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源起秦，盛于汉，随着文字和书体演变，隶书发展呈现虽然起起伏伏，但生生不息。
汉隶书的成熟，各碑风格自成风规，但总体趋向工整规则发展，“八分”一词，虽有多种解释，但其基本含义，应指东汉成熟的隶书体，笔势如八字相背，左右两侧分布之状。“熹平石经，为其标准。”
魏晋南北朝，战乱不断，但文人雅士崇尚“唯才是举”，追求精神自由。以王羲之家族为代表，秉承秦汉之法，又赋予创新，随着楷、行、草书体的出现，隶书作为正书的地位受到影响，尤其是唐楷的出现，隶书被楷书所取代。虽然隋唐也有隶书留世，但与鼎盛时期的汉隶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楷、行、草等书体的成熟，极大地丰富了书法精神，不断完善的诸多书体，应用与社会日常，尤其以“二王”书法为代表，成为时代书风。这对隶书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故此时的隶书，程式化越趋明显，字体方正，笔法单一，如：《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等。
两晋、隋时期，隶书已经演变为隶楷之间，如：《广武将军碑》、《好大王碑》、“两爨”、《太平寺碑》。而这时的另一种介于隶楷之间的过度书体，即大量的北朝文字刻石，称之为“魏体”盛行，也是导致隶书发展受阻的重要因素。
唐隶是继汉隶以后的第一次复兴，这与大唐盛世有关，文化空前繁荣，各种书体完全成熟，还出现了以“张颠醉素”为代表的狂草高峰。但由于受唐多元文化的影响，书法诸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唐隶书的影响力明显不如汉隶书，也不如唐楷。
唐隶书的局限性，还体现在面貌雷同，风格单一。有人以为唐隶书是楷法书写，其实，不完全是，虽然受魏碑和魏晋的正体书风影响，但其隶书本身的传承性是第一位的。
这可以从李隆基、韩择木、梁升卿、史维则、蔡有邻和殷仲容等留传的隶书作品可见一斑。
清代王澍曾这样评价唐隶：“唐人隶书多尚方整，与汉法异。”清代万经《分隶偶存》云：“汉多拙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杂，唐则专取整齐；汉多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为变体，神情气韵之间，迥不同耳。”
这一评价，不完全正确，方整，其实也是汉隶的特征之一，譬如《熹平石经》、衡方碑等，都是方整的典型代表。
而且唐隶与东汉成熟时期的隶书，如曹全碑，乙瑛碑等颇为接近，更为方扁。
要说“无汉法”，也不对，李隆基、韩择木、徐浩等隶书，都十分崇拜钟繇隶书，他们把传为钟繇所作的《熹平石经》，奉为至宝，受《熹平石经》影响甚大。
至于说唐代隶书的“光润”、“妍美”，也是以汉隶为标准参照，其实，点画的规则、流丽，结体的对称和姿妍，正是唐代文化的写照。
清代隶书兴起，有诸多因素，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社会发展，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书法的实用性，逐步退位。尤其到了明清之际，书法迈向独立的艺术殿堂，已形成风气。另一方面，一些先驱先觉的文人，在帖学走进死胡同，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试图从碑刻中探寻古法，于是，掀起了碑学运动。在大兴考据风的影响下，大量的碑刻出土，为碑学提供了方便。这是清代隶书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隶书的汉之法则，虽历经数千年，不曾间断，期间也有唐隶的高潮，但毕竟物是人非，各朝各代，演绎不同。
清隶以复兴汉隶为己任，一改唐隶的妍媚之风，融金石雕刻之气于隶书。
郑簠的点画线条看似软弱，实乃沉着，笔力内敛，又具飘逸之躯趣；
邓石如的隶书笔力扛鼎，结体紧密，八面威风；
伊秉绶的结体气度超凡，却暗藏妙趣，看似机械，实乃奇逸；
金农的隶书，初看可谓一怪，细细揣摩，充满画意，虽然怪诞不经，但似乎合情合理；
何绍基以“回腕法”执笔，点画线条风格独创；
赵之谦融魏碑笔法于隶书。
以上六位清隶代表书家，风格丰富多变，赋予了隶书新风气、新面貌。
清代隶书之所以达到一个高峰，被普遍认为，超过唐隶书。一是彻底扭转了清代帖学不振的局面，为当时死气沉沉的“阁体”正统，吹进了一股清新脱俗之风。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阶级的兴起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新兴书风很快被大家所认可，成为清朝书法的时代之风。
清隶书为隶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也对当下隶书的发展有了新的启示：
隶书的发展和风格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也受历史文化和书法发展的自身规律影响。
清隶的成功，不是在其形，而是在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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