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眼
“中興”的是指某一王朝經過一段衰微或動盪的時期，突然出現復興的局面，社會較安定，政治較清明，經濟得到發展繁榮的時期。
在這段時期裡，清朝統治者降低賦稅，鼓勵農民恢復生產，休養生息，又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啟動了洋務運動，國家實力得到了顯著提高，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度增長到8000萬兩白銀，幾乎是康乾盛世的兩倍。
“同治中興”是指清朝統治後期，1862到1874，同治皇帝在位期間一段中興時期。
其一：徹底平定了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使中國形式上再次得到了統一。同治年間，清政府以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為主要依靠力量，先後平定了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從而使得中國避免了一次大分裂。
其二：為洋務運動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縱觀古今歷史，任何變革的出現，都是需要相應的環境的支撐。正是在同治中興的環境下，洋務運動才得以順利開展，一大批新式企業才得以建立，從而邁開了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步。
其三： 與西方列強保持了一段相對友好的時期，引進了西方科學文化知識，促進了國人的思想解放，為今後的社會變革某種程度上奠定了思想基礎。同治中興期間，清王朝與西方列強並未爆發大規模的戰爭，形成了所謂的中外和好的局面。
同治中興只是一段短暫的中興，是清朝統治的迴光返照。
文史清談
清朝後期，國家逐漸走上了下坡路，國力漸弱，但在同治帝在位期間（1862~1874年），清朝的統治卻出現了一段難得的回升狀態。
這段時間，清政府在英法等國的支持下，擊潰了太平天國運動，又開啟了洋務運動，政治生態為之一新，經濟煥發生機，因此稱之為“同治中興”。
以奕訢為代表的滿清統治者，認識到了大清王朝面臨的內外危機，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乃至捻軍起義的過程中，一大批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胡林翼等，脫穎而出，他們認識到了中外之間巨大的差距，於是開始發起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
滿清權貴和漢族知識分子結合起來，對垂危的封建統治進行了調整。
一是對內降低賦稅，減輕人民負擔。鼓勵耕作，安撫人民的反抗情緒。
二是大興科舉。增加考試錄取名額，以籠絡更多人才維護清朝統治，防止類似太平天國運動的出現。
三是舉辦洋務。在外交方面，與西方列強謀求合作。在經濟方面，前期以“自強”為口號，後期以“求富”為口號，先後創辦了一系列近代企業，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製造總局、開平煤礦等等，客觀上刺激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掀起了一股“實業救國”的思潮。
總之，同治帝在位期間，清朝出現了一段難得的平靜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均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因此，稱之為同治中興。
老王古今縱橫雜談歷史
同治皇帝是清朝入關之後的第八位皇帝，在清朝後期的歷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治是清穆宗的年號，原名叫做愛新覺羅·載淳，是咸豐帝的兒子。
同治是咸豐帝的長子，在咸豐帝的另一個兒子去世之後，同治就成為了清朝最正統的繼承人，在同治繼位的時候，他才只有6歲。根本沒有什麼治理國家的能力，所以朝廷裡的大小事務都是由八位顧命大臣和慈禧等人一起決定的，然而在同一年的年底，慈禧發動了政變，廢除了八個顧命大臣，開始了正式的垂簾聽政，將整個大清的最高掌控權都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在同治登位之初八個顧命大臣商議的年號是“祺祥”，但是隨著他們的倒臺，整個朝政的權勢傾斜，慈禧就打起了改年號的主意，有人建議改為“同治”，寓意著太后臨朝共治，也是在變相的拍慈禧的馬屁，慈禧果然非常開心的改年號為“同治”，從此以後“同治”也就成為了愛新覺羅·載淳的稱號。
同治在位的時期，經歷了很多震撼人心的大事，比如說鎮壓太平天國、苗民起義等等，大大的延緩了清朝的衰亡時間，同時積極的任用洋務派來增強國力，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使得清王朝在將要滅亡之際煥發了新的生機，被稱為是“同治中興”，不過在這段時間，清朝的實權掌控者不是同治，而是慈禧太后，這樣作為“吉祥物”般的生活也讓同治帝非常的不滿，年紀輕輕的就去世了。
同治中興為什麼失敗
同治清朝晚期，整個封建社會制度已經走向沒落。清朝的腐朽主要表現在外交，政治，經濟等方面。外交上同治時期幾乎成為了半殖民主義政權，慈禧等清朝掌權者和西方殖民者共同達成協議來換取自己的統治地位。同治中興為什麼失敗，有它必然的歷史原因。
同治中興為什麼失敗首先是因為它本身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一次繁榮恢復社會穩定發展階段。這裡有著官僚大臣們粉飾太平好大喜功的成分。當時清軍消滅太平天國後，確實贏得了百姓的支持和認同。但是這些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同治中興的實質。所謂的興，其實是用更大的犧牲來換取短暫的統治的清朝苟且偷生。同治中興多虧了主張發展生產，改進科舉制度，減輕人民賦稅以及創辦學堂這些措施額實行。在軍事上確實有所改進，但與此同時腐敗的清朝官僚體制註定了清朝的滅亡。在大批購買引進國外軍事物資的同時也是這些大臣貪汙國庫的大好機會。
同治中興為什麼失敗，很大程度源於封建體制長期積累下出現的根本性的弊端沒有得到改變。如果清朝能夠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就開始勵精圖治改善體制改進腐朽落後的政府體制，也許還能讓清朝通過和平的發展逐步轉化到資本主義社會。然而封建統治者是在掠奪農民階層的基礎上進行權力控制的，因此很難將社會利益與自身利益等同起來。
同治中興的評價
同治中興是清政府發起的從中到下的改革，因為不是從上到下，它始終維護的是統治者的利益，也就是說，改革並沒有動搖最根本的固有利益。它在太平天國動亂後肅清了社會環境，使得經濟得以進一步發展。與此同時，大興科舉，籠絡人才，希望廣納賢才將清政府挽於危亡。同治中興的評價不一，它在近代史中呈現一個特殊的地位。
有的人關於同治中興的評價過於偏激，認為同治中興打著學習西方的幌子，其實是清朝統治階級的一次洋洋得意的鼓吹變法，它與明治維新出現於同一時期，但與明治維新所達到的效果大相徑庭。雖然政策上也有學習西方的內容，但由於清政府的自我吹捧，實際效果並不大。
教育上的招賢納士也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對內經濟的調整主要體現在生產關係上的調整，收拾太平天國的爛攤子。總的來說，變法的雷聲大，雨點小。
但是，不得不說洋務運動使一直遭到壓抑的中國資本主義得以發展，因此，有些人對同治中興的評價是正面的。他們認為同治中興在近代史中推動了中國的社會發展，給中國社會潛移默化的播下了近代化的種子。一方面鎮壓國內的人民運動，給人民安定可發展的社會環境，一方面學習西方，明白了發展要靠科學技術，船堅炮利才能夠抵禦外侮。毫不客氣的說，中國的近代史由此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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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興”是指清中葉後，同治在位期間(1862-1874年)為維護滿清統治的一個慣性恢復階段。適逢1860年清政府與英法合作，及太平天國崩潰(1864年)，政治上出現了一個平靜時期，下開洋務運動。
亦有人把清時咸豐至同治時期定為鹹同中興，作為一個慣性恢復的階段，但現時普遍都認為恢復時期主要在同治統治年間。
“同治中興”是促進中國近代歷史進步的一個階段，主要體現洋務運動上，當時大興洋務，先提出“自強”以後標榜“求富”創辦了一系列近代企業，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製造總局、開平煤礦等等，這客觀上刺激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運動過後的“實業救國”思潮不能說與這段時期沒有關係。同時洋務運動種的近代企業雖然管理不屬於規範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但是也從某些方面刺激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出現。
斯塔夫裡阿諾斯教授認為當時的外國人（外國殖民者）對中國興起的這股潮流感到吃驚、害怕和敬佩，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的大小官員全部行動起來了”。
多爾袞愛新覺羅
首先，我們看看是什麼是同治中興。“同治中興”是指清朝後葉，同治帝在位期間(1862-1874年)的一箇中興階段。適逢1860年清政府與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國被消滅(1864年)，政治上出現了一個和諧時期，下開洋務運動。 也有人把清代咸豐至同治時期定為鹹同中興，作為一箇中興的階段，但現時普遍都認為中興時期主要在同治統治年間。同治中興本質來說是封建地主階級，通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的一場技術自救運動。
然後，我們要回到這個問題，要弄明白當時的背景，開始同治中興之前的清朝，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力。在1862年（同治中興）之前，由於吏治的腐敗，導致海關走私嚴重，鴉片貿易猖獗，1839年，道光帝為解決鴉片的弊端，派林則徐到貿易中心廣州宣佈禁菸。英國為了打開中國市場，在1840年發動了鴉片戰爭，清朝戰敗，被迫求和。1842年，被迫同英國侵略者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1851年，洪秀全於廣西金田起義，聯和天地會、三合會北伐。兩年後攻陷並定都江寧，改稱“天京”，並且發動兩次西征。1853年5月8日，林鳳祥、李開芳等奉命率師兩萬餘人北伐。北伐軍雖然一度進至天津附近，因孤軍深入，被清軍圍困。後來曾國藩、左宗棠與李鴻章紛紛組織湘軍與淮軍抵抗太平天國。太平天國發生天京變亂後國力衰退，部分勢力轉入捻軍。太平天國最後於1864年被湘軍、淮軍以及外國人組成的常勝軍、常捷軍圍攻之下而亡。
1856年，英國藉口“亞羅號事件”、法國藉口“馬神甫事件”共同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到1860年，英法聯軍相繼強迫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可以說此時的清朝，處於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之中。
弄明白這個邏輯之後，我們在切入正題，中興的主持大臣主要是奕訢、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胡林翼。這時期(1862-1874年)的清王朝得益於關稅收入的增長，財政收入大幅提高。對內鎮壓了太平天國捻軍回亂，對外軍事上打贏了中法戰爭收復了新疆，一雪咸豐朝被列強圍堵北京的恥辱。還建立了海軍。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老百姓算是過了二十年的安穩日子。同治中興主要做了這幾件大事。
一、徹底平定了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使中國形式上再次得到了統一。同治年間，清政府以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為主要依靠力量，先後平定了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從而使得中國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太平天國的革命精神值得肯定。但其對近代中國的破壞性明顯多於建設性，消極意義大於積極意義。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固然是為了維護其封建統治，但在客觀上確實是避免了分裂局面的延續。
二、為洋務運動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縱觀古今歷史，任何變革的出現，都是需要相應的環境的支撐。正是在同治中興的環境下，洋務運動才得以順利開展，一大批新式企業才得以建立，從而邁開了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步。客觀的說，同治中興一定程度上為中國近代化的開啟提供了某種前提，這一歷史意義是必須要予以肯定的。
三、 與西方列強保持了一段相對友好的時期，引進了西方科學文化知識，促進了國人的思想解放，為今後的社會變革某種程度上奠定了思想基礎。同治中興期間，清王朝與西方列強並未爆發大規模的戰爭，形成了所謂的中外和好的局面。也正是在這一期間，西方的科學知識大量傳入我國，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最終在此時被付諸了實踐。
綜上，清朝後期國力這麼衰弱如何能叫同治中興？因為，通知中興是相對於前一階段的清朝而言，的確有進步。經過同治中興的清王朝，似有一種迴光返照的跡象。再者，從後世的角度評價，他避免了國家的分裂，直到晚晴滅亡，基本保住了中國的國土，同時，使得中國開啟了近現代化的進程。所以說，就其意義而言，雖然國力沒有極大的上升，但是依然可以稱得上是中興。
一個男人不容易
同光中興的背景。
清朝在在同治朝前，是咸豐朝，咸豐朝可謂是內憂外患：江南有太平天國和清朝分庭抗禮，欲圖改朝換代；中原腹地有捻軍為患；雲南一帶回教叛亂，割據雲南；整個西北迴回亂，陝西、甘肅兩地人口屠滅殆盡；英法自海上來，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新疆被阿古柏佔據；東北被沙俄鯨吞蠶食。咸豐皇帝每每欲圖恢復，終究被連續的打擊擊垮，在熱河去世，留下了兩宮太后和同治小皇帝。這也是慈禧太后常說的，“孤兒寡母治國”。
同光中心的努力。
第一，領土完整上。
兩宮皇太后支持左宗棠收復新疆，確保帝國西北部的安全，也為中國現在的版圖奠定了基礎。“海防”、“塞防”之爭是清朝同治光緒時期重大的國政，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堅決支持左宗棠收復了新疆，這是同光中興的第一標誌性時間。
第二，洋務運動。
在收復新疆後，兩宮皇太后立即著手辦理洋務，興辦了一批軍工企業，中國開始可以自行製造洋槍洋炮，江南製造局、漢陽鐵廠、漢陽兵工廠、天津電報局、輪船招商局等。建立了新式海軍——北洋艦隊，傲立亞洲，也實現了“海防”。使用洋槍洋炮裝備淮軍，對外戰爭中法戰爭，中國在武器裝備上就不再吃虧。
第三，平定內亂。
咸豐皇帝臨死，清朝內亂中太平天國內亂、西北和雲南的回回亂、捻軍均沒有徹底剿滅。兩宮皇太后利用各種手段，逐步在同治年間平定了這些內亂，整頓了國內秩序，為國家的復甦提供了和平的環境。
第四，漸開外交。
咸豐皇帝拒不換約，拒不簽約，拒絕外國大使駐北京，直接導致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身死熱河、國都淪陷。兩宮皇太后認清了現實，設立總理衙門、接受大使、派出外交使節、外派留學生，開始關注和認識世界、主動和洋人展開外交活動，雙方不再因為誤會導致巨大的戰爭，併為貿易的開展奠定基礎。中法戰爭中中國的外交宣傳，就導致了國際上的輿論對法國極為不利；鎮南關大捷後，法國國內也爆發了反戰情緒，才直接導致了中法戰爭中中國的局部戰勝。收復伊利的外交斡旋上，也迫使沙俄同意歸還伊利城，這都是外交開展並取得成功的標誌性事件。
第五，帝國收入的變化。
清代自康熙帝宣佈“永不加賦”、雍正帝“攤丁入畝”後，帝國收入很難得到顯著的提升。在同治光緒以前，主要的收入仍然是田畝稅收和鹽鐵稅，帝國不在乎對外關稅和對內的商業稅。後來，鎮壓太平天國的需要，准許湘淮諸將在戰區徵收“釐捐”，也就是商業稅，後來兩宮皇太后將“釐捐”正式改為國家徵收的商稅，這就增加了帝國的收入，也沒有違背“永不加賦”的祖訓，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引進英國的關稅制度，廢除行商，有政府開始直接按照新式制度徵收關稅，使得關稅收入連年增加，最後超過鹽稅，成為帝國的主要收入。後來，甲午戰敗、庚子戰敗外國政府的賠款就主要是由關稅、鹽稅、商稅來支持，也從側面說明了政府收入的結構發生了變好。至甲午戰敗時，清政府的歲入在八千萬兩，比道光時期的三千萬兩多了很多，這多了的部分，主要就是關稅、商稅的增長。
第六，整頓吏治。
大家提起清朝末年無不認為貪官橫行，其實這是課本的誤導。清末的“清流派”是唯一可以與東漢末年的“清流派”相媲美的一股官場清流。而且清末的清流派是真的在任在職官員，不像東漢末年的清流派更多是太學裡的太學生。這些“清流派”官員自身就潔身自好，而且對貪官汙吏多有制約，最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就是清流官員對湘淮官員的打擊。而清末在職“清流派”的形成，主要就是由於最高統治者兩宮皇太后和同治、光緒皇帝的支持。
第六，人口增長、經濟復甦。
咸豐末年，全國的人口在三億左右，到庚子國變，全國人口變為四億五千萬人，也就三十年間，期間還經歷了鎮壓內亂的過程，可見同光中興時期，人口還是得到增長的，而人口的增長正是中興的標誌。經濟上，飽受戰亂的江南得到恢復，陝西的三原縣、湖北的漢口鎮也逐步恢復經濟。
第七，文藝的復興
京劇的形成和繁榮，就是在同治、光緒年間，這也算清朝為國粹提供的直接支持了。
總之，同光中興，並不是慈禧太后的一面之詞，的確在清末存在過同光中興。同光中興和後來的清末新政也體現了慈禧太后的治國才能和清朝國家機關並未完全腐爛，大清滅亡更多的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治國、經濟問題。
交通組之虎周星星
“同治中興”這個詞可不是後人給的評語，而是在同治朝（1862--1874），滿清朝臣和慈禧太后就開始自稱“中興”。
清朝“中興”的標準，其實非常低。他不管百姓死活，只要自己有錢花，洋人不打他，就行。
1，在太平天國起義的時候，阻斷了南方各省和北方朝廷的聯繫。南方各省的稅收不是被太平軍搶了，就是截留在各省督撫手中。等滅了太平軍以後，北京朝廷開始重新從江南等地獲得稅收，財政收入較之前十幾年增加了不少。
太平軍動亂18省，僅蘇、浙、皖、贛、閩五省，人口過量死亡就多達7330萬人！以上五省可是清廷的財稅大省，這麼大的損傷，怎麼可能在戰後（1864年才結束）就出現“中興”。當然，清朝不用管百姓的死活，只要朝廷有錢收就行了。只要朝廷的收入增加了就行了。
2，大清國和洋人在1860年達成最終和解，割地賠款求和。通過一系列條約，清廷在賠款通商的同時，丟失150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不過，在清廷看來，丟土地沒有什麼關係，反正離北京很遠。賠點錢也沒事，反正從老百姓身上壓榨的。
而且，讓清廷高興的事來了，此後洋人開始“扶持”清廷。因為，沙俄在西面答應了第十次俄土戰爭，英法需要在東方扶持一個國家，出來硬抗俄國。於是，在英法美等國支持下，清廷開始洋務運動。
由上而起的洋務運動，並沒有給下層老百姓帶來什麼好處。但是，清軍開始洋槍洋炮和洋船以後，與洋人的十年的相安無事，讓清廷開始飄飄然了。垂簾聽政的西太后被吹噓為“聖主”，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湘淮軍將帥也成了“中興名臣”。
可惜，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國內的農民運動一直沒有停息。捻軍動亂全國八省十餘年，兵力最高達20萬人。一度打到保定，到1868年才被平定。陝甘回亂，一直到1874年，同治皇帝死的前一年才剛被平定。
“中興”的意思，指的是滿清朝廷收入增加，洋人姥爺不打他。“中興”跟老百姓的生活沒關係。這就能理解，為什麼後來八國聯軍進北京的時候，老百姓給洋人推獨輪車運物資了。
（文|勇戰王聊歷史）
勇戰王聊歷史
題主好
清朝在後期的發展可以說是日漸衰弱，從嘉慶帝開始清朝就開始走向了下坡路。但是每一位在位的君王雖然談不上向康熙帝那樣的能幹，但是起碼在即位前期也是勤於政事，兢兢業業，試圖讓清朝強大起來。
同治（1856年—1875年）是清朝入關之後第十位皇帝，在同治帝親政時期，雖然國家已經江河日下，但是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運動已經被鎮壓，同時國家也在進行洋務運動，與西方各個國家算是比較友好，這時期的清朝大體上開始了修生養息。國家的經濟也從太平天國戰爭中開始逐漸的恢復起來，同治帝剛剛即位是也是勤勉努力，每天都在處理國家大事。在對農民的政策上也是減免稅收，加強對於農業的發展，同時也在安撫人民的防抗情緒。在同治中興這個階段發展，曾國藩，左宗棠等漢臣也是出力不少，為鞏固清王朝的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
其實我認為同治中興，其實根本就沒有興起來，它只是建立在沒有農民起義，沒有外國列強的入侵的基礎之上，其實很大的程度可是隻是清朝統治者們的自我吹捧。
小歷史課堂
的確，晚清後期國力是有目共睹的，同治朝四十多年後清朝也滅亡了，談何中興。
不過在當時的中國這也算中興了，現在我們是以歷史角度來看晚清，怎麼這麼弱，老是被列強欺負，其實這是外交的失利。
對晚清時期的中國內地並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對晚清造成致命威脅的就是咸豐同治兩朝的太平天國運動，不剿滅太平天國，中興就無從談起。
同治皇帝
1864年，曾胡左李領導的湘淮軍集團戰勝太平天國、捻軍, 重新統一國家, 至少暫時穩定了清朝統治秩序，左宗棠收復新疆。都讓天下人看到清朝的中興。期間晚清大致穩定了幾十年，直到八國聯軍。
所以, 同治中興從某種意義上講， 也可以算是“中興”。如果是在傳統的時代、傳統的社會, 同治時代可能是真的中興。唐朝在安史之亂後, 仍延續150年, 如果沒有西方列強入侵，晚清估計還要延續。
歷史研究課
“同治中興”是指清朝中葉後，同治帝在位期間(1862-1874年)的一箇中興階段。適逢1860年清政府與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國被消滅(1864年)，政治上出現了一個和諧時期，下開洋務運動。也有人把清代咸豐至同治時期定為鹹同中興，作為一箇中興的階段，但現時普遍都認為中興時期主要在同治統治年間。中興的主持大臣主要是奕訢、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胡林翼。他們在鎮壓反抗人民和平定社會動亂方面發揮了很大效果，同時亦成為了之後洋務運動的重要官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