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母是2004年去世的，至今已十六个年头了，但我一直没有忘记她老人家。
1972年11月8日，年仅43岁的母亲因病去世，那时我才九岁。1969年父亲患肝病，后来转化成肝硬化腹水，由于公社医院马大夫的精心治疗和母亲的细心照料，父亲的病情逐步好转。母亲却积劳成疾，病倒没多久，就去世了。母亲去世后，我们全家老小的冬棉夏单，就是我的伯母，点灯熬油地抽空给我们做好的。
母亲去世后，我们家犹如雪上加霜，日子过得相当艰难，七三年的整个春天都没有吃的。那时我伯母家的大哥在部队当兵，已经提干，我伯母享受军属待遇，在生产队里吃平均口粮，所以她家有余粮。姐姐在家做饭，难为的只掉眼泪，父亲说：要不就再到您大娘家借点芋头干。这时，我伯母从她的屋西山头，匆匆地跑到我家，把怀里揣着的芋头干，呼啦倒进锅灶旁的洋瓷盆里，告诉我姐，可别吱声，别叫您大嫂知道了。她急忙惦着她的小脚，匆匆地跑回家去。父亲和姐姐眼里都汪着泪水，感激地望着伯母瘦弱的背影。
其实伯母悄悄地给我家送芋头干，我堂嫂是知道的，只是心照不宣。在这之前，我到伯母家去玩，嫂子就给我她从娘家带来的点心吃。当时我没吃完，就吃着回家了，恰巧被病恹恹的父亲看到，他十分地惊讶，瞪着眼睛问我：你怎么敢偷您大娘的饼干吃呢？我告诉你，做人要忠厚老实，饿死不做贼，冻死迎风站。我委屈地哭了，哭声惊动了前院的伯母和我堂嫂，伯母把我拉到她的怀里，抚摸着我的头发，对我父亲说：不就吃了几片饼干么，值当地这样嘿虎老二么。我堂嫂接过话茬，对我父亲说：四叔，是我给二弟的点心，你别嚷他。父亲听到后很是内疚，低着头说：都是我的病身子连累了他们。
七三年以后，堂嫂随军了，我姐和伯母家的凤姐成天价在一起。伯母就教他们做针线活，从拉鞋垫开始，我姐学会了做布鞋，织毛衣，缝补我们的褂子裤子。棉袄和棉裤还是伯母给做，她用旧套子铺好，再续上队里分的新棉花，那棉衣可暖和了。直到现在，我一想起伯母，心里就有暖融融的感觉。
伯母是一个十分要强的人，她打年轻就守寡，把堂姐和堂哥拉扯大，又打发堂哥去当兵，给堂哥成了家，鼓励堂哥在部队里好好干。后来堂哥提了干，当上了营级干部。堂嫂随军后，我伯母一直和她的亲家，也就是我堂嫂的娘家母亲，保持着来往。堂嫂的弟弟逢年过节，就来我村看望我伯母。我伯母由于是小脚，走路不方便，堂姐又在队上出工干活，所以走亲戚的任务，她就交给了我。堂嫂的娘家在我村西侧，顺白马河堤西行二里路就到。可我与五叔家的二哥到了大牛村的嫂子娘家，嫂子的母亲（我们喊大娘），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回来，非得在她家吃完饭再回。临来的时候，还给我们装满一兜她家产的红枣。回到家里，伯母又拿出她亲家回来的点心，分给我们大家吃。
我慢慢地长大了，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伯母就和我父亲说：叫老二当兵去吧，部队上锻炼人。我上学的年代，正是文革后期，每天早晨和中午上课，下午就去生产队劳动，一九七八年我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由于家庭贫困，我没有复读，就回生产队劳动。我正不甘心的时候，伯母点亮了我的心灯。于是，就在堂哥转业回乡的同时，我坐上了开往东北军营的绿皮火车，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我们家堂叔兄弟十一人，有四人走进军营，还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五叔，我们家算得上真正的军人之家了。但功不可没的，非伯母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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