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皇帝们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除了上朝问政，就是批阅奏折了。
比如在位仅仅十三年的雍正，光现存朱批过的奏折就高达42000件，做大臣的动辄参他一本，奏他一章，可以说无论大事小事，上到治国理政，下到问安谢恩，整个朝廷运转都紧紧围绕着小小的奏折来进行。也因此，处理这些铺天盖地的奏章，成了皇帝们最头疼的问题。
大清豪华朱批“知道了”八件套
朱元璋算得上是一代劳模了，毕竟农民出身体力好。然而当时的刑部主事茹太素，每次上奏动不动就几千上万字，而且言辞艰涩，还多有忤触，搞得朱元璋非常烦躁。
洪武八年，朱元璋已经懒得看他的万言书，就叫中书郎王敏念给他听，结果念了半天也没说到正题上。朱元璋直接炸毛，把茹太素召入朝堂打了一顿。事后还说，五百个字就能整完你整这么多干嘛？后来由于内阁的作用越来越主要，批阅奏折的压力，对皇帝来说算是不断减少。
但到了清朝就不一样了，大概是总结明朝的经验教训，觉着皇帝不管这事国家得完蛋，于是局面开始失控。比如康熙五十八年，浙闽总督满保上奏，给康熙奉送台湾特产——芒果，康熙表示知道了，但看起来没啥用，以后别送了。
而杭州织造孙文成，那更是准时每月一号，必送一封向皇帝问安的奏折，通篇一句话
：皇上您好吗？
作为蝉联多届“我是奏折王”冠军的人才，直隶总督赵弘燮。据台北故宫不完全统计在赵弘燮担任巡抚的十七年里就疯狂写了1176封奏折，平均不到六天就要递上一封新奏折，奏折数量第二的人还不及他一半。而且在这1176封奏折里，光是纯粹的请安折，就占据了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
每个月翻来覆去报道直隶地区的雨水情况，顺天报完报保定，保定报完报真定，有时候还会报重复，皇帝各种回复“都知道了”、“别人报过了”、“你也报过了”、“你不觉得报雨的折子太多了吗”，但压根止不住报雨的激情。
而且作为一名铁头娃，赵弘燮还屡次申请进京给康熙贺寿，即使不断拒绝，也
从未放弃过继续上奏哀求。偏偏康熙还不能屏蔽他，只能一次又一次拒绝，能碰到这么一个人才。想必康熙也是非常心累了。
雍正二年，河东总督田文镜上奏，说有人捡到170两银子竟然拾金不昧，花了一整天等待失主还拒绝了失主酬谢。雍正读到这个奏折，心里自然是很爽，毕竟充分说明在自己治理下，大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雍正表示情绪稳定，今年可以少杀几个人
于是乎各地官员躁动起来，甭管捏造还是事实，无数关于“拾金不昧”的奏折涌向京师，各路兵丁、农民、商贩乃至乞丐都成了“拾金不昧”的公民好榜样。
这倒不是因为做大臣的发神经一天叨叨没完，而是因为制度就是这么规定的。
拿“问安”来说，习惯上是“凡上奏折一匣，必附请安折一封”，就跟大户里佣人跟主人问安一样，皇帝作为国家的“主人”，当大臣的自然也得惯例问安。
像孙文成这样请安的奏折多，也说明他汇报的正事也很多，而杭州织造作为皇帝心腹，监察江南民情，频繁上奏也是情理之中。
每封“废话”其实都对应着一封“正事”
至于各地雨水汇报，则是因为在农业社会，奏报当地雨雪、年成和粮价也是至关重要的，到乾隆时已形成固定制度，同时也因此留下了反映当时物价和气候的珍贵资料。（尽管在当时看来确实是垃圾。）
其实不光皇帝头疼，大臣也头疼，算得上是互相折磨。有时候那真是你上奏也不好，不上奏也不好。
比如雍正二年，云南提督郝玉麟收到御赐孔雀翎，特派人进京送奏折谢恩；雍正三年，河南河北总兵纪成斌收到御赐哈密瓜，特派人进京送奏折谢恩。雍正的批复都是些诸如路途遥远，小礼小恩，不必特地派人来，随便就好。然而皇帝的嘴，骗人的鬼。真就有人天真地相信了，结果被雍正一通狠批。
比如在给浙江提督石云倬的朱批中，就说我每次亲笔给你写这么多格言警句，你竟然一个谢恩的奏折都没有，简直就是不识大体，枉费自己一片苦心，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朕诲汝许多格言，何啻珍宝。况悉系亲笔所书，未见汝感激奏谢一字。似此随众赏赐些微物件，乃长篇大论以相烦渎，殊属不知轻重、不识大体之至！可惜朕一片苦心训诲汝如此顽蠢之人。自此亦不再训不再赏赐矣。——《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
但无论手下大臣多烦人和头疼，作为一名尽职尽责的皇帝，清朝皇帝还是坚持每个奏折都去认真阅览的甚至还一一作出批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难怪清朝皇帝经常加班熬夜，批改奏折改到半夜精神恍惚都不能睡。
像康熙他儿子雍正，估计就是因为熬夜工作导致大脑失灵，不小心在朱批里留下了，“朕最近又胖些了”这种黑历史。
有时候碰到奏折实在太多，雍正会直接被弄糊涂，把请安帖的回复写到了奏事帖里。
所以说，清朝皇帝人均晚上十二点睡，早上四五点起床，一周七天全年无休批奏折。于是，清朝皇帝定下了朱批专用三连。能不写字就不写字，要写也尽量只写三个字以内，要多任性就有多任性。
而号称清朝第一大猪蹄子的乾隆，甚至还在奏折里回复过。“放你的屁” 和“言之不自惭乎”这种话，也算是任性到没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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