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宇之間帶著亦正亦邪的氣息，說不上於濱到底適合演何種類型的角色，事實上連他自己也敲不定。仔細閱讀他所出演的角色，有“罪惡的發動機”，也有充滿愛與夢想的血性男兒。曾有人說，演員即要毀滅自己，完全變成另外一個“新”人，於濱卻並不認同，“就像駕駛，再好的車也要控制它，不可能任由油門踩到底。同樣，再好的角色再好的戲也需要自己去控制。找到合適自己、合適角色的那個點，並不是完全把自己打亂。”方寸之間，遊刃有餘，恐怕這便是於濱的表演之道。
信仰是超越生命的熱情
信仰，是一個抽象的詞兒，很難用具體的字句解釋清楚。現代人的信仰隨著生活環境的變化漸漸變得模糊不清晰，缺少信仰的生命大概是可悲的。
《烏魯木齊的天空》。這是一部令人期待的作品，處於動盪年代人們對藝術、情感的壓抑無法得到釋放，愛情、信仰被放大數倍。片中，於濱飾演一名獲罪的流浪畫家“劉沛”，緣起幾張裸體素描，定罪，勞改，因傷導致右手殘疾。他是那個年代先鋒畫家的代表，亦是那個時代不幸的犧牲品。
於濱認定這個角色，他說，這是一個有信仰、有報復的年輕人。時代賦予他坎坷的命運，但也未見得他低頭。“一個人對待自己的工作和職業有信仰，超越於熱愛，這會讓他取得更大的成績，享受更大的快樂。我相信信仰是支撐生命的動力，是超越生命的熱情。”
1972年，意大利現代主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曾拍攝過一部名為《中國》的紀錄片，這部作品帶有爭議，卻也算詳實。於濱記得作者多年後重遊中國時這樣一句話：“中國的進步在於每一個人表情的變化，而並非物質。早時人們臉上表情生硬，沒有變化，而現在卻大不相同。”
於濱講，“劉沛”那個年代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外冷內熱。所有的情緒和嚮往都積壓在內心得不到釋放。“其實我國很多優秀作品都產生於那個年代，包括餘華的、崔健的。那時候中國人整體色調是黑灰藍，單一併且整齊，但他們內心會有很強烈的湧動。就像‘劉沛’，對愛情的認識，對職業的追求，都悶在心裡。為此我反覆看了很多遍《中國》，去體會那個年代人們的思想狀態和自我矛盾的感覺。”
問他，假如在那個情景之下，你大概也如同“劉沛”一般堅持心中信仰吧？“當然是這樣，於我來講，表演是我一定要堅持從事的職業。”
十七八歲，一腔熱血，於濱獨自來到北京。北京與想象中的樣子相差無幾，地標天安門廣場，而更重要的是中央戲曲學院和北京電影學院。在那一刻，我們相信，他聞到了夢想的氣味，或許是那種混著膠片和劇本紙張的味道。“就如同中國健兒奪金的瞬間，所有不為人知的艱辛都值得，在那一刻，體會到內心真實的興奮與快樂。”
觀眾必須認同你
考上北電的第一年是於濱最難熬的時期。身邊同學有底子好的，有拍過戲的，幾乎全班墊底兒的成績讓於濱開始了深深的自我質疑。用老師的話來說，他屬於“臉譜化”表演，擠眉弄眼，沒摸到門，什麼都不會。“但到了大二突然又第一名了。這讓我覺得表演不像背單詞，它像是一層層的窗戶紙，是個遞進的過程。開竅之前，永遠會覺得自己蠢笨，真開了竅，就越發自在了。”
剛踏入校園時，太多曲高和寡的影片令學子們頭皮發麻，四年後竟驚奇的發現，這些絕對堪稱經典。“這是什麼？這便是校園文化。那些堪稱經典的片子，有看多少遍都不會膩。再嚼一次還是有滋有味。像《美國往事》、《教父》，自己都沒想到居然看了十幾遍之多。這便是學校所給予你的，潛移默化的進步。”
但凡踏進演藝圈，說不在意名利是不現實的。於濱認真講，這與你在意與否無關，演員這個職業由不得你低調。確實，身為一名影視表演者，某種意義上講被觀眾記得是一種職責。好比平時生活中被人問到，你是做什麼職業，內心就會很不自在，“這說明你的工作並不成功。”
演好人或者壞人對於於濱來說，並沒有明確的規則，對角色有認同這是第一位，也是對自己的責任。壞人演的好，被“拍板磚”是觀眾給予的好評。“像陳強老師，由於飾演的‘黃世仁’太逼真太招人恨了，以至於臺下的小戰士向天鳴槍了。難道這是他演的太差了嗎？當然不是。就像講故事一樣，要能給你的觀眾、聽眾帶進去，這是一個演員的職責所在。”
另外一點，於濱講是對觀眾的責任。不論做什麼職業，記者也好，演員也罷，前期功課是必不可少的。越研究的透徹，對自己有期盼的人才越負責。於濱說，自己覺得最奢侈的拍戲方式像好萊塢一樣，一年拍一部片子。其中半年的時間用來做準備，剩下半年時間再去演。“這裡又提到一位老師，於是之先生。很早以前，老三國曾邀他拍諸葛亮，但得三個月後就要演，於老師拒絕了。他告訴製片方，提前兩年才能接這個角色，自己需要做大量的調查和深入的研究。”於濱解釋，這些老藝術家對自己的認真和對觀眾的負責，是作為晚輩的藝人應該學習的。“這樣的狀態對整個行業也是有要求的。一點點在進步，我們值得期盼的東西就越清晰。”
亦師亦友高希希
熟悉於濱的人都應當記得《紙醉金迷》這部作品，他所飾演的“宋玉生”可謂是演藝生涯中極具代表的角色。一顰一笑，足下步履和於濱本人有著極大的反差，演慣了錚錚鐵骨，倏地拿捏起男旦的把式還真不是什麼容易的事。那段時間，家裡、車裡、賓館裡全是戲曲的音頻資料，蘭花指、走路的姿態折磨得於濱寢食難安。
於濱回憶，險些這個角色自己就不買單了。儘管請了一個老師，手眼身法地去學，還是太沒有把握。“第一個鏡頭我連路都不會走了。拍完第一場，我感覺別人都等著看樂兒，自己能覺出有多差勁。”於濱跑過去問高希希導演，話都變得語無倫次：“導演，要不，我這個……”但令人意外的是，高導只是簡單地說“挺好挺好”，就又去指導燈光攝像的細節了。
以往人們印象中導演多是嚴苛的，於濱說，高導給人的印象卻並非如此。《紙醉金迷》的事讓他特別感動，“當時無論高導說什麼都會讓我更緊張，更無助。表揚的話，這不太合實際；批評我，我心裡也更沒底。你知道演員都是很脆弱的，在塑造角色的時候。是需要認同的，這方面來講，高導不太會給演員壓力。”
其實，於濱與高希希導演的合作早在2001年《花非花》便開始了。之後的幾部作品，包括《幸福像花兒一樣》、《甜蜜蜜》、《三國》等等於濱的表演都受到好評。歲月荏苒，十年時間令兩個男人從淺顯的工作關係升級為互信互敬的好搭檔。“我和高導之間的默契，好像兄弟，好像師生，又像家人和孩子。我尊敬他，尊重他，熱愛他。”
在《甜蜜蜜》中，“張軍”一角可算是壞到了極致，可於濱說，一開始這個“壞”並不成立。他反覆和高導進行探討，決定給這個角色找個壞的理由。“ ‘張軍’跟‘雷雷’吵架，讓‘雷雷’照著襠踢一腳，一下這變成他一生的陰影。這麼一來，所有的壞在張軍身上都成立了，也找到精神支柱了。”這個決定得到了高希希導演的肯定，於濱感到前所未有的認同感。
很多時候，一個人的成功很大意義上得益於良師的栽培、益友的扶持。於濱慶幸自己遇到高希希，從他身上自己學到了很多。他說上學時候老師就教給自己，畢了業出門臉上不要寫著“演員”兩個字，真正到境界的人是不需要這些的。然而從高導身上，他便看到了這一點：“高導是一個最不‘像’導演的導演。他不帶導演的範兒，也不拿勁兒。如果你不認識他，和他聊天，絕不會猜出他是做什麼的。這只是他的職業而已，我們每個人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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