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之前，他是一位化学工程师，受雇于德国一家国防厂。按照很多人对他的印象，他是那种德国人中的稀有人物，一个真正的欧洲人。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这种人因为他们在出身、教育和地位上的一切优势，他们基本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整体精神，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理性和文明的代表者。但在1935年，纳粹《国防法》通过，按照这部法律，他被要求进行忠诚宣誓。他说就在他进行宣誓的那一天，他失去了这个世界。
米尔顿·迈耶在《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书中采访了很多参加纳粹的普通人，其中这位化学工程师的经历让我无法忘怀。尽管在他对领袖宣誓后，他没有参与过任何破坏活动，没有伤害过别人，相反，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职务之便拯救了很多犹太人。但是这种微不足道的拯救行为也无法改变他固执的看法，那就是在1935年宣誓的那一天，他已经失去了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很难让普通人理解的说法，因为他宣誓也是逼不得已，如果不宣誓，不仅仅是失去工作，而且还可能意味着他无法找到别的工作，他的生活就陷入了困境。他最终妥协了，虽然他觉得他内心的良心自由无法被压制，但是他仍然口头进行了宣誓，所以他觉得他在那一天，失去了整个世界。
他对迈耶是这样解释的：“首先存在一个更小的恶的问题。如果我后来没能帮助我的朋友，那么与之相比，宣誓不是那么邪恶。但宣誓的邪恶是确定和直接的，而帮助我的朋友则是未来之事，因而是不确定的。我不得不在当时当地犯下明确的恶，以期得到未来的一个可能的善。善要重于恶；但善只是一个希望，而恶则是一个事实。”在他看来，如果当年他没有宣誓，也就意味着整个德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会像他一样拒绝宣誓，这样的话，纳粹政权就不会掌权。恰恰是因为他没有进行抵抗这个事实，意味着当时的德国有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人放弃了抵抗。所以在他进行宣誓的那一刻，他们就失去了整个世界。某种意义上，对无论大小的恶，或是漠不关心，或是沉默不语，我们就变成了恶的共谋。这是一种集体的羞耻，而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教育所给予他的一切，使他更轻易地把丧失信仰的事实理想化了，好像他们没有作恶，只是旁观者，可以减轻他的罪责一样。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就是这样一本关于纳粹德国背景之下的“小人物”生存实录。这本书出版于1955年。作者米尔顿·迈耶是德裔美籍的犹太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曾在美联社担任记者，1935年，他在柏林试图多方联系希特勒进行会面采访，没有成功。后在纳粹德国游历数年。二战后，为了更加了解这个国家，他搬迁到德国的一个小镇，深入到了德国普通人的生活。本书的主角就是十位普通的德国人，有裁缝、教师、警察、面包师等，他们都是纳粹分子——如果按照我们对纳粹一般的认定，他们入了纳粹党，执行命令，参与小镇的纵火案和驱逐犹太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他们又是普通人，从这个词汇最普通的意思上理解，他们只是为了生活，他们的作恶只是在权衡生活的利益，他们的伤害并没有反人类罪的可怕，他们只是人类的一份子。他们是善良与邪恶的共同体，就如同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某种程度上，阅读这本书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在于他们作恶，而在于他们作恶的时候懵然不觉，还有一点，他们作恶的方式，扪心自问，就如同任何一个人一样。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迈耶在前言中提到，他回到美国，“我对我的国家有点儿害怕，害怕在现实和幻想结合所造成的压力之下，它可能想要、得到和喜欢的事物。我感到——而且时常感到——我曾遇到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碰巧在德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会在美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就是我”。
对纳粹主义与大屠杀的学术研究已经设计到了各个层面，比如我们熟知了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的一系列对普通人的电击实验，还有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61年针对纳粹将领审判的观察写下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值得提及的是，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比阿伦特的著作还要早几年出版，但是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我们不难理解，在1955年的解放和审判纳粹主义德国的语境之下，本书所呈现出的平庸而真实的德国人的国民性更令人失望：我们无法容忍他们与我们一样，我们无法融入这些纳粹分子其实就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每天在路上遇到互相礼貌打招呼的同类。但是这本书现如今仍然具备很大的警醒意义的原因在于，他深入到了德国人日常生活的内部。迈耶不但是观察他们，还融入他们的社群——某种意义上，他也在欺骗他们，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也隐瞒了自己的犹太人的出身。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所接触到的这十位纳粹份子与我们心目中沾满鲜血，进行杀戮和战争的纳粹战犯完全不同。按照我们平时的说法，他们属于被统治者，他们的选择都是被动的，或者是根据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比如这十个人当初选择加入纳粹党，很大程度上，他们都处于失业状态，而入党能让他们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即使那些已经有工作的，他们也选择入党，要不是为了跟随组织，要不就是从众心理。他们在战后回顾过去，仍然认为纳粹时期是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他们有生活，有工作，有保障。他们关心自己的生活胜过关心别人的，胜过关心犹太人与恐怖的大屠杀。你们可以说他们缺乏公民意识，但是你不能否认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占据了我们生活的主流。那些看起来是正义而宏大的革命叙事对他们都是空谈和概念，他们谈论政治和元首的时候就如同谈论一个遥远的国王。国王处理战争和国家大事，而我们只处理自己的生活就好。需要号召他们去革命，他们就听从革命的召唤。对他们而言，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正义与否，而是生活是否安好。他们生活中有犹太人，但是他们并不关心，他们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隔膜的。他们不关心大屠杀，正如他们不关心他们的犹太邻居被驱逐一样。纳粹战败也并不能让他们感到罪责，他们以为他们的罪已经通过战争来偿还了，他们在战败中经历的苦难就是赎罪和补偿。
迈耶总结德国人的国民性时说，他们身上缺少一种“公民的勇气”，一种使人既不被统治也不被别人统治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正如这本书的醒目的标题：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统治和奴役，正义与邪恶，战争与暴行，罪责与忏悔，这些都通通与他们认识到的生活无关：“因为人们首先思考的是他们过的生活和他们看到的事物；而在他们看到的事物中，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这不是德国人的平庸，而是人性的平庸，我们都是这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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