是给玄宗上奏折，说蝗虫只不过是一种害虫，完全可以消除的。玄宗十分信任姚崇，于是马上批准了奏章，姚崇开始实行用火攻灭蝗的行动。

但是，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上奏给玄宗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认为只要虔诚地设祭祈恩，烧香礼拜就可以了。一时间朝廷上下官员也都认为除蝗不妥，连玄宗都有种杀虫作孽的心理了。

姚崇以前朝的蝗灾举例加以反驳：“昔魏时山东有蝗伤稼，缘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总尽，人至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及草木俱尽，牛马至相啖毛。”如果再放任不除，则又会导致人相食，牛马互啮毛的惨状了。

而针对玄宗杀虫作孽的心理，姚崇说由他一人处理，如果“因缘致祸”他一个独受。就这样，玄宗才终于答应下诏灭蝗。当时仅汴水一地，运用姚崇的焚烧之法就捕蝗十四万石。可见当时的蝗灾有多么严重。

在当时“天谴论”思想十分严重的背景下，姚崇的灭蝗取得了很大成功，以事实向广大官员证实了蝗虫是可以防治的。这在中国治蝗史上意义重大，后人只要提起灭蝗，就必然想起姚崇。

这也说明，“德化虫灾”的思想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根深蒂固，使唐代成为由消极对待蝗灾向积极捕除蝗虫的转折朝代。

唐代的职官制度上已经有专门掌管灾害的官员，据《新唐书》记载：“每岁，尚书省诸司具州牧、刺史、县令殊功异行，灾蝗祥瑞，户口赋役增减，盗贼多少，皆上于考司。”也就是说，蝗灾也是考核官员功过的一部分。

而对于瞒报者，《唐律疏义》中则规定：“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覆检不以实者，与同罪。”

姚崇灭蝗只是第一步，后来，接着又有了“募民捕蝗”、“以蝗易粟”、“以蝗换钱”的举措。这都可以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中可以看出当时募民捕蝗的情况。

河南长吏言忧农，课人昼夜捕蝗虫。

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

实行这些措施以后，无疑调动了老百姓捕蝗虫的积极性，得到了当时官员和百姓的热烈响应。

后来，明朝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写了一本《除蝗疏》，从中归纳了历代许多除蝗虫的方法。受徐光启的影响，进入清朝，有关治蝗的书也渐渐多了起来。如湖广布政使俞森的《捕蝗集要》；山东蒲松龄的《捕蝗虫要法》；江苏顾彦的《治蝗全法》；浙江陈方生的《捕蝗考》等等。

虽然古代人们的治蝗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科学的，但也有其现实的意义。

中国自古就是农耕社会，如果发生了蝗灾，具有“天人合一”的民俗思想的人们，难免会因“天灾”引起“天谴”的联想。又因为蝗灾的发生具有其地域性和季节性，地方官员对于天高皇帝远的许多地区来说，又何尝不是百姓眼中的“天”？而对于那些贪官污吏，在老百姓的眼里，又何尝不是比蝗虫还要可恶？

所以，把地方官员的行为表现与蝗虫的灾害对应起来，寄予一种“以德化灾”的愿望，也其实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所以，恩格斯说：“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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