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系列——
02.“地主”的后代
我家的出身颇有些戏剧性，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父母都是那种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了的农民，说得好那是与人为善，说得不好就是老实巴交，或者忍气吞声。在我眼里，似乎就是那种左邻右舍谁都可以欺负、谁都可以得罪的那种，按鲁迅的说法，那就是典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尤其是父亲，他把老实农民的形象诠释得那是彻彻底底的。在我的印象中，总看到或听到有人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欺负”他，体现在分田、分山、分土、出工、农田进水、房屋界限等方面，他总是息事宁人的那个人，从不多说，还怕这怕那的，一辈子都怕得罪人。这不，一辈子落下了个老实的好名声，成了远近闻名的好人。
也正是在这种家庭氛围下，我们全家人从小到大都是谨小慎微的，本份得掉渣，老实得可怜。
不知道这是不是缘于我父亲的出身。后来在与父母闲聊中得知，父亲是被他父母送养的，我真正的爷爷奶奶家由于子女太多，准确地说是实在养不活（那个时候能吃口饭都是问题），所以就把我父亲送到或者说叫过继给了现在我爷爷奶奶的家，而这边爷爷奶奶家原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共四兄妹，在那个年代，全部都陆续死了，不是饿死了，就是病死了，反正够惨的。那些娶进来的几个儿媳妇也都要么改嫁，要么就出走了，最后就剩二老了。考虑到没有子嗣，便想抱养一个。刚好原爷爷家子女太多无法养活有送人之意，加之同为宗亲（同姓氏，共祖亲，不过关系有点远，出了“五服”），便把我父亲继了过来。但两家离不太远，即使寄养了，但一直都有往来，所以我们就有四个爷爷奶奶。父亲抱养过来时还只有一岁多，大概是1940年，正是日本人侵略中国期间。
我母亲的身世就不一样了。据我外公外婆及母亲讲，外婆一家解放前原是地主，拥有不少田产。当然这个所谓“地主”身份不如讲是富农可能更准确些，因为他们是靠勤奋发家的，并不是黄世仁那种被佃户深恶痛绝的地主，而是能自给自足，有几亩薄田而已。
其实，在解放前，在农村很多地主就是这种情况，都是勤俭起家，只是比没地的农民多几亩田地，有时实在忙不过来请几个佃户帮工而已，真正的坏得透顶的大地主并不多。据我所知，我们周边那一块，真正的很有名的大地主只有一个，其它的都是小打小闹，辛勤劳作而养家糊口的。
在解放后，那时的土改可能政策执行比较简单，多是一刀切，不管地主富农，农民翻身做主人，一切都要打倒，一切都要推倒重来，因为没地的农民要想分到田地，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所以那时农民是绝对拥护，拍手称快的。
所以，在1950年的土改中，外婆一家就被定为了富农，称为土改富农。后来在1951年的复查中，被评为“农民地主”。自此，外婆一家的身份定性后，农会就抄了外婆的家，所有东西都充公，重新按人口标准分田。总之，他们的身份地位刚好与没地的农民进行对调，昔日的“小资”生活一下子成了低三下气的批斗对象。所以，当时外婆家一切归零，日常生活难以为继。
外婆家被抄了之后，无处安身，而且还备受欺凌。无奈之下，只得带领一家大大小小10多号人搬离了原来的独门大院，“逃”到了“深山老林”——一处远离人群的山冲里，从此便在这个山冲里扎下根，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搬出山沟。好在当时农会按人头分了几亩薄地，一家人辛苦耕种，才算勉强糊口。后来，根据当时国家大形势，初进互助组，后进高级社，再进人民公社，60年代初办食堂、大炼钢铁，由于是按劳分配，做集体工，日子倒是还好，至少有口饭吃。
也许是源于我母亲出身于“大家闺秀”的缘故，相对于父亲的愚笨，母亲却非常聪明，估计也是书读得稍多点的缘故吧，相比之下显得强势一些，家里但凡大事小事均是母亲做主，因为只有她才有主见，说出来的话见理服人，而父亲讲出来的话大多不成章句，按农村话来讲，就是有点犟，认定的想法九条牛也拉不回。即使是他现在80多了还是这样，我们也是奈何不得。
虽然母亲出身不错，但由于地主身份，土改使得殷实家庭变成一无所有。这种身份自然在当时不受待见，处处受排挤，想嫁个好人家自然不能奢望。那时，刚好父亲家穷得丁当响，到了娶媳妇的年龄，经媒人一说，倒也双方都还愿意，一个地主子女没得选，一个农民儿子没法选。那时刚好父亲从外面打工回来，赚了几十块钱，也还缝了二身衣服，准备办几桌席面招待亲朋戚友，也算做了一件大事。但父母去打结婚证明时，区政府不给办，说母亲是地主子女，没法办。好在父亲有个亲戚在高级社当书记，请他出面作了个担保，才把结婚证明拿到手。
就这样，母亲便提个包袱嫁了过来，父亲这边也简单办了4桌酒席招待亲戚，就算把这婚结了。婚房嘛，就是一间茅草偏房，里面自然一无所有。
嫁过来后，自然没有享福的份，天天接受再教育，天天下地出集体工。自互助组开始，到高级社、人民公社，再到进食堂、大炼钢铁，父母都是白天黑夜地劳作着。1961年下了食堂后，实行按劳分配，每个人都靠出工才能有收入。一般大人就是10分工一天，年终决算下来，大概就是一毛多钱一天的样子，勉强能够糊口。如此这般，一直到1982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家里的日子才有所改观。
所以说，如果硬要刨根问底的话，我们也是地主的后代。不过，六七十年代后，“地主”身份这种说法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所以即使后来我们的档案也都写的是农民，“地主”身份也就成为日常回味或调侃的话题。（图片摘自网络，与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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