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1年，忽必烈称帝，正式建立元朝。元朝初年，一个无甚名气的陕西官员因为职务关系来了两次云南，游历昆明、大理等地，挥毫写下了一千五百字的《
大理行记》（也叫《南诏纪行》），一直流传到今天。这位官员的名字叫郭松年。
由于关于南诏国和大理国的史料缺乏，郭松年的《大理行记》居然成为了解云南地区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元代初年，云南刚刚从独立政权变成全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这篇文章就有了更加特殊的意味。王叔武说郭松年“以简练的文笔，寓千里之遥于千言之中。摛今揽古，摭景摅怀，行文疏密有致，用辞夭娇无方，颇得唐宋笔记文学之正体。在元人行记中堪称难得的佳作。”郭松年赴云南时，大理国覆灭仅三五十年，读读他的文章，我们依稀能看到大理国当年的模样，能从他描绘的昌盛文明的云南景象中，感受到一丝丝的“圣元”豪情。
（一）郭松年其人其事
郭松年并非名臣，《元史》没有记录关于他的一笔半点，其他史志也难寻记载。《陕西通志》简单地说他是商州人，“博学，工诗文，尤精字学，撰《宣圣庙碑》。”当代学者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中努力整合了目前所见的各类资料，介绍说：“郭松年，号方斋，商州（今陕西商县）人。博学工诗文，精通字学。
官西台御史、集贤院大学士、荣禄大夫。曾巡历云南、大理。”《全元文》收录了他七篇作品，分别是《四友图序》《题遇真散人王翁诗碣》《大理府行记》《重修宣圣庙记》《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县令张崈去思记》《侯府君夫人李氏祠堂碑》。此外，咸阳市文物普查队曾于1988年12月在咸阳市三原县鲁桥镇楼底村征得元代郝天泽墓志，末有“前佥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司事郭松年撰”，大理五华楼出有 《大理路兴举学校记》一碑，未署撰者，方龄贵认为作者是郭松年。这就是这位文人留下的所有信息了。 由于资料缺乏，我们甚至无法明确判断郭松年的族别。从他的文章来看，他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极深，身为汉人的可能性很大。《四友图序》一开始就说“天地设位，圣人则之”，而《重修宣圣庙记》《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等文章则完全立足于“圣人教化”，可见他是一个传统士人。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陕西通志》和《全元文》的“郭松年为商州人”说法无误，而“宋金和议”之后，商州实际上被划归金朝，并非南宋的国土。郭松年作为金的子民，地位在“四等人制”中属于第三等“汉人”，是高于“南人”的。他所尽忠的对象从金人变成蒙古人，其转换难度比南宋文人们更小。
郭松年起码曾经到过两次云南。按照方国瑜的观点，郭松年第一次到云南是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之前，亦即在十七年（1280）至二十年（1283）之间”，第二次时，他大约是以“西台御史”的身份前来的。西台即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大德元年（1297），元廷 “移云南行台于京兆，为陕西行台，而云南改立廉访司”，因此郭松年作为御史从陕西到云南来巡视，时间在大德元年之后。从这些信息来判断，郭松年可能在元代开国后不久就进入官僚集团，主要生活在忽必烈时代。
郭松年留下的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大理行记》，但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难以推定。由于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以“世祖”这个庙号称呼世于1294年的忽必烈，李京在成书于大德七、八年(1303—1304)的《云南志略·自序》中已提及郭松年《南诏纪行》（即《大理行记》），因此《大理行记》很可能作于1294年至1304年之间。此时元代建立已经有二十余年，政权徐徐推动，统治渐渐稳定，郭松年担任元政府官员多年，早已习惯尽力歌颂元代统治，这种歌功颂德的特征在《重修宣圣庙记》《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侯府君夫人李氏祠堂碑》等文章中都有相当体现，这是当时已经被元代接纳的文人的必然之举。
（二）为元而作：忽必烈的光芒之下
宋灭元兴，对当时的南宋士人应该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元代统治者的“外来者”身份并不被南宋士林普遍认可，更不会引起南方士人们在情感和统治事业上的双重响应。而身居北方金朝统治区域的郭松年，对元代的抵制远不如南宋士人那么强烈，因此他在文章中广泛透露出的“圣元”思维就显得有一些意味深长。
以《大理行记》为例，郭松年描述蒙古军队灭大理国为“昔人用心，自以为金城汤池，可以传之万世。及天兵北来，一鼓而下”，称蒙古军队为“天兵”，还感叹此战为“在德不在险之明效大验”，言外之意，大理国据险，而蒙古军队有“德”，这实在是一种粉饰涂抹的说法。实际情况是，当时大理国“中国公”高氏架空了大理皇帝，他们重视自家的地方武装，王畿之地的力量反而比较薄弱，导致蒙古军一路几乎没有遭到像样的抵抗。当郭松年经过一处高原时，记叙说“号澄城。其地空而不畊，
乃世祖驻骅之所也”。公元1253年秋，元军兵分三路进攻大理，忽必烈率领中路军，从宁夏六盘山出发，向大理城进军。郭松年正是在忽必烈曾经经过的地方凭吊“世祖”，他说，“近岁州寀建一佛宇，遇旦望焚香祝寿，盖以报圣恩之万一焉。”可见他把蒙古军攻克大理视为“圣恩”降临。
对郭松年这样的文人来说，为什么他的文章中全不见对民族、文脉的愁叹，反而这个与汉唐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的元朝也能让他甘之如饴、尽心赞叹呢？
首先，郭松年马上向元朝靠拢，可能与养家之力、治世之心或个人秉性等因素有关，但身份显然是他能迅速入仕的主要原因。由于身为“四等人制”中的“汉人”而非“南人”，郭松年对“华夷之分”比较淡漠，他对元朝统治者的抵触并不强，金朝一旦被灭，他立刻投靠报效新朝也不会有多少情感负担。倘若南宋文人像他这样“顺应局势”，恐怕难逃骂名。
其次，从秦汉以来，中国的传统文人们始终抱着“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思想。南宋时边患不断，淮河-大散关以北均落入金朝手中，西夏、大理均在南宋疆域之外。在郭松年有生之年，他目睹了在过去数十年间不断开疆拓土的过程，见证了一个兵强马壮、所向披靡的元朝，很自然地产生了完成“大一统”的雄主忽必烈的尊重。他来到云南之后，见到这一广阔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纳入全国的行政区划，正式直属中央政权管辖，内心为之欢腾鼓舞，他在《题筇竹寺》一诗中说“兵威此日虽同轨，文德他年见舞干”，正是以“车同轨”赞扬大一统元朝的繁盛之景。
筇竹寺
再次，元代时，科举滑入低谷。建国近百年，总共只举行了十六次科举（简称“元十六考”），取进士1139人。但在部分区域，元代还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推行文教。在《重修宣圣庙记》中，他说“我世祖御极，载新文物，坠典斯举，遂命天下作新文庙。”忽必烈在位二十余年，从未开过科举，对汉人学者的态度暂且不谈，最多只能说他
没有完全否定儒家教化，勉强留下了一丝空间，但赞扬他“坠典斯举”肯定是过誉了。《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是为昆明大成庙所作的文章，郭松年声称元朝统治者“崇儒重道，设庠序，明教化，以作新于吾民者多矣”。元朝统治者仅有的这些手段已经足以让郭松年等文人感恩戴德、大肆吹嘘，但郭松年对元廷的颂扬是否全面、正确，自有公论。总之，郭松年眼中的元朝，无比兴旺，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出于职务、地位考虑，他的文学作品中只能表现出与元代统治者同心同德的色彩，是对元朝统治者和权势者的“官样文章”，很难看出文人应有的雅致情怀。 他应命为两幅绘画作品分别作《四友图序》和《题遇真散人王翁诗碣》，但他并不对艺术风格、艺术趣味进行品鉴，多强调其伦理内涵。
作为传统文人，他当然也有欣赏和体悟自然景观的风雅一面。不过，他在《大理行记》里按照 “从中庆(今昆明)至大理”的顺序逐一介绍地理面貌及风俗物产，其语言质朴简洁而近史，并不以文学性见长，形同“出差工作报告”， 性质接近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也就是说，《大理行记》的风景描写是从属于历史地理介绍的，其语言表达是全景扫描式的，并不像唐宋散文那样充满灵透的个人情趣，这种行记甚至不应被称为山水游记。黄鹏阁在《元代扩张对古代游记文创作的影响》一文中认为郭松年着墨最多的是景色描写，“用唐宋散文的笔法来描写山川之秀美”，是一篇 “寄情山水”的风景谈，这个判断误解了这篇文章的中心，也偏离了《大理行记》作为叙事性作品而非抒情性作品的本质。如今的研究者在谈到《大理行记》时，主要把它当做历史材料而非文学作品看待。
除了《大理行记》以外，郭松年流传下来的文章全部是应命、应约的作品，与其公务身份有关，少有抒发个人情怀之作。郭松年属于混迹官场的文人，并不是诗性盎然的艺术家 。不过，南诏国、大理国时期云南相对独立，中原政权对其进行的记载不多，元代经营云南时不注意保存大理时期的文献资料，因此《大理行记》在对云南尤其是大理地区社会生活情况的记录上反而体现出独特的价值。
（三）十年之功：郭松年云南观感的前后转变
《大理行记》中，郭松年塑造出一个安宁稳定、多姿多彩的云南。他描写云南有各种山水奇景，比如云南州北曾经有终日不散的五色云，在白嵓“居民凑集，禾麻蔽野”，赵州有溉田千顷的神庄江，“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州中的风景是“茂林修竹，蔚然深秀”。太和城在山下，“山壑浓秀，望之蔚然前陈者，乃点苍之奔冲也”。苍山洱海是他重笔描绘的山水景观，他形容点苍山“峯峦岩岫，萦云戴雪，四时不消”，有佳木奇卉，悬流飞瀑，洱海则“浩荡汪洋，烟波无际”，二者共同构成了大理的江山之美。
苍山洱海
在文化上，他注意到了这一区域佛法大盛，“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他也肯定了大理国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赵州有遍知寺，“其殿像壁绘于今罕见，意非汉匠名笔，不能造也”，他认为这些塑像和绘画是汉人工匠在大理的杰出创作。而大理的“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陈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畧本于汉”，有“故国之遗风”。这样看来，这是一个“衣冠简朴古风存”的文明之乡。
有趣的是，同样是为云南所创作的文章，郭松年的《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则把云南说成了一个化外蛮荒之地，与《大理行记》构成鲜明的对比。他在这篇碑记中说，“云南去中国极为荒远,其俗朴鲁旷悍，氈裘椎髻。……至于唐名节镇，宋假王号，是皆正朔不加，车书不一，牢笼优籍，羁縻不绝而已，又安得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比于内郡而臣之哉？”在这里，他强调了云南以及大理与中原地区在风俗文化上不同的一面，
和《大理行记》的表述恰恰相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这需要仔细比较两篇文章的创作时间。《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称忽必烈为“今皇帝”，记叙说大成庙是赛典赤着意修建的，赛典赤去世后，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脱脱木儿毕其全功。公元1274年，赛典赤·瞻思丁奉元世祖之命建立云南行省，将云南的政治中心从大理迁移到昆明（即文中的中庆）。1274到1279年的短短六年间，赛典赤·瞻思丁在滇推行均税赋、兴水利、抚孤贫等措施，对云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兴滇之心，事滇之子”。1279年，赛典赤·瞻思丁死于任上，没能看到大成庙完全建成，脱脱木儿继领省事，忽必烈要求“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1285年以后，实际主持云南政事的是云南王也先帖木儿。
赛典赤衣冠冢
赛典赤画像
这样看来，《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大约作于1280-1285年间，而《大理行记》的创作时间大约在十年之后。在这一二十年间，云南的气象略有恢复，社会比较稳定，因此郭松年重游旧地，观感也就有所不同。另外，如果说
《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是为了彰显赛典赤等云南地区大员在文教上的功绩，那么《大理行记》主要为了表现元朝统治下区域里欣欣向荣的面貌。前者称赞当地建立大成庙的功劳，当然要表现云南德化未施之前的状貌，而后者是对云南风物的总述，其目的性没有《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那么强，多溢美之词也就可以理解了。（四）结语
从《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到《大理行记》，郭松年始终表现出对当时忽必烈政权忠心耿耿的态度：支持赛典赤在云南的行政，支持忽必烈对云南的征服，支持元朝对云南的统治。他为云南所创作的这些诗文，是完全为他的身份和所处的职位服务的。
《大理行记》以朴素的文笔，大致展现了七百年前的云南面貌，也反映了当时部分官员的积极心态，意义相当重大。郭松年努力展现出“马上得天下”的蒙古人除了“武功”之外，还有“文治”的一面，至于他所渲染的这一面有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则需要加以谨慎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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